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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氏输财，历济艰危昭史乘」之句，而王正廷先生亦曾挽以：
「是大众卫星，义粟仁浆施四海！」
先生早岁饱受贫穷的苦楚，待他成功发迹以后，他仍自奉俭约，不尚奢靡。他在饮食方面毫不讲究，山珍海味固所不辞，一碗咸泡饭，也能吃得津津有味。衣着一道，他更是常年一袭长衫，穿鞋子，他爱穿缎面软底，新鞋子上脚还嫌不适意，总是命人先替他穿软了，自己方始着用。
仁民爱物，薄己厚人，这是杜先生立身处世的一大原则，且能身体力行，历数十年而不渝。香港时报民国四十年八月十九日的一篇社评，对于杜先生的此一美德，论说得相当透澈：「杜氏以一『出身寒微』，『朴实无文』的平民，崛起海隅，……平日立身行己，对人接物，尚道义，重然诺，处处揭示着『朴质无文』的本性，即处处表现着令人尊爱的美德。因此，他能以布衣而抗颜当代名公钜卿，广交四方智勇力辩之士，无贵贱，无贫富，皆乐与接近。他又能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忍人之所不能忍，救人之所不可救。故其事业的发扬大成，固由于他的才智使然，而社会大众在无形中给予他的同情鼓励，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果实的获致，即是从他一生的义行中产造出来的。」
友天下士，读古人书
提到杜月笙先生的才智，以笔者和他过从二十六年，情深肺腑，谊重骨肉，朝夕亲炙教益，长年累月所获致的印象而言；我必须承认，杜先生纵或只读过几个月的书，「朴质无文」，然而他慎思明辨，目光如炬，他的才智多半是由天赋而来，亦即钱永铭先生所说的：「智能天纵，仁心夙具。」除此而外，那便是他天性「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国之大老许世英先生，和杜先生订交二十余载，屡共寓庐，常同晨昏，许先生尝留心观察杜先生怎样治乱理棼，待人接物。许先生说：「观其治事，恒若不假思索，而无钜细；罔不衷于至当。其交游也，事上无谄，遇下有恩，富贵贫贱，死生不易，其态纯然，如浑金太璞，不待雕饰而成大器！」吴铁城先生也曾说过：「……先生，昭代超人之一，重言，一非常人也。先生独有其至性至德，良知良能，得天者厚，与生俱来，发为行动，均合于造化之自然，有若春风之煦育，甘露之膏泽，滋荣万物，造福群生。」方治先生尤曰：「先生尝以幼年未能致力学问为憾，但是他的刻苦自励，慎思明辨的功夫，较之一般自命为通儒学者，并无逊色，盖因天赋甚厚，虚怀若谷，有以致之。他把宇宙间的经纬万象，都作为研究的课题，社会上的是非美恶，都视作人生的明镜。因此，他的卓越见解，超人智能，诚非常人所可望其项背。」
综合以上三位先生的高论，加上笔者个人对于杜先生的了解，杜先生之所以崛起沪滨，领导群伦，浸假成为一代贤豪，其基于个人才智方面的因素，我以为似可归纳四点：（一）天份智能绝高，（二）魄力雄浑，（三）虚怀若谷，对人从无骄矜之态，成就愈大，愈发谦虚。「满招损，谦受益」，就杜先生而言，确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四）杜先生还有一点异于常人的最大优点，那便是「知人善任」。
杜先生一生严格遵守他个人所创的许多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知人、善任」，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处理人事问题，从不假手他人。
以我个人亲身体验所知，杜先生用人的方法，非常巧妙，我们不必讳言，杜先生的门下三千客，良莠不齐，鱼龙曼衍。但是杜先生用人的第一步先是知人，他以一双慧眼，丰富的阅历和过人的社会经验，门下客有什么长处，什么短处，他可以在短暂时间之内，洞悉无遗。然后，他便取其所长，截其所短，使每一个人都能置身发挥长处的工作岗位。
杜先生品评天下人才，列为四等。有本领而无脾气者居上，有本领也有脾气者列中，无本领亦无脾气者下焉之，无本领反有脾气者不入流，属于劣等。他所谓的本领，不一定是精娴韬略如诸葛亮，或则为万人敌如猛张飞，他只着重那些头脑灵活、手腕玲珑，可以开天辟地，打出江山的奋鬪人物。他所嫌弃的人，到不是一语不合，拔刀相向的莽汉；而是那些色厉内荏，表里不一，经不起打击与考验的懦夫。他喜欢宁可胯下受辱，终于大节不亏，有如淮阴侯韩信那般的能忍自了汉。凡在杜先生门下的诸君子都知道：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穿窬鼠窃者流，有本领的不稀奇，少气节的必定存身不住。
杜先生平时很少对人疾言厉色，摆出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他了然一个人如有长处，必也有其短缺，他用人之所长，而身教言教，潜移默化，去其所短。但凡入了杜先生的门，很少人会入宝山空手回，这是杜先生伟大高明的地方，也是人人乐于为他所用的症结所在。
先生尝谓与笔者夙有宿缘，自民十七年忝列杜门座上客后，接席欢谈，每每聊到夜阑人静，犹仍怅怅兴辞。但有一日不得见面，先生或遣信使，或来电话，辄常殷殷为念。由于长时间的相处，我仰体先生待人的许多长处，譬如先生对我所谓种种，即从不曾自他人口中闻及。尤足奇者，先生对门下诸君的生活情形，经济状况，了然有若指掌，某人发生了困难，他必能如时如份，伸出援手﹔他的馈赠，向以亲手相授，从不假诸第三者，因此受惠的人，份外觉得温暖感激。「天知、地知、尔知、我知」，杜先生这么做，决不是故弄玄虚，足恭乡愿，而是由于他自己深知贫穷的痛苦，了解涸辙之鲋，将伯之呼，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他能解人之厄，济人之困，同时更能以最虔诚、最体贴的心情出之
杜先生和门下士相处，往往谈笑风生，不拘形迹，使人以为他是最可亲近，最足以信托的好朋友，而不是道貌岸然的师尊，或是高不可攀的上司。杜先生拥有庞大的事业，总绾数以百计的机构，但是跟他办事的人，上下交讙，亲切有如家人父子，在他所主持的单位中，看不出有半点衙门化的迹象，更不会出现所谓的官场作风。这不仅能够在无形中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他所用的工作人员，咸以为跟随杜先生工作，是一件很荣幸、很合宜、很有意义的事。
在杜先生的脑海中，彷佛有一整套搜罗宏富的人事资料，分门别类，一索即得，尤其新的资料尚在不断的增补修订。每逢有一件事发生，需要什么人去处理，他可以不假思考，运筹一心，调兵遣将，立刻派出最适当的人选。他这项本领，也是由他的天赋得来，否则的话，以他一个人的精力﹐面临那么许多的问题﹐主持那么庞大的事业，如果遇事不能当机立断，知人善任，那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的。
门生部属，对于他忠诚的程度，是杜先生平素最注意的一件事。他目光锐利，思想敏捷，判断力极强，因此他颇能识人、鉴人。在他面前「掉鎗花」，无异是作茧自缚。不过，杜先生虽能洞若观火，使心怀叵测者在他面前无从遁形，但若被他看出了破绽，他也是心存厚道，决不当面抓破脸皮，而希望能以他的一腔至诚，将之潜移默化。他常告诫我们说：「对人必须诚恳，即使有人欺瞒我于一时，我总能以诚字来感动他，使他心悦诚服。我的处世之道，尽在一个诚字，你们举一反三，方始可以谈交友。」上海华格臬路杜宅的门联，一向都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这两句联语，最足以说明杜先生的胸襟和为人了。
先生治事，讲究原则，力求以简驭繁，一桩事情交给了某一个人，他便绝对寄予信任使其放手去做，设非必要，他决不干涉掣肘，徒增办事人员的困扰。他所主持的各个机构，大事件他早有指示，小事情他从不过问。每凡创办一项事业，朋友需他帮助投资的，不论数额多大，他总是悉索敝赋，一力肩承，一言为定了无吝色。但如他自己要剏业了，他反而详加考虑，再三审慎。旁人见他这样，颇感讶异，曾有人当面问他：
「以先生个性如此豪爽，财力如此雄厚，办一个事业，何须经过这么审慎的考虑？」
杜先生总是正色的回答：
「我自小失学，又没有一技之长，我能差堪自立，完全是靠友好们的信任，因此我若负责一件事情，就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这是我怕别人笑我不学无术的关系，我怎么能和那些有学问有根柢的人相比呢。」
三千万日元的故事
杜月笙先生遗嘱的最后一段
「……兹当永诀，深以未能目覩中华民国之复兴为憾，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从游之士，能继余志，各竭忠诚，是所大愿。」
先生对于国家民族之忠诚，到他所临终时依然神明朗澈，心系邦国。因此香港工商日报社论赞曰：「……年前上海不守，平素自以为读书万卷，深知出处进退的所谓士大夫，大多数均因经不起现实考验，而纷向恶势力投降，惟杜氏飘然来港，闭门谢客，以表示其义不帝秦的忠贞气质，久而益坚。故今日盖棺论定，杜氏高风侠骨，大节无亏，即此一点，就无愧其为一代人雄了。」
高风亮节，义不帝秦。在杜先生的一生中迭有表现，自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役起，他曾两度避乱香江。而且在抗战之前，还有一件鲜为外间所知的轶话。日阀阴谋侵略中国，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早在大战未起之时，即已深知杜先生为东南支柱，一代人望，拥有无法估计之潜力，因而千方百计，亟思笼络。上海日总领事馆，甚至月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