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从壶关回师许县，考评各位将领官渡之战前后的功劳，结果是于禁、乐进和张辽三个人的功劳最大。曹操上表献帝，对他们三人予以表彰，曹操在表彰命令中说道：
“乐进、于禁、张辽武力高强，谋划周密，品质专一忠诚，有节操和大义，每次临敌交战，都身先士卒（每临战攻，常为率督），有时亲自擂鼓助战，没有他们攻不破的坚阵。每次派他们出征，都坚决执行命令，安抚士卒，遇事当机立断，从未有过任何疏失。”
于是擢升于禁为虎威将军，乐进为折冲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
除了这些武将，谋士们也功不可没，功劳最大的自然是荀。
早在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就根据荀前后所立的功劳，上书献帝表荀为万岁亭侯。曹操在给献帝的奏章中写道：
“侍中兼尚书令荀，积德累行，从少到长均无过失（少长无悔），遭遇纷扰的乱世，却怀抱忠诚，力创太平。我始举义兵，四处征伐，与荀戮力同心，帮助朝廷谋划，他所提出的建议，付诸实践后没有不成功的（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有荀的功业，我才得以成功，如同拨去浮云，才显出日月的光明。陛下到许县后，荀在陛下身边地处机要，他忠诚尽职，如履薄冰，不管处理什么事务，都准确而精当。现在天下平定，是荀的功劳，应该授予他很高爵位，以表彰他建立的功勋（宜享高爵，以彰元勋）。”
但荀坚决推辞，他是朝廷的秘书长（尚书令），有关文件需要从他这里传递，荀自作主张将其扣下不发（不通太祖表）。
曹操只好专门给荀写信说：“与君共事以来，建立朝廷，是先生你从中辅助，你帮着提建议，出谋划策，建立的功勋已经很多了，愿你不要推辞。”反复劝说，最后荀才肯接受。
不久，曹操又表奏荀攸的功劳，说“军师荀攸开始辅佐我以来，无征不从，前后克敌，都是荀攸出的主意”，于是献帝封荀攸为陵树亭侯。
荀之所以坚决辞让，是因为封侯通常需要有军功，在战场上杀敌通常是最直接的条件，而文士封侯通常是很难的。一般来说，封侯不以职务和地位高低为取舍，职务高的人即使位至三公，没有特别的功绩也难以封侯，职务很低，如果有特殊贡献的，也可以封侯。荀认为自己没有“野战之功”，不配封侯。
曹营的武将中封侯比较早的是乐进，在破张超的雍丘之战中，他第一个攀上城头（先登），因此被封为广昌亭侯。后来，于禁在征张绣之战中功劳显著，被封为益寿亭侯。张官渡前线临阵倒戈，加速了袁绍的灭亡，被封为都亭侯。曹氏和夏侯氏兄弟里，似乎只有夏侯一个人较早被封侯，那是在献帝刚到许县时，献帝任命夏侯为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
还有一个人的情况特殊，他就是徐晃。徐晃原是杨奉的部下，献帝东归路过安邑时，杨奉护驾有功，手下人也跟着沾光，封了不少官职和爵位，徐晃在那时被封为都亭侯。除了上述几个人外，张辽、乐进以及曹氏、夏侯氏其他兄弟还都没有被封侯。
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曹操在邺县表奏献帝，大封功臣二十多人，全部封为列侯，其余的也都评出等级予以封赏。曹操在命令中说：“以前赵奢、窦婴为大将，得到千金重赏，一天之内就全部分给了部下，所以他们能够成就大事，永世留声。我读到这样的文章，无法不对他们产生敬慕。我和诸将、士大夫共同征战，依靠大家不吝其谋、不遗其力，才夷险平乱，得到了朝廷的重赏。这事，让我不禁追思起窦婴散金之义，所以我要把封地的租税拿出来分给将士们，以酬谢大家的功劳。对死亡将士的遗孤，也要评定等级，分给租谷。如果年成好，国力充足，租税全部收齐，当尽其所有，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次受封的二十多个人名单不详，根据现有资料看，曹纯的高陵亭侯、张辽的都亭侯等都是这次受封的，想必其他战功显赫的武将们也都封了侯。除了武将，谋士里至少郭嘉在这次也得到了封侯，他受封的是洧阳亭侯。
荀当初被封为万岁亭侯的时候食邑是一千户，此次又加封一千户，共计二千户。曹操在上献帝的奏章里又一次追述了荀的功劳，说他在官渡之战时鼓励自己坚持作战；官渡之战后自己想先征刘表，还是在荀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下才决定北征冀州。曹操认为，如果当时不听荀的这两条重要建议，局面将完全不可想象，荀的这两项建议“以亡为存，以祸致福”，是自己所不及的。
荀又再次谦让，曹操多次写信给他，让他不要推辞。曹操甚至想让荀担任三公，荀让荀攸出面谢绝，前后达十多次，曹操才放弃了这个想法。在这次大封中，已经被封为高安乡侯的夏侯根据新立的功劳，被增封食邑一千八百户，合计达到二千五百户。已经被封为陵树亭侯的荀攸，再增食邑四百户，合计为七百户。
【二、人才鼎盛】
曹操用对了两个人，使河东郡以及并州从此不再让他操心。这让曹操更加觉得抢人才比抢地盘更重要，他要梁习多向他推荐并州的人才，梁习先后向曹操推荐了常林、王象、杨俊、王凌、仲长统、荀纬等人。
这些人里只有王凌是正宗的并州人，其他人都是避难到并州的，其中常林、杨俊、王象、荀纬是河内郡人，仲长统是山阳郡人，曹操全部任命他们为县长，这些人后来干得都不错。
常林字伯槐，河内郡温县人，跟司马懿一个县。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他很好学，一边耕田，一边坚持研习经学（带经耕），虽然是个乡间农民，却处处以士人的风范要求自己，与妻子相敬如宾。
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时，常林的叔父因为发表了一些对时局不满的话被王匡抓了起来，族人们都很害怕，不敢相救。当时本县在外面做大官的人里有一个叫胡母彪的，常林跑去见他，说服他出面将叔父救出。常林看到河内郡没法待下去，就跑去依附河间郡太守陈延壁。军阀张杨贪慕河间郡的财物，派兵前来攻打。常林辅佐陈延壁拒敌，坚守六十多天，令张杨无计可施，常林由此出名。高干想请他帮忙，给了一个骑都尉的官职，但常林不答应。
梁习听说他是个人才，就推荐给曹操，曹操任命他为南和县长。常林工作很出色，后来升为博陵郡太守、幽州刺史。
杨俊字季才，河内郡获嘉县人。他是被曹操杀掉的名士边让的学生。杨俊跟司马朗、司马懿兄弟俩同郡，在司马懿十六七岁时杨俊就认识他们，当时司马朗已经有点名声，而司马懿还默默无闻，杨俊认为司马懿将来更不得了，成就将超过司马朗。杨俊识人赏才的眼光还不止此一例。本郡人王象从小是个孤儿，给人当奴仆，地位低下，但他发愤刻苦，一边放羊一边坚持自学。杨俊看出他是个人才，就把王象赎出来，接到自己家里，还帮他娶妻成家，王象后来果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本郡的审固、陈留郡的卫恂都是当兵的出身，被杨俊发现后给予资助扶持，后来审固成为郡太守，卫恂成为御史。
曹操任命杨俊担任曲梁县长，后来杨俊还担任过南阳郡太守等职。
荀纬字公高，以后跟杨修、丁仪等人来往密切，死于曹丕执政后的第四年。他是河内郡人，跟荀、荀攸不是一个家族。
上面这些从并州出来的人里有两个很特殊，一个是王凌，一个是仲长统。王凌是前司徒王允的侄子，王允被杀时也在长安，当时他年龄很小，为了逃命，他和哥哥王晨居然从高大的长安城墙上翻了出来。在曹魏后期，司马懿专权，王凌是少数几个手握重兵又心系曹氏的旧臣之一，后来他发动兵变反抗司马懿，失败后自杀。
仲长统字公理，此时约二十六七岁，豫州刺史部山阳郡人，是个大哲学家、政论家。他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从二十岁开始，游学于北方各州郡。他性情倜傥，不拘小节，时人称为“狂生”。
在游学期间，他结识了高干，高干很厚待他，并且向他请教时事。仲长统以敢于直言著称，在这方面恐怕跟祢衡有一拼。他不怎么看得上高干，就对他说：“你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在这些方面应当深以为戒。”话说得这么直白，搁谁都不会爱听，好在高干修养还行，只是不再理他。
高干死后，仲长统滞留于并州。荀知道他是个大才，推荐他到许县朝廷工作，担任尚书郎，后来还曾被曹操调到身边担任军事参谋。仲长统不喜欢刻板的生活，他与曹操同年而死，他生前参与曹操军事、政治事务方面的记载很少，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了，整天都在思考政治和哲学，著有《昌言》一书，浓缩了他思想的精华，是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里程碑式著作。
在《昌言》中，仲长统发挥了他始终如一的直言风格，对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各个方面，从外戚和宦官专权，到贪欲昏聩的天子，他都大胆予以抨击。
按说仲长统这样的言行和脾气简直就是祢衡第二，但他却活得挺滋润。原因可能是他比祢衡更有真才实学，不仅有一定名气还有一定的人缘，荀等人对他颇为赏识。同时，曹操杀了边让以后引起了连锁的副作用，对于边让这种类型的名士，曹操可能认为他们也就耍耍嘴皮子而已，对他们舞刀弄枪反而成全了他们名垂青史的理想，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仲长统的政治主张里，对现行的三公制很有意见，认为应当恢复汉初的丞相制，理由是“由一个人集权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力的效力，多人共同执政容易互相依赖；集权反而容易和谐，相互依赖则容易出问题（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