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作品相关资料 南明崩溃的诱因——弘光太子案
有些大大对小说中“弘光太子案”描写觉得有些唐突。确实柳丁特意改写了这段历史。一方面是为了使结构显得紧凑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个事件真实情况让人哭笑不得但又不得不写。无论是马士英还是东林党在其中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下面是历史上真正的“弘光太子案”资料。应该能让各位大大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更好的了解。
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神宗朱翊均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军攻陷时，朱常洵被杀，朱由崧出逃至淮安。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陪都南京府部官员开始商议由谁来监理国家政事。督师风阳总兵马士英送书信给史可法和兵部侍郎吕大器，“言伦序亲贤，无如福王”，请尊朱由崧监理国事。当时官员们各怀心思，大多意属潞王朱常淓，因为“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但“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四月，福王开始正式监国。五月，即帝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此为“南明三朝”之一（弘光、隆武、永历）。
次年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萁秘密上奏，报告先帝（崇祯）所立的太子在浙。崇祯当初有七子，老二、老六、老七均夭折，其他四子为太子慈烺、定王慈炯、永王慈照、悼灵王慈焕。甲申之变后，太监栗宗周、王之俊将太子及二王（永王慈照、定王慈炯）献给了李自成，李自成还算客气，给这个明太子封了个宋王的头衔，拘于刘宗敏处。到李自成兵败，仓皇撤离北京之后，太子及二王遂下落不明，“不知所终”了。 但是，不久这位“太子”却在江南现身，并引发了一场动摇南明脆弱根基的大地震。
寻访太子及二王是弘光朝很多官员上书内容，所以朱由崧也不敢过于怠慢。三月初一，福王命太监李继周前往浙江召“太子”至南京，令宫廷内的官员迎入宫内，宫内官员认为此人不是太子。上报后，又令移居于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家，传令文武百官识认。大学士王绎指着明前任讲官方拱乾问：“此何人？”回答说：“是方先生。”而另一讲官刘正宗趋前说，“此人我不识，非太子也。”王绎又问：“先帝亲审吴昌时，太子立于何地？”不能回答。经反复审讯，此人招供，他确实并非真太子，乃高阳人王之明，驸马都尉王昺之孙，因战乱逃难至南方，遇高梦萁家人穆虎。受其唆使遂假冒太子。
按常理，此事本来到此为止了。然而，此时的弘光朝“朝政浊乱，贿赂公行。四方警报狎至，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马士英尚不肯罢休，他虽已大权在握，但反对者也多，所以想借此机会整倒政敌。三日后在午门外进行审讯，高梦萁、穆虎招认诈伪，下交刑狱。马士英令司法部门继续深挖挖此案背后的主使人及附和者，意欲再兴冤狱，遭到众臣抵制。当时朝中颇有权势的大臣如左良玉、黄得功、刘良佐、何腾蚊等人接连上书，劝朱由崧对此案要慎重处理。而朱由崧只信马士英，对忠言执意不听。
朱由崧本就是无能之辈，和死于李自成之手的乃父一样贪杯好色，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崧性闇弱，湛于酒色声伎”，朝政掌握在马士英、阮大铖手中，“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早引起众臣不满和抵触。朱由崧对马、阮作为并非不知，也有过罢意，“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赂福邸旧奄田成等向王泣曰：‘上非马公不得立，逐马公，天下将议上背恩矣。且马公去，谁念上者？’王默然，即慰留士英。”
太子案的升级正是此背景下政治斗争、派系倾轧的缘故，此案风云再起后，真假忽然模糊了，“南京士民哗然不平。袁继咸及刘良佐、黄得功辈皆上疏争。左良玉起兵亦以救太子为名。一时真伪莫能知也。”到后来，朱由崧亲自出面澄清，但为时已晚。“王亟出狱词，遍示中外，众论益籍籍，谓士英等朋奸，导王灭绝伦理。”
除太子案外，同时间还有另一件颇为轰动的童妃案。一位童氏女子至京，自称为福王之妃，朱由崧拒不召见，交付锦衣卫监候。童氏原是一宫女，洛阳被清军攻破时，童氏逃到尉氏县，与福王同居并生有一子。福王南下，童妃与太妃均各自失散。福王即位后马士英从河南迎回太妃，现在这位童妃又自动上门认亲。广昌伯刘良佐上言：“童氏必定不是假冒。”连马士英也认为：“如果不是关系真情，谁敢自称是陛下的王妃？”福王始终既不见面也不回应，令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审讯。童氏详细书写入宫的年月，以及与福王相遇别情，甚为详细，请冯可宗呈交朱由崧阅。冯可宗却因此被撤，改由屈尚忠审理。屈尚忠对童氏严刑拷打，童氏不久便死在狱中。这两桩案件，使得一时之间“中外哗然。”
当时，南明诸将以镇守荆楚的左良玉实力最强，“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最为马、阮所忌。“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东林也。马士英、阮大铖用事，虑东林倚良玉为难，谩语修好，而阴忌之，筑板矶城为西防。良玉叹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曾为左良玉监军的御史黄澍回京后，因弹劾马士英被陷害，逃回左良玉处，“澍在良玉军中，日夜言太子冤状，请引兵除君侧恶。良玉亦上疏请全太子，斥士英等为奸臣。又以士英裁其饷，大憾，移檄远近，声士英罪。”
左良玉发兵沿江东下九江，内战开打。马士英急调江北前线镇兵堵击，“乃遣阮大铖、硃大黄、黄得功、刘孔昭等御良玉，而撤江北刘良佐等兵，从之西。”致使江、淮防线空虚。清军看准了这个机会，豫王多铎乘虚而入，统兵渡淮南下。“时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请无撤江北兵，亟守淮、扬。士英厉声叱曰：‘若辈东林，犹藉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好坦白的一句话，真正道出了政治倾轧的真谛，而这也正是南明轻易丧失了江南半壁的原因。
就这样，仅仅一个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