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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一切使特德觉得安全了许多。在下个星期二的影子内阁会上他甚至对我们说，“这次竞选控制得不错，运作也很正常。”我们的讨论充满了奇怪的假象。除了特德外，所有的人都明白，主要的政治问题在于他仍然是领袖，而他却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苏格兰问题，转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人的支持，如何争取工人阶级选民更多的支持等。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的分析也是有漏洞的。两天以后，我接受了《旗帜晚报》麦克斯·黑斯廷的采访。这次采访以“撒切尔夫人和中产阶级的曙光”为标题刊登出来。我指出，我们应当设法恢复中产阶级对我们的支持，因为“［作为中产阶级］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而是对生活的整个态度，一种承担起自己责任的愿望”。出席影子内阁会议的人中绝不只是我一个人感到我们在这次大选中的失败，使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丝毫的自我安慰。
这时，特德正在与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进行难解难分的艰苦斗争。他们要求通过竞选产生领导人，实际上是要求改革选举领导人的程序——他在答复他们的要求时，对他们作为后座议员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理由是他们是由上一届议会选出来的，他们自己首先需要由保守党议员选举产生。特德和他的顾问们希望以此把他的反对者从执委会中赶走，换上顺从他的人。为了试图争取后座议员——这多少有些为时已晚，特德还建议应从他们当中委任额外的前座发言人，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议会下设的各委员会的官员可以坐在前座发言。很快即将改组影子内阁的说法这时也已不翼而飞广为流传。
对我的前途，媒体再一次比我本人更为乐观。《星期日快报》和《旁观者》都在11月3日编出了我要出任影子财政大臣的故事。这个想法不错，而且是我喜欢干的事，不过我觉得特德极不可能把这个差事交给我。那个星期一的《金融时报》和《每日镜报》都或多或少地肯定了我的想法，说我将要担任经济方面的高级职务，但不是影子财政大臣。事实果然如此。我被任命为罗伯特·卡尔的副手，专门负责财政法案，我还被任命为指导委员会成员。我的一些朋友为我没有得到更重要的职务而恼火。但是，从那些年我跟随伊恩·麦克劳德做财政法案的工作的经验来看，我知道这个位置最能发挥我的才能。当时特德和我都没有料到在后来的3个月里，我的这个职位是多么重要。影子内阁改组总的来说表明特德的政治地位不稳固。爱德华·杜坎拒绝加入影子内阁，因此，它对党内右派不再有吸引力，而其中有些人特德至少需要争取过来。新加进来的蒂姆·雷森和尼古拉斯·斯科特多少有些左的倾向，尽管很能干，但不是政治份量很大的人物。
11月7日星期四，就在影子内阁改组的当天，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全部成员，包括爱德华·杜坎，都重新当选。这对特德是个坏消息。领袖竞选在所难免了。他给爱德华写信说，他现在愿意讨论修改选举党的领袖的程序问题了。从这时起，赶在其他候选人可能发动有效的竞选运动之前尽早结束这次选举，可能对特德有利。
这时，我开始参加由尼克·里德利于1972年组成的“经济问题聚餐小组”的聚会。小组主要包括像约翰·比芬、乔克·布鲁斯—格丹、约翰·诺特等主张健全的货币政策的人。我埋头于我的新职务的具体工作中。这时从事这项工作是带有挑战性的，因为11月12日星期二，丹尼斯·希利提出了一份季度预算。预算对工业中迅速出现的问题作出了惊慌失措的反应，其中包括营业税额削减7。75亿英镑（6个月以前刚刚新增了4。95亿英镑的新营业税），还停止了对国有化企业的某些补贴。特德在还击时，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惊讶声不绝于耳。他批评了财政大臣使国有化企业产品的价格上升到市场价格的水平。他的话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下一个星期四我的机会来了，我在预算辩论时代表反对党发言。我事先作了准备，将工党过去的宣言与它现在的行动进行了对比。我的演讲中有些内容是技术性的、具体的，这是必要的。但是，我对那些插问的回答赢得了后座议员们的欢呼和支持。哈罗德·利弗（没有他，工党在经济上可能更加愚蠢无能）在我演讲不久就打断我，纠正我引用的他过去的观点。对此我进行了直接答复。在一阵阵欢乐声中，不少欢乐来自这个出身富裕，精明狡黠的商人自己，我答复说：“我总觉得我永远比不上财政部的他［利弗］，因为获取金钱的方法有4种：赚钱、挣钱、与有钱人结婚和借钱。他似乎在这4方面都有经验。
在另一问题上，我被大为激怒的丹尼斯·希利打断。当时我引用《星期日电讯报》报道他的话说：“我从来不存钱，一有钱就出去给家里买些东西。”丹尼斯·希利极为愤怒，所以我很愉快地退了一步（联系这样的事实即像其他社会主义政治家一样，他有他自己的乡间别墅）说：“我很高兴我们了解这样的事实，财政大臣是一位乐意存钱的好手。我知道他主张在保守党居住的好地盘上购置房产。”
没有人说下议院的答辩必须敏锐机智才算有效。但这场问答振作了保守党议会党团摇摇欲坠的士气，我本人的名声也大大提高了。
就在这时，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作为霍姆勋爵已经回到了上议院。他同意主持审议选举领袖的程序。11月20日星期三，我收到了杰弗里·芬斯伯格的短信。他是我邻座的议员，也是我的朋友。他的信说：“如果你竞选领袖，很可能获胜——就我来说，我希望你成为候选人，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可是我仍然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虽然基思因埃奇巴斯顿演讲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的候选人还必须是他。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下议院的办公室里埋头研究那份财政法案，电话铃响了。是基思，他想看看我是否在，他有话要过来对我说。他进门的一刹那我就感到了事情的严重。他说：“我很遗憾，我确实不能竞选了。自从我作了那次讲话以后媒体就把我的房子围住了，他们一点情面都不讲。海伦（他的妻子）受不了啦，我已决定实在不能作候选人了。”
他的情绪明白无误，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快要到了绝望的边缘。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保守党和整个国家丢给特德牌的政治而不顾。我听到自己在说：“基思，是这样，如果你不打算竞选，那我就参加竞选，因为总得有一个代表我们观点的人出来竞选。”
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的脑子里已是一片混乱，我不清楚我得胜的机会如何。我对竞选领袖的事一无所知。我只好暂时把这一切丢在脑后而继续集中精力研究财政法案。然而，不知为什么，消息还是传出去了，我开始接到议员朋友们鼓励的电话或便条，那天很晚的时候我回到福拉德家中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丹尼斯。
“你一定是发疯了。”他说，“你没有希望。”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会一直支持我的。
第二天，弗格斯·蒙奇马利来电话，我告诉他基思不竞选了而我要竞选。我不知道怎样让特德知道此事最恰当。弗格斯认为我应该私下和他面谈。我在兰伯赫斯特度过了周未，远远地躲开了媒体评论和推测的喧嚣。我要想的事很多，主要的一点是，我虽然还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进行，但我对基思的反应肯定是正确的。特德必须离开了，这就是说，必须有人来向他挑战。如果他获胜，我在政治上就完了。那样当然不好，但还是可以忍受的，比当后座议负更糟的事还多着呢。而我获胜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不过我确实认为我参加竞选就可以吸引更有力的候选人出来竞选。即使他门与我和基思的想法不尽相同，但仍可说服他们同意改革保守党现行的灾难性方针。
我安排于11月25日星期一会见特德。他坐在下议院他房间里的桌子前。我其实根本不必担心伤害他的感情。我走进去对他说、“我得告诉你，我已经决定竞选党的领袖了。”他表情冷淡地看着我，转过身去耸耸肩说道：“请便。”我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于是，星期一我第一次作为公开的保守党领袖竞选人与媒体见面。我很高兴可以指望得到戈登·里斯的帮助和建议，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朋友并且参加过我早些时候的记者采访。这些采访进行得都很顺利。当然，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这就成了人们感兴趣的主要话题。那天晚上影子内阁和指导委员会的气氛多少有点“紧张和尴尬。环顾左右，我发现除了基思，到场的人中支持者寥寥无几。我猜想人们觉得我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因此就没有公开表示更多的敌意。在稍后举行的保守党财政委员会会议上，没有这种明显的压抑气氛。我觉得我就像特曼的一个非凡的卡通片中那个”想当保守党领袖的男人“，只是我是个女人。片中那些被激怒的上校们和愤怒的贵妇们对他大发雷霆。
我相信，特德的小圈子，还有党中央总部里至少有一个人，曾经希望我碰到点什么事像毁掉基思那样毁掉我。在两个月前接受《退休前的选择》杂志的采访时，我为那些面临食品价格迅猛上涨而勉强维持生活的老人们提供了一些我认为是比较实际的建议。我说可以储存一些罐头。我小时候就有人对我提过与此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