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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底的正式任命会议以后，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的两位要人，索华德夫妇邀请我出席他们为我安排的一次晚餐。他们的房子位于达特福德选区的埃里斯，离索华德担任董事的阿特拉斯防腐剂公司不远。该公司生产油漆和化学产品。索华德的老板，公司的总经理出席过我的正式任命会议，也是晚餐的客人之一，就这样我邂逅了丹尼斯。
一见到丹尼斯，我立刻感到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了解政治至少不比我少，他对经济了解得更多。他的职业爱好是油漆，而我的职业兴趣是塑料，看起来这种友谊好像缺乏浪漫的基础，但这些共同爱好使我们很快建立了对科学的共同兴趣。从当晚的宴会中我发现他的观点是纯粹的保守主义的观点。
晚宴后，丹尼斯开车送我回伦敦，以便我能及时赶上回科尔切斯特的午夜火车。晚上开车，这段旅行时间并不长，但这段时间不长的旅行足以使我发现我们俩的共同点还很多， 丹尼斯酷爱读书， 尤其喜欢读历史、传记和侦探小说。他好像读过《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每一篇文章。我们还发现我们都喜欢音乐：丹尼斯喜欢歌剧，我则喜欢声乐。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在选区的一些活动中见面，也在其他场合频频相见。他风格独特，有锐气，偏爱快速车，开一辆“美洲豹”。他长我十岁，比我更诸世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见面谈论的多是政治，随着见面越来越多，我们也去看些话剧，或共进晚餐。像其他恋人一样，我们也有我们喜欢去的餐馆。一般的约会要到索霍的小面食店。具有特殊意义的约会要到菲茨罗维亚的“白塔”、泽迈街的法国餐馆以及“绿藤”。丹尼斯十分细心，会关心体贴人，使我很高兴。我首次参加达特福德的选举运动后的圣诞节，丹尼斯向我赠送了一份非常别致的礼物，是一个带银盖的水晶化妆粉盒。我至今珍藏着这份礼物。这时，我开始认定丹尼斯是认真的。
我们本来可能很快就结婚，由于我酷爱政治，而他喜欢橄榄球，所以星期六我们总是各有各的事，无法约会。但为弥补约会不成的缺憾，他对我的选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一有问题立刻解决，所有的后勤杂务均由他安排周到。实际上，他向我求婚及我们订婚的事无意中也在政治上帮了我的忙。选举的前一天，贝丽尔·库克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订婚的消息透露出去，期望最后再为选举助一臂之力。
对于丹尼斯的求婚，我认真地考虑了很久，以前，我把我的心思全都用在政治上，没有真正把婚姻问题列入我的计划。我因此就没有考虑此事，只想有一天婚姻问题会水到渠成，自然解决。我知道丹尼斯在二战前结过婚，战后婚姻破裂，他请求我做他的妻子也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越是考虑，越知道我该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是可能的，40多年后的今天我感到当时决定说“同意”是我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
在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考虑离开BX塑料公司及科尔切斯特。当上达特福德的议员候选人后我更觉得我应该在伦敦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已告诉选拔委员会我将全力以赴参加竞选，我确实想这样做。从性格上讲，我不会三心二意。因此，我开始在伦敦找工作，年薪应在500英镑左右。虽然这个数目在那时也不算大，但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足以使我生活得比较舒适。我参加了几个单位的面试，发现雇主不大愿意录用一个为了从事政治而辞去以前的工作的人。我绝不会去掩饰我的政治追求，更不会放弃它，所以，我继续找其他工作。最后，位于哈默史密斯的J·莱昂斯公司的实验室录用我作食品研究化学师。这项工作理论性比较强，因此，我对这个职位比对BX塑料公司的工作更为满意。
不久，我搬到了达特福德选区的新住处。实际上，从各方面来讲，达特福德成了我的家。我的房东全家对我关怀备至，无以复加。对人友善是他们的天性，他们又都是坚定的保守党支持者。米勒夫妇也悉心照顾我。晚上参加完会议后，我经常到他们家去喝咖啡，放松放松。我在科尔切斯特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经常到他们家度周未。这个家庭和睦祥和，好像每个人都想尽情享受生活，因为战争的困难时期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定期地参加一些政治性或非政治性活动，女士们总是精心打扮，穿得光彩照人。约翰·米勒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与米勒夫妇住在二起，他是我的好朋友。每次有聚会，他都送我一支粉红色康乃馨，让我插在衣服上。
我经常开车到北肯特郡的其他选区。达特福德、贝克斯利希思（特德·希思是候选人）、奇斯尔赫斯特（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及格雷夫森德（约翰·洛）四个选区合作密切，莫里斯·惠勒任四个选区的主席。他时不时地邀请我们到他家聚会。他的房子“弗兰克斯”很大，在霍顿柯比。
那时，达特福德的席位是四个选区中最难赢得的，所以，毫无疑问在它的邻近选区眼里也是最不重要的，虽然达特福德人不这么看。从政治上讲，把有把握获胜的选区与毫无希望获胜的选区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如果在毫无希望获胜的选区建立起活跃的组织，就很可能把你们的竞争对手的支持者从你们希望保住的政治阵地上吸引走一部分。这正是中央总部希望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以便帮助特德·希思保住贝克斯利这个能赢得的席位。
这样，我认识了特德。他已是贝克斯利的候选人，中央总部要我到他的选区去讲话。特德已较有名气。他参加过二战，被授予中校军衔。他的政治经历始于30年代后期支持一名反慕尼黑协定候选人参加牛津的补缺选举之时，他也因此赢得中央总部及四个选区协会的尊敬。他这个人十分爽快、逻辑性强，他总能列出4个目标或5种攻击的方法。一见面，他的这种性格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一方面与选区的工作人员十分友好，但另一方面又总是领导者，“候选人”，或“议员”，这使人觉得即使在他最和蔼可亲的时候，他仍有些与众不同、孤芳自赏。
他的邻近选区奇斯尔赫斯特的候选人帕特·霍恩斯比一史密斯则与他截然不同。她热情奔放，富有活力，是一种明星式女政治家，1946年她发表的一次极富煽动性的右翼演说轰动了保守党大会。她总是十分乐意帮助年轻同事，到全国各地演讲。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她举行的非正式晚宴聚会上进行政治长谈。
1950年选举到来之前，我们就感到保守党力量开始恢复。这种恢复与其说是保守党内对其政策进行重新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保守党人及全国人民对艾德礼政府主张的社会主义作出的强烈反对的结果。安奈林·贝文在1948年7月把保守党描述为“害鼠不如”，像我这样年轻的保守党人正好借机发扬英国人历来善于自我嘲讽、自我贬低的传统以表示对党的忠诚。我们在外出活动时戴上一枚“害鼠”像章，是一个蓝色小老鼠。谁吸收了10名党员，就戴上一枚像章。这些人被称为“恶鼠”。谁吸收了20名党员，就成了“大恶鼠”。这样，党内人员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几等。有个居住在特威克纳姆的某个地方的人被“封”为“鼠王”。
我倒是克利门特·艾德礼的崇拜者。他为人严谨，是个爱国者。艾德礼与90年代的政治家不同，他注重实质，从不哗众取宠。他的政府确实十分激进、急于改革。1945年的工党宣言是一个十分左的文件。现在看来，这一点更清楚。战争刚刚结束，大家大谈特谈的计划、国家控制均是战时的用词，所以人们无法真正掌握其全面的影响。实际上，计划与国家控制是对商业、资本主义及市场的全面攻击。这种观点的基本理论前提是，“除了战争期间以外，我们是否充分利用了我们的生产能力令人怀疑。我们必须纠正这种情况。”认为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决定把资源用在哪、不用在哪更符合国家利益。提出国有化、控制、计划，不只是或不主要是基于社会的原因，而是基于经济的原因。认为有害的垄断只出现在私营部门。因此，钢铁工业国有化的理由是“只有公有制代替了私人垄断，钢铁工业才能是高效的”。其中最为激进的也许是工党对土地的态度。工党清楚地表示地方当局强行收购土地仅是一个更全面计划的开始，因为“工党主张土地国有化并将为此努力”。
工党政府在实现其竞选宣言中提出的具体诺言是极有魄力的。没有人会怀疑工党实行社会主义的记录。而人们攻击工党的目标显然是社会主义带来的经济后果：货币贬值和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庞大的公共开支使所得税的标准税率几乎与战争时期的税率持平，即每英镑上税9个先令。战时的各项控制非但没有取消反而扩大了范围，例如1946年又对面包实行配给制，一年后土豆也实行了配给制。因此，1950年的竞选运动就是围绕以上这些对任何当时执政的政府都极其危险的问题展开的，而我对这些问题则应付裕如，可以把高深的理论主题与更为实际的“面包与黄油”问题结合起来。
1950年的保守党宣言是一个匠心独运的文件，它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又提出了一系列谨慎的具体的誓言，以改变现状。它强调了通货膨胀的后果、经济管理混乱、浪费及官僚主义的情况。我对宣言关于外交政策的明快的表述特别满意。
但保守党也比较谨慎，没有承诺马上停止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