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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罗斯福看来同他的参谋长们一样固执，决定就作不出来。话题接着转入德国的占领区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引起了冲突。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想占领德国的西北部，而把西南部留给对方。对此，又没作出决定。
第二天，12月4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内继续争论不休，毫无达成协议的迹象。那天晚上，土耳其总统伊诺努抵达开罗，罗斯福设宴招待他。宴会后丘吉尔来了，开始劝说伊诺努对德宣战。罗斯福表示支持，可是大部分话都让丘吉尔去讲。伊诺努只是听着，没有表态。
12月5日，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经过又一天毫无结果的辩论之后，终于出现了突破僵局的第一个迹象。罗斯福不顾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顽固态度，决定非对英国方面的观点作出一个让步不可。他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报，电文说：
同斯大林的会晤使我们介入了暮春时将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的大规模联合作战，这样就极有可能在1944年夏季以前结束对德战争。这一战役要求大量的重型登陆艇，以致要把足够数量的重型登陆艇用来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已不可能实行。……
电报接着问蒋介石，他是准备不管怎么样仍然着手发动对缅甸北部的进攻呢，还是宁愿等到1944年11月，那时可以再答应他进行计划中的两栖作战。丘吉尔同意了这份电报。于是，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12月5日黄昏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参谋长们听了大为不满，愤愤然认为总统对蒋介石背信，这样就会招致不必要地延长对日战争的风险。
由于罗斯福采取了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再次开会时达成协议就比较容易了。会议决定取消进攻安达曼群岛的计划，指令蒙巴顿制订一个规模较小的作战计划作为代替。蒙巴顿遵照指令提议在日本防线后方的缅甸本土海岸登陆，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提议，认为这样不够，他声称，他不会从云南派出他的部队来参加这次总攻。鉴于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和丘吉尔要求在意大利采取行动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1月7日，即开罗会议闭幕后的一个月，才最后决定取消在东南亚的一切两栖作战。他们命令已在孟加拉湾集结的登陆艇返回地中海和英国，并指令蒙巴顿凭着留给他指挥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尽力而为。
在缅甸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就只剩下一个项目有待决定了。罗斯福在丘吉尔的压力下一让再让，到了12月5日竟指令他的参谋长们要想尽办法弄到十八到二十艘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不过这个作战行动还得看土耳其是否参战而定。因此，12月5日夜，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又一次设法说服土耳其人，要他们相信在1944年2月15日前参加盟国一方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利益所在。象上一次一样，大部分谈话是由丘吉尔进行的。伊诺努的回答比前一天晚上明确，他要求供给他物资，还要求时间来对土耳其军从进行使用现代化武器的训练。可是罗斯福不同意把大批物资转拨给土耳其，在丘吉尔这方面，又没有多少时间可给土耳其人。对丘吉尔的爱琴海计划说来，现在是唯一的时机，否则只好永远放弃。单用言词无法迫使土耳其人参战，他们不愿冒打仗的风险。第二天，丘吉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又没成功。美国人与其说是失望，倒不如说因此松了一口气，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们生怕如果土耳其人参战，那就不得不大规模地向他们提供物资，因而也就很可能干扰“霸王”计划。
在辩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罗斯福思想上在反复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决定，现在是决定由谁来指挥“霸王”计划的时候了。8月，在魁北克曾取得一致意见，由一名美国人来担任统帅，而可供考虑的人选只有两名：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试图让马歇尔将军说说他本人觉得怎么办最好；马歇尔私下希望担任战地指挥官，而不是呆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里，可是他不愿表示他的偏爱或判断。罗斯福作出最后决定是在12月5日那天：马歇尔仍留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则以盟国远征军统帅的身分派往伦敦。丘吉尔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12月6日。艾森豪威尔将军从罗斯福本人口中得知这项新的任命是在1943年12月7日，那天是珍珠港事件的两周年纪念日，当时总统正在回华盛顿途中的突尼斯逗留。这一任命一直延到总统回到美国以后才公开宣布，那是在圣诞节前夜，罗斯福在电台作广播演讲中报告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情况时说了这件事。
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之后，美、英报纸上充满三巨头即将举行会晤的谣传。不少记者更是任意猜测这样一次会晤可能作出哪些决定。有一个大家爱听的想法，正好反映了罗斯福曾提过的一项建议，就是让俄国人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其他联合机构，从而同英、美盟国联系在一起。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实际举行的那几周里，通过各种各样的中立国的渠道，一心探听消息的报纸编辑们风闻了一些毫无根据的关于会议情况的报道；同样，德国广播电台也宣布说三巨头正在开会。
结果，当正式公报发表时，这些消息也就不值一顾了。公报内提到的各项协议大大不如报界的期望，而由于德黑兰会议不许有记者在场，报道中缺乏地方色彩。尽管这样，三个盟国的报纸对公报几乎是众口交赞。俄国报刊对德黑兰会议作了异乎寻常的突出报道，在公报最初发表以后的好几天里，《真理报》和《消息报》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关于德黑兰会议各项决议所作的评论和解析。斯大林的威信全部给用上了。《真理报》评论说：
盟国三强外长的莫斯科会议距今还不远，那次会上所作的决议不仅显示出大不列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国战时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而且也为战后有效的共同事业奠定了基础。而现在又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出了多么惊人的一步啊！
《消息报》写道：“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们举行了圆桌会议，并就战争如何进行以及战后的那些重大问题取得了最充分的谅解。……任何细读宣言的人都会懂得，战争的结局已一劳永逸地决定了。”
在美国，有几个总是反对罗斯福的参议员指出，在俄国对于波兰及其他苏联邻国的企图方面，公报一字未提。但是，总的反应是强调胜利在望，以及永久和平的希望。《芝加哥每日新闻》（1943年12月7日）说：“依我们看，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在于俄国表示，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公众的幸福，愿意当一个真正的伙伴，不仅在履行一项共同的战争策略方面是这样，而在从事一项共同的和平策略方面，也是这样。在战时联合，在和平时期联合，这就是联合国家！”
英国报纸的调子差不多同样热烈，尽管有几家报纸，如《曼彻斯特卫报》（1943年12月10日），曾指出战时的同盟到头来破裂的事情在过去见得多了，但是可以告慰的是现在反映出来的前景比1918年好多了。至于使丘吉尔屡屡失望的情况，英国报纸并无暗示。当时支配着英国方面评论的是一种新的信念：战争的结束终于清楚地在望了。
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回到美国。圣诞前夜，他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讲，他说：
我们＇即丘吉尔、斯大林和他本人＇从大处，从广阔的目标着眼，而不是枝枝节节地，讨论了国际关系。但是就从我们实际讨论的内容来看，即使在今天我也能这样说，我不认为在俄国、英国和美国之间会出现什么无法解决的分歧。……
用一句美国口语中不太符合语法规则的话，我可以说我同斯大林元帅“相处极好”，他为人既有惊人的、不留情面的决断力，又有坚定的好脾气。我相信他真正代表俄罗斯的良心和灵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得非常好——真的非常之好。
总统接着强调不得已时用武力来维持和平的必要性，并嘲笑了那些“乐天派的傻瓜”，这些人以为对美国说来孤立主义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政策。
在会后回国途中，丘吉尔在北非病倒了，安东尼·艾登代表他向下院作了报告。对于未来和平问题，艾登说：
只有当一种国际秩序在力量和团结方面都比企图向这种秩序挑战的敌人来得坚固强大时，反复出现的战争威胁才可对付。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呢？这种秩序的基础存在不存在呢？
六个月以前，我还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回答，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可以回答了。我的回答是一个强有力的“是”字。是的，基础是存在的。我真正地确信，三大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不，还不止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愿望，不仅要在战时继续合作，不仅要在停战后重组欧洲时继续合作，而且此后也要在世界上维护一种有秩序的发展以及持久和平方面继续合作。”
现在回过头去看，很清楚，希望三大盟国之间长久地保持和谐局面无异于水中捞月。事实上，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是：盟国只能够在军事战略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事实也是如此。在战后问题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一致。在对涉及的问题只是模模糊糊地探索了一下以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留待未来。德黑兰会议的伟大成就在于决定了对德的最后战略。先前，英、美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