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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她不断地埋怨他，使他的心情更加烦躁。有时大声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话？！有时又把庐山会议算他老帐的那些问题，向妻子来说明原委。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和恐惧之中。毛主席说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在绝对敬爱的领袖和一贯信赖的丈夫之间，她应当相信谁呢？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她解释；来到学校，党委开会又要她汇报思想，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她一贯遵循 “无事不可对党言”，但彭德怀所谈与毛主席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旦由她的口说出，其后果会怎样？她不寒而栗，精神极度紧张。“千万不能谈出去！”“千万不能谈出去！”她拼命地稳定和叮嘱自己。
她唯恐“彻底交代，放下包袱”的攻势冲破她那脆弱的防线，决心在家少问少听。彭德怀的谈话她不再深究，只劝他认错，责备他骄傲：“难道那么多领导同志都错了，就你对了吗？”“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彭德怀也生气了。
20年相敬相爱的夫妻出现了争吵。盼了一周的相聚却又常常不欢而别。她希望彭德怀通过学习反省作检讨；彭德怀却越学习越坚持自己的看法，对报纸的鼓吹忧心不己。
因为回家，浦安修就有交代不清的“彭德怀的反党言行”，划不清的和“右倾反党集团”的界线。向哪里去求救呢？人们都躲着她，她成了“不祥”的人。她悲苦地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的祥林嫂。
其实，彭德怀也很体谅她的处境，他并没有把自己思考的许多问题告诉她，以免给她造成很大的思想负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深信在他心中搏动的是亿万普通人的呼声。从童年时代就孕育起来的那股不屈于命运、不屈于压力、执著追求真理的劲在他的血管中涌动，他一连几天坐在书桌旁读那份《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他清楚这份决议的份量，那是以具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作出的，是要传之千古的。但他越读越觉得它的错误严重，他决不屈从于这样一个谬误的决议。
从1960年4月到5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他总是伏案写着。
就在这一段时间，彭德怀写下了一本长达5万字的笔记，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人们迄今为止看到的、对那个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决议的第一个直接的批判，也是高级党校这个特殊学员的一篇特殊学习心得。
在中国大地的另一个角落，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这个具有学者气质、同样是不屈从的人，在1961年中，用知识分子的思辩，继续从理论上批判以“三面红旗”为表现形式的“左”的错误，写下了直到他身后的第9 个年头——1985 年才全部公之于世的3篇文章：《关于按劳分配的提纲》、《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
果然是一文一武。彭德怀的《 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以下简称《 看法》）完全是军人气质的。也许因为它太尖锐、太直率，这份笔记从彭德怀在成都永兴巷7号的住宅中被搜出以后，在“文革”中一直秘存于彭德怀专案组档案中，没有 “扩散”。彭德怀在《看法》 的开始就提出“《决议》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对《决议》作了如下总评：
“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国内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帐，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
《看法》忧虑：“会后又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就使得在当时本来己经存在着的‘左’的东西更加严重，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许多无根据的计划，就造成了严重损失。庐山会议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而1959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1960年这种形势仍将继续。”
“庐山会议既不正视这一严重事实，又不悬崖勒马进行调整。反而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正这个错误。”
《看法》联系实际，作了理论分析：“从1959 年下半年起，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地走在了生产力发展的前面，这是错误的。”
《看法》批评当时盛行的许多口号和做法，如：“三年苦战改变落后面貌”：“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矫枉必须过正”；各种“大办”“大搞”……《看法》认为：“这些全民大办并不是人民群众多数自觉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对此，他认为“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彭德怀认为出现在报道中的工人劳动不计报酬，取消计时计件工资、商店无人售货、农村继续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队与穷队拉平等等作法都是“左的蛮干”，是“党的各级机关的有些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企图跳进共产主义的问题”。在《看法》中，彭德怀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不能容忍的现象。如：“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对于彭德怀这些痛心疾首的忧国忧民之言，“文革”中的专案人员在旁边批了八个字：“造谣特等，极其恶毒！”一埋头写了近半个月，思绪伴随着北京春季的狂风激荡，彭德怀终于搁笔，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了。
过了“五一”，他又拿起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已经读过几遍了，这次重读，仍然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在笔记中写道，因为读这两本书，“把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对我的指责几乎完全遗忘了”。
几天后，彭德怀在高级党校参加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讨论，这又触动了他对庐山会议的回忆，思想回到国内的经济问题上来。只要一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的思想便不能平静。
彭德怀想起去年9月3日到1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接连登载的三篇文章：《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驳全民炼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市场紧张的谬论》、《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三篇文章异口同声否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认为有也是个别的。其中第一篇是出自国家统计局之手，该文引用浮夸的数字，断言：“在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国民收入，人民生活，积累均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彭德怀曾在这篇文章上批道：“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象，继续扩大‘左倾’错误外，几乎没有其他参考价值。”彭德怀列举他亲自调查的结果，说明从1958年秋后农民生活逐步下降的情况。1960年1月，以产京西稻著名的挂甲屯，因为缺粮，居民把吴家花园墙外的榆树叶打去充饥了。这个景象使得彭德怀整日愁眉不展。
由于想起上述三篇文章的种种乐观估计，彭德怀继续在《看法》中写道：“好得很，我衷心祝愿如此”， “但事实恐怕不能如我所祝愿”， “而是工农业产量下降，可能出现一个大马鞍形，全面下降”。他们“骗了自己，也骗了中央领导同志”。他认为，因主张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而被撤职处分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和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而被批判的东北协作区办公室干部李云仲的意见，都是值得考虑的。他问道：“随便把这些提意见的同志，加以各种莫须有的、极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样做对党、对人民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
彭德怀对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采用的一套斗争方法极为反感，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多处提及，如：“断章取义”、“极端加以夸大”、“人身攻击”、“发生争论离开问题去推测其他”、“突然袭击”、“打闷棍”、“罗织罪名”、“莫须有”、 “算老帐”、“只许检讨，不许还手”等等。在重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之后，他不再“耐怨”，针对《决议》中的一些无端指责，他列举事实，在《看法》中一一驳斥。
《决议》指责彭德怀：“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己克服或者正在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一团漆黑”。
针对这一指责，彭德怀在《看法》中写下了《究竟谁在加以极端夸大》一节；
庐山会议指责他在党内“拉拉扯扯，封官许愿”。他写下了《真的有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吗》一节；《决议》指责他“只顾个人小局，不顾党的大局”，他写下了《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吗》一节；在庐山，林彪给彭德怀送上了几顶帽子：“野心家伙”阴谋家“、”伪君子“。于是小会、大会上，便出现了所谓彭德怀”伪装直爽、伪装朴素“的种种发言，而且写入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之中。
《决议》写道：“也由于他（彭德怀）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对此，彭德怀在《看法》中愤然写道：“真的是伪装爽直、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