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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选举前不久，比利时民主联盟主席安托万·德尔福斯曾有过这样的议论：“社会党人本来是有可能创建比利时民主联盟的，要不是在他们的左侧受到共产党人的牵制的话”，这是对比利时社会党战后所处地位和境况的一个公允的概括。1919年实行男子普选权后，社会党成了国内第二大党，而它所提出的要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一些初步社会改革的竞选纲领，不久就得到了实现。在这以后，该党就不曾有很明确的目标；1923年，一小批激进分子分裂出去，组成了比利时共产党，从而使社会党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事实显得很突出。后来，社会党创建的劳工银行倒闭，也不可避免地使该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丧失不少；这一点在1936年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一些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家试图向罢工工人讲话，工人们却大声地把他们嘘下来。过去一直同该党紧密联合的工会，在战后同该党脱离了关系，自成一个独立的实体，奉行一条总的说来比议会中社会党人所采取的激进得多的政治路线。这又转而导致社会党成员大量减少——从几十万人减至几万人。社会党在选举中的失败，也反映了它的衰落：1932年时它拥有（总数二百个议席中的）七十三席；1936年时降为七十席；1939年降为六十四席；损失的席位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比利时共产党象法国共产党一样，对实力被它这样削弱的社会党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要社会党同它携手合作。1945年1月，鉴于政府危机迫于眉睫，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举行一次以统一行动为目标的“兄弟般的交换意见”。2月，建议成立“民主党派联盟”，8月间又建议组成一个“行动集团”，和订立一个以赢得议会中“民主党派多数”为目标的“联合竞选协议”。但是，尽管社会党人感到不安和为难，他们的答复却是很傲慢的，而且1946年2月大选的结果，他们又增加了五个议席。诚然，他们把左翼方面的一些票输给了共产党；可是另一方面，却在他们的右翼，从自由党那里夺得了不少选票。
自由党是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分裂的，因为它的右翼是议会中最反动的一批人，同时又有一个进步的左翼。战前，右翼分子占很大优势，因此自由党虽然经常同天主教党联合组阁，但除了参加三党联合政府外，从来没有同社会党合作过。自由党不仅代表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代表着工商业中产阶级，因而它历来反对国家干涉个人经济社会事务超过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可是在战后，它意识到社会改革运动的力量，于是作出努力，希望被承认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因此，在1946年选举前夕，该党主席罗歇·莫茨在一次接见记者时宣称：“在社会立法这个问题上，自由党接受了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和罗斯福总统的原则。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必须扩大到所有公民。目前在我们这里，社会保障只照顾到雇佣劳动者。它应当成为全国性的。”这些姿态没有能使自由党在1946年2月的选举中免遭惨败，但是经过这次失败之后，该党仍保确着相当大的影响。
（三）在王位问题上的分野
1945年6月国王利奥波德宣布他有意重登王位之后，社会党和多数自由党人试图劝他退位，而天主教党则站出来赞成他无条件复位。因此，当国王决定暂时既不复位也不退位，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提出一个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复位的法案时，不仅内阁中六个天主教党大臣辞职，而且近乎有两年之久天主教党拒不参加执政。此后不久（1945年9月30日），国王发表了一项声明，为他过去的行动作辩解，但宣称他将接受人民通过公民投票所表达的裁决。然而，政府坚决反对这个解决办法，坚持议会是全国意志的最后公断者和解释者。他们担心公民投票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弊病和混乱，到头来也许还会造成内战，这种担心可能是真实的。他们不希望君主制问题成为竞选和政治斗争的一个争端，可是他们的对方却（极不明智地）似乎在力图迫使这一问题成为这样的一个争端，同时又力图把这归咎于政府。
然而，除了共产党人可能是例外（共产党人反正还不准备表明他们的真实意图），范阿克尔第一届政府的主要人物中，不论是自由党人或社会党人，没有一个是反对君主政体的。1945年12月间，范阿克尔曾对他的社会党战友们说过“他是君主政体派；在比利时，君主政体满足着一种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使国家凝合在一起的水泥”。同样地，自由党领袖罗歇·莫茨也曾于1945年7月间写过如下的话：虽然自由党以极遗憾的心情看待国王退位这一主张，但为了国家更高的利益，他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他退位要比他重登王位害处少些。莫茨还公正地指出，利奥波德分子看来在试图造成的那种印象——即似乎有人在阴谋反对君主制本身——是没有丝毫根据的。他说，如果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倒是容易解决得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反对利奥波德三世的人大部分都是君主政体的坚定的支持者。
那场支持国王、矛头指向反对他的人的运动来势十分凶猛，不久就迫使政府为自卫起见不得不去寻究这个运动背后的邪恶动机。在1945年10月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范阿克尔宣称：“利奥波德派的所有宣传都是在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和修道院里提炼炮制的”，“真诚的利奥波德派是有的，但是很明显，新雷克斯主义分子在王位问题的幌子下重新纠合起来，在阴谋搞一次政变。”他接着断言，利奥波德分子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有势力的财政后台，这些后台能够用比付给内阁大臣还要高的薪金来酬谢他们的吹鼓手。这样，利奥波德分子由于一口咬定说反对国王利奥波德个人就是阴谋反对君主制，结果却落得个自己沾上了阴谋反对宪法的嫌疑。他们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激起了对方对国王的怀疑——怀疑国王一心偏爱反动势力，偏爱教会主义的、卖国事敌的势力，是得到这些势力的支持并同这些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如果让他复位，这些势力将大为得势，而受其害的将是抵抗运动中涌现出来并以抵抗运动为象征的各种力量。
不幸的事实是，不管国王自己怎样作相反的表白，他的很大一部分臣民已把他看作是抵抗运动的对立面或甚至更坏。1940年投降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国王在国内丧失民心的主要原因。相反，投降最初倒使国王深得人心——至少在佛兰德是这样。他的不得人心是1941年他的第二次结婚（同一个平民结婚）引起的，来得很突然。这婚事打破了人们心目中他是个永怀悼亡之思的鳏夫的那种理想形象，而且，在国家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国难期间，他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有失体统的，几乎是轻浮的。这样看来，反对国王的理由最初是很简单的，是感情方面的；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投降问题上——后来的、本质上更为严重的指责发展起来。因此，范阿克尔在1946年1月19日答复国王关于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说：
当然，投降那件事在这里并不相干。但是，国王在1940年5月间不顾他大臣们的一致意见，违反他们的劝告，使自己被俘，并拒绝在盟国的领土上或在本国的殖民地上继续进行反对入侵者的斗争，这就使他自己逃不了蔑视宪法和严重分裂国家的罪责。
但是，正如国王所清楚知道的，在这一点上，政府自己也并不处于可以指责别人的地位。的确，有些方面人士还说他曾威胁过他的大臣们，扬言如果他们不收回对他的指责，他也要把他们在1940年的活动公诸于众。于是，尽管1940年时皮埃洛政府是有动摇的，但在国王方面，如果他认为可以用使他们丢脸的办法来为自己恢复名誉，那是天真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早已丢脸了。
至于国王自己，人们一般都认为他曾同敌人有过一系列有损名誉的妥协行为。他曾去晋见过希特勒；他曾给意大利国王等人发过贺电或慰问电，还曾在盟军轰炸巴黎之后给贝当发过慰问电。1944年时他拒绝抵抗运动救他，据说也拒绝帮助他们；有报道说，他的宫廷里某些人曾同通敌的记者有过接触。但是，人们责备国王，主要的还不是因为他做了些什么事，而是因为他没有做到应做的事。在社会舆论衡量他功过的天平上，对他最不利的一点是，他不肯担任全民族领袖的这一角色，因为就这一角色来说，他即使不是唯一的人选，至少是最适宜的人选。
即使国王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的举措没有什么问题，他仍会发现自己战后的处境是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他曾同天主教保守派站在一起，而后者是应对比利时的战前外交政策负责的，现在正为此而声名狼藉。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进步的和反教会的那一派人暂时处于支配地位，而支持国王的那一派则增加了许多公正地或不公正地被怀疑为通敌分子或观望主义分子的人，从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使国王和天主教党的事业都受到损失。
由于强调政治上、语言上和宗教上的分野恰好同时存在，因而王位问题使佛兰德和瓦隆尼亚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坏的地步。在双方较偏激的一些人的心目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