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记住的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比利时时，曾成功地收买了一批佛兰芒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利用了当时佛兰芒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国内所处的稍微低下的地位而抱有的相当强烈的不满情绪。
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在佛兰芒纳粹党团中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政党。它到了1941年年中，似乎有可能在占领下的佛兰芒垄断政治行动。的确，1941年5月，在德国入侵前就已存在的其他两个佛兰芒法西斯运动，荷兰民族主义团结联盟和佛兰芒雷克斯党（雷克斯运动的佛兰芒分部，雷克斯运动内主要都是瓦隆人）合并起来，加入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但是，几乎紧接下去德国人就进攻俄国了，而且或许为了欢迎增加精神支持与人力，他们表明准备赞助另外一些佛兰芒法西斯团体，尽管它们的方针不一定同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一致，而且确实往往还发生抵触。他们还准许这些团体进行宣传，并组成它们自己的准军事队伍和分遣队，开赴俄国前线。
到了1942年底，德国人开始斥责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恶意地把它比作荷兰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纳粹党）和比利时的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目标，尤其是它的“大荷兰”的理想，开始受到批判，而兼并主义的日耳曼…佛兰芒工人协会的领袖范·德·维勒在德国人看来则已死心塌地地相信希特勒，从而摒弃了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的“帝国主义与一党主义”的倾向。在瓦隆，德国人对莱昂·德格勒尔领导的法西斯运动（雷克斯党）也给予少量的支持，但是，往往显得更喜欢一个对立的组织，大德意志帝国之友。尽管德格勒尔满腔热情地宣称效忠希特勒，他所获得的报偿并不是他所希望的高官厚禄，而是获准以他自己在瓦隆招募起来的瓦隆军团一名士兵的身分到俄国作战。雷克斯运动从战前在议会中有三十名代表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党，竟然沦为只不过是个替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招募新兵的机构，因为德格勒尔公开投到德国人那一边后，他先前的支持者们就大多立即抛弃了他。的确，当德格勒尔从俄国回来以后，穿着德军中尉的制服，当着德国当局的面，于1943年1月发表讲话，声称瓦隆人是日耳曼人，应为日耳曼社会而战时，他的主要合作者中就有好几个退出了雷克斯运动，不再同德国人合作了。同年3月，雷克斯党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瓦隆军团的招兵工作。不久之后瓦隆军团取得了（党卫队）的地位，更名为党卫队瓦隆旅。
佛兰芒和瓦隆的法西斯分子之所以都未能真正控制住比利时，从而在德国人的统治下取得掌握实权的地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未能赢得教会的支持。原来佛兰芒民族主义联盟和雷克斯运动都大肆宣传一种极端的天主教教义，并同教会有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就靠了这一点才能够吸引大批教士参加他们的运动——虽然他们始终没有得到上层教士的赞同。但是，等教士看清楚了这两个集团主要是想为德国纳粹的目的出力效劳时，他们除了少数几个微不足道的人以外，都坚决脱离并反对这两个集团，因为纳粹分子反对天主教的行为已经臭名昭著了。这样，教会当局就拒不接纳那些穿政治制服的天主教徒参加圣餐式，也不允许在教堂里展开政治性的旗帜，而他们拒不给那些在俄国被打死的或者在国内被爱国人士“处决”的吉斯林分子做安魂弥撒，则激起了德国人和吉斯林分子一起进行种种威胁。
至于教会对德国人的态度，它虽然不反对他们行使根据国际法属于他们的那种权力，却始终准备领导人民对他们违反国际法的许多暴行进行抵抗，并准备大胆地站出来捍卫受到威胁的基督教原则。站在这种抵抗最前列的是比利时大主教范·罗埃红衣主教。主教们不断地提醒信徒，爱国主义和忠于本国的制度是他们应尽的天职。尽管德国人作了长时期的努力，对教会推行一种怀柔政策，但是，教会的爱国主义态度终于使他们生气了，从而带来了种种后果。红衣主教和主教们特别提出抗议的事项是，强迫劳动（德国人于1942年3月推行），把比利时工人放逐到德国去，强迫矿工在礼拜日工作，以及没收教堂的大钟。尽管这些抗议得不到德国人的回答，但是，由于教会在比利时具有强大的势力与影响，它们在维持比利时的民心士气和抵抗意志方面却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一个培养抵抗精神并使之见诸有效行动的非常有影响的地方是大学。在列日和根特的国立大学里，德国人通过吉斯林式的教育部秘书长比在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或洛文的天主教大学里更易于贯彻他们的意志。布鲁塞尔大学因为反对任命吉斯林分子担任教授，同德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被关闭了（1941年12月），学生则由其他大学吸收去了——主要是洛文大学，它很慷慨地免除了这些学生签署通常是强制性的皈依天主教的宣言。1943年3月，德国人颁布了一项新法令，强迫大学一年级的全体男女学生报到，参加六个月的体力劳动。而且，今后凡是没有先参加过至少一年劳动的人，一概不准注册进入大学。根特和列日的大学举行了罢课；校长拒不合作，甚至经过几个月后，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报到。洛文大学的校长范·瓦埃昂贝格断然拒绝答应德国人提出的交出学生名单的要求，因此被判监禁十八个月。他的英勇的反抗在比利时人民中唤起了最为崇高的敬仰和热情。
在占领初期的抵抗活动中树立优良榜样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团体是比利时的司法部门。但是，他们后来同德国人的妥协尽管是迫不得已的，却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失望，并使他们早期抵抗活动的荣光暗淡了。的确，在占领的头两年中，德国人和比利时的通敌分子部感到司法部门是实现他们计划的主要障碍。首先，上文已经提过，国王在投降那天所谘询的那三个法学家作出的决定，使得在伦敦的皮埃洛政府成为比利时唯一合法的政府，从而无法成立任何一种稍具合法外表的吉斯林政府。其次，早在1940年秋，另一个法学家团体立法委员会正式宣布，秘书长的立法权是有明确限制的。其结果是很多诉讼当事人都在法庭抨击秘书长所作出的决定。最后由最高法院通过一项判决（1941年4月7日），宣布秘书长所作的决定大都是不合法的。这时，冯·法尔肯豪森进行了干预，他下令（1942年5月14日）禁止法院有权质问秘书长颁布的法令是否合法，参加这类案件的一些律师也遭到逮捕。1942年7月4日最高法院同秘书长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秘书长们可以作为一个“团体”集会与立法，但是当罗姆塞于12月自动地颁布一项重要命令时，又发生了冲突。布鲁塞尔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裁定由于这项命令所引起的一桩案件时，宣布这项命令是非法的。德国人于是逮捕了这些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接着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德国行政长官雷德尔回避问题，颁布了一道命令，使阻挠司法部门重要机构的活动成为一项罪行，最终可以判处死刑。于是罢工停止了，德国人释放了被逮捕的法官，双方就秘书长的权力问题暂时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
也许因为是最常使用，所以最为有效的抵抗武器，就是那些秘密报刊。这些秘密报刊仅就其数目之多（约二百种）和内容的多式多样来看，确实是令人可畏的。德国人已经控制了公开发行的报刊，使之掌握在吉斯林分子手中，从而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方针，为德国人的宣传目的服务。因此，迫切需要出版一些新的秘密报刊来抵销德国人主办的那些报刊，重新恢复全国的民心士气，并把少量的、可以依靠伦敦广播电台播送的一般新闻以及大量国内消息提供全国，同时还指示可以在何处和怎样进行最为有效的抵抗。秘密报刊最大的力量来源在于它们不是集中在一处的——全国所有的城市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报纸——但是，由于大量发行显然有困难，这样做既是出于需要，也是非如此做不可的。另一种力量的来源是秘密报刊内容的多式多样，这是比利时国民性格的较为直接的反映。它们几乎迎合了各方面的兴趣，几乎可以看到各种政治色彩的东西。各报之间经常展开纯政治性的论战，但是大家都认清了共同的敌人并与之战斗，而且在秘密工作的实际问题上都共同合作。
至于比利时一般公众的抵抗运动，它的发展并不象它的组织起来那样缓慢。甚至在早期个人抵抗的形式——如故意使行政工作与警察工作发挥不出效力，在工业生产中采取“怠工”的策略，对德国人普遍采取敌视态度等——故意使德国人的控制机器疲于奔命，使德国人在掠夺中不能得到全部利益，并促使他们对自己最后的胜利感到不安和怀疑，这些方面倒也颇有成效。而且，很多个人的明显反抗行动，如杀死可恨的吉斯林分子，破坏工业或交通等，都是早在组织进行这类抵抗的团体成立以前就自发地干起来了。根据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可以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很难对比利时反抗行动的实际发展、性质、规模和次数，以及占领国对这些行为所进行的报复，得出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早在1940年7月8日，德国人在经由布鲁塞尔电台发出的一次广播中就第一次承认，有人破坏电话和电报通讯，并扬言要全面进行报复。从那个日期起，经常出现一系列有关破坏交通、谷物、汽油库、工厂等等的类似的报道和公告。德国人最初采取的报复办法是，把若干遣返的战俘再次囚禁起来，强迫比利时人守护工厂或军事设施，以及征收集体罚款，但是，报复办法逐渐更加严酷起来，直到开始枪毙人质。大约在1941年2月以前，处决爱国人士、破坏者或人质总是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