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替在平乱期间老打败仗的宰相房绾说好话（因为房绾在平日里对他很关照），遂得罪了唐肃宗。公元758年5月，杜甫被降为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之类的小事，以后就再也没爬上去过。
二是性格“褊躁傲诞”。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宋祁说的。宋祁认为杜甫的性格遗传自其爷爷杜审言，即“褊躁傲诞”。《唐才子传·；杜审言》也说他“恃高才，傲世见疾”。杜审言是进士，也是诗人，还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的座上宾。《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大言不惭地说过：“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甫比他爷爷来毫不逊色，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有所记载，杜甫曾自夸：“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爷爷狂，人家还不得不买帐，杜甫狂，却狂得不是时候。《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由此可见杜甫对严武是却不大领情的。见到严武，他不戴头巾，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喝多了，发起了酒疯，他居然站到严武的宝座上，瞪着眼睛怪模怪样地说：“严挺之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啊！”人家严武是何许人也，堂堂封疆大吏，凶暴勇武，自然会心生怨恨。《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说来也怪，要不是严武出门准备去杀杜甫的时候冠被帘钩了三次，才有人趁机告诉了他的母亲救杜甫，杜甫十条命只怕也丢了。章彝就没那么好运。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严武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杜甫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的，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后来严武虽没杀他，但对他的接济自然也就少了，最终严武一死，杜甫也待不下去了。
三是自视清高，高不成低不就。《新唐诗》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仕途上，杜甫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自己耽误了。公元755年，四十四岁的杜甫忽然收到朝廷的一份委任状，要他去当河西县尉，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追捕盗贼，而且河西荒凉偏僻，杜甫觉得太苦，不肯上任。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的忙，进行了通融，朝廷转而让他当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虽然也是个芝麻官，但处于长安附近，容易交往，晋升的机会显然要多一些，于是他就接受了，总算走上了仕途。因房绾事件而降官后，本来嫌官小的他干脆不干了，拍屁股走人。当年的许多文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可以开馆授徒靠束脩度日，杜甫不干，一心只想当官，却总不能如愿。
北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清钱谦益《〈冯定远诗〉序》亦云：“诗穷而后工。诗之必穷，而穷之必工，其理然也。”“穷而后工”成语字典中对它的解释是：旧时以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正因为有过乞丐一般的生活，杜甫才能够写出不少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来，最终被人称为诗圣，客观地看文人当乞丐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2、杜甫的诗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
王安石
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宋神宗时宰相。创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方面，词作不多，但其词能够“一洗五代旧习”，境界醒豁。今传《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