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神权的结合，加强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侮君轻君即等于侮神轻神，是理应受到诛灭的。所以，当时一般社会意识，总认为皇帝就是真龙天子，是秉承天命的圣哲，皇帝本人更大力宣扬，凡登上皇帝宝座，便是“奉天承运”，成为皇天上帝授权处理人间政事的最高代表。“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这些帝王总是有“龙德在田，奇表见异”，他们夺得皇帝宝座又是“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等等。这一切说教都是为了论证皇帝权力理应独尊无二，皇帝理应成为天下的“至尊”，皇帝之上除了有一个虚无飘渺而又人格化的“天”以外，再不容许有敢于超越或干扰其权力的任何事物存在了。
第二，为维护皇帝的尊严，礼乐制度被进一步强化利用。秦统一后，一些儒生劝说秦始皇用古礼，“始皇以其难施用，由此黜儒生”，他“焚书坑儒”，禁止民间私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的方针是简化古礼，强调法制，他仅采纳了一些简便易行之礼，并以严刑峻法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秦不旋蹱而覆亡，一度出现法灭礼坏的混乱局面。至刘邦称帝时，“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亦无可奈何。他逐渐意识到礼仪秩序对于巩固本身统治的重要意义，于是令著名儒生叔孙通率其诸弟子共定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公元前200年，值长乐宫新建成，诸侯群臣朝贺之际，开始实行朝贺大礼。“先平明，谒者洽礼，以次引人殿门，陈东、西乡。卫官挟陛及罗立廷中，皆执兵，张旗帜。于是皇帝传警，辇出房，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在庄严肃穆的大礼下，刘邦深有感触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自此以后，统治者大力加强礼的建设，使礼成为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以礼入政、入法，提倡“礼本刑辅”，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他们还推行儒家礼治的理论，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卑上下等级关系，使之成为指导立法、司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第三，皇权是在排除来自各方面的侵扰之后得以巩固的，它经历了与各方面政治势力的较量和斗争。首先，宗法血缘关系一度仍被作为维护皇权的主要支柱。秦始皇罢封建设郡县，削弱宗族势力，西汉初，却从反面接受教训，“惩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这种以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封王封侯，以宗法关系维护和支持中央皇权的方法，一度又得到恢复。但实践证明，这些刘氏侯王并未以宗法为重，他们一旦裂土封疆，随着封地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有人便居然觊觎帝位，企图染指皇位和皇权，甚至兴兵作乱，诸王互相火并、告状的现象，更是相继发生。这不仅直接威胁到皇权，而且也给社会带来动乱。因此，皇帝只得再一次以郡县制代替宗藩制。其次，由皇后妃嫔的兄弟子侄们构成的外戚以及由皇帝左右近幸侍从和宦官组成的集团，也往往乘隙窃据权柄。尤其是在皇帝幼小、昏庸，女主当权时，更易于得逞。他们专横跋扈，视皇帝为傀儡，专制弄权，直接威胁到皇权的存在，也给社会带来动乱。当矛盾激化到不可能调和时，皇帝或者是利用其他政治势力将他们铲除，或者是屈辱俯伏于他们的权威之下。再者，帮助皇帝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功勋集团，已经上升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其成员身居显位，掌有实权，往往又是累世公卿，有很大的政治潜在势力。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大量土地财产，形成世族豪强势力。皇帝不得不依靠他们，同时又必须时刻防备他们对皇权的侵犯。秦汉至魏晋，皇权与勋贵集团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戒备，有时激发为诛戮功臣或兵变政变。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替，大都是由于这些勋贵世族势力的颠覆而造成的。
皇帝制度中一切规定和程序都是为了保证皇帝畅行无阻地行使权力。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皇帝个人的才智素质，有时能够决定一代政局是否稳定。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形势以及个人的特点。
秦汉时期的道路
中国全国陆上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朝。早在秦国出兵扫灭六国的同时，秦王就在着手平毁各地私筑的高墙壁垒，拆除妨碍交通运输的关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现了“车同轨”。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就意味着车上的主要零部件都有统一标准，更换迅速方便。这种“标准化”的要求和方法是很先进的，它适应了秦朝全国土木工程和战争等方面长途运输的需要，对道路修建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根据“车同轨”的要求，秦朝在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连接的基础上，又耗费了难以数计的人力和物力，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这项费时10年的工程，规模十分浩大，它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将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联通起来。
秦朝驰道有统一的质量标准：路面幅宽为50步，约合70米；路基要高出两侧地面，以利排水，并要用铁锤把路面夯实；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以为行道树；除路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外，两边还开辟了人行旁道；每隔10里建一亭，作为区段的治安管理所、行人招呼站和邮传交接处。我们还是以北通九原的北方直道的国防工程为例看看秦朝驰道的实际状况。据古书记载，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一条长约1400公里的直道，命蒙恬、扶苏率20万大军，边驻守边关，边修直道。这条大道沿途经过陕甘等省，穿过14个县，直至九原郡（今内蒙自治区包头市），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修筑完毕。建成后的直道宽度一般都在60米左右，可并排行驶10—12辆大卡车。最宽处甚至可以当作现代化中型飞机起飞降落的跑道。其沿途各支线星罗棋布，每条支线都有容纳并排行驶两辆卡车到四辆卡车的宽度。这条直道正式使用以后，秦始皇的骑兵从他的军事指挥中心——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出发，三天三夜即可驰抵阴山脚下，出击匈奴。据考古发现，至今，内蒙东胜县境内仍有90里长的直道遗迹明显可见。汉朝时期在秦原有道路上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如自西汉京城长安而东，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经洛阳、至定陶，以达临淄，为东路干线；自长安而北，直达九原郡（包头市），为北路干线；自长安向西，抵达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为西北干线。自公元前2世纪开通河西、西域后，这条干线可经由河西走廊，延长到西域诸国。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自蒲津（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经平阳（今临汾西北）、晋阳（今太原市南），以通平城（今大同市东），为河东干线；自长安向西南经汉中，以达成都，并远至云南，为西南干线；自长安向东南出武关，经南阳，以达江陵，并继续南进，为南路干线。此外，还有一些支线和水运干线通向全国。
秦代的中枢官制
秦代的官制，部分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但是，秦统一六国后，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政务与事务间的关系，君主与臣下间的关系等等，都不可避免地有所更张，出现了一套严密的新制度。
秦代中枢政权的最大特征是皇权的至高无上。战国时期，七雄并峙，都抱有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但是中国最终为西方的戎族——秦所统一。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很多，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强化君权，抑制宗室贵族特权。这个制度是在世卿世禄制度被破坏后，地主经济得到发展的过程中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为了行使权力，秦始皇确立了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组织。这个机构除丞相（或称相国、相邦、中丞相）外，还有国尉、御史大夫及九卿等，以掌管全国的政治和军事。
丞相是承天子之命，督率百官、执行政务，事实上相当于幕僚长的地位。《通典·；职官二》云：“秦省司徒，置丞相”。这是说秦的丞相，相当于战国时的司徒。《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丞相之名，始于战国。《战国策·；魏策二》记载苏代说梁王：“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而欲置丞相之玺。”秦国官制多仿三晋，惠王十年始有张仪相秦，武王二年设左、右丞相，才有丞相的名称。昭王三十二年，以穰侯为相国，始皇为秦王时，称丞相吕不韦为相邦，号称仲父，同时有丞相昌平君。统一六国后，李斯由廷尉升为丞相，二世诛李斯后，拜赵高为中丞相（因为他是宦官，故称中丞相），事无大小皆由其裁决。战国时期，各国丞相均封侯，秦国也是如此，如昭王时，封魏冉为穰侯，范雎为应侯，蔡泽为刚成君。庄襄王时，封吕不韦为文信侯，秦始王也曾封李斯为通侯，秦二世封赵高为安武侯。
国尉是武官之首，掌管武官的任命黜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通考·；职官考一》云“主五兵”。《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十年以尉缭为秦国尉。国尉也是六国时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