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锅黑涂黑了脸，用床单裹住身子，拿着火钳和扫把，开进7号牢房。他们挥舞着他们的武器，强迫希特勒受审。接着，他们便以巴伐利亚的喜剧形式，重现了慕尼黑审判的情景。据赫姆利希记载，希特勒参加了这次游戏，接受了他们的审判——在全德国自动游街——然后，“一边摇头，一边笑着回去工作去了。”
较不虔诚的来访者之一的汉夫斯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的体重增加了。他建议希特勒多参加狱中的运动，少吃甜食。对每个劝告，希特勒都有自己的回答：“在体育运动中，一个领导人是输不起的。讲话能去掉多余的体重。”汉夫施坦格尔给他带来几本书，但最能打其他的精神的是新近一起的讽刺周刊《愚蠢》。该期周刊的封面刊登一幅漫画，画的是身穿铁甲的希特勒骑着白马进入柏林，好像他是加拉哈德爵士似的（传说中英王亚瑟时代的围桌骑士，意为高洁之士——译注）。
“你瞧”，他说，“他们尽可以讥笑，但柏林我是要进的！”
他接见了许多女客，83岁高龄的卡罗纳·霍夫曼太太（与摄影师霍夫曼非亲非故）也在其列。他称她为“亲爱的和忠实的祖母”。她个子矮小，却仍有几分姿色。在过去几年中，霍夫曼太太，一位退休中学女教师，主动为希特勒洗衣裳，照顾他的穿着。她让他吃糕点和奶油。若是他吃了糖，她就像一位善良的母亲那样，滔滔不绝地训示他在高层社会中自己举止应如何检点，作为对甜食的抵偿。一次，卡琳·戈林前来借钱求助，但只得到一张元首的画像外加如下题词：“赠给我冲锋队司令之光荣之妻”。
赫斯的未婚妻伊尔塞·普罗尔是一个常客。一到星期天，她便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来兰茨贝格。一次，她偷带进来一部照相机。希特勒与赫斯常在楼梯口候她。她一来，希特勒便以维也纳式的潇洒风度吻她的手，然后领她到公共室进午餐。一次，她领母亲坐火车前来，她母亲并不怎么喜欢赫斯，尤其是他现在成了犯人。但希特勒给她的一吻却全盘改观。“我母亲是完全不问政治的，但一回到慕尼黑她便参加了党——全是那次手吻之故。”
豪斯霍弗也曾来探望赫斯，给他带来了政治书籍、政治地理的书籍和文章，包括哈尔福特·马金德的著作在内。他有时也去看希特勒，但从不单独前往。“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他后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有受过教育不多的人对受过科学教育的人的不信任感。”也许，这是因为豪斯霍弗教授曾表示过，赫斯不应步入政界，而应该继续其学术生涯所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教授曾公开视起义为悲剧式错误之故。他知道希特勒在写自己的政治自传，也知道他曾与赫斯讨论过生存空间问题和地理政治问题，“但我有这个印象，也完全相信，希特勒对这些问题毫无所知，连理解它们的正确观点也没有。”了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谁也不懂地理政治后，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们讲解拉扎尔著作第二版的基础。但毫无用处。希特勒只从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虽然崇敬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当希特勒的贴身秘书，并把一生献给国家社会主义。时至今日，他已是领袖的心腹。他证实，希特勒确实厌恶有损于党的争吵，且正忙于写书。7月16日，赫斯致函一大学朋友说，希特勒先生不想过问现实政治。“他暂时公开脱离对运动的领导。原因是，他不想承担他一无所知的、发生在外边的事情的责任，也许是因为与他们高见相违。他也无能解决没完没了的争吵，至少在此处他无能为力。他认为没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坚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将一切都转入正轨。”
德国北部的纳粹左翼坚决反对所谓的民间合并。他们谴责种族主义者，称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有位学生领袖警告说，若与他们合作，“真正的国社党人，尤其是工人”，将被迫脱离国社党。北方的左派分子虽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并是不可能的，却不愿与他来往。在魏玛会议后两天，有人曾写过信，很明显，信是写给元首看的。该信希望希特勒出狱便前来北德，但勿带赫尔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这种人的。“我们不会像1923年时在慕尼黑那样，在希特勒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生活在这里的是流着北方血液的人们，他们反对政治上的奴颜婢膝，他们决不是懦夫。我们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只要求与元首取得联系……只想献身于事业。”
由于这些人对基本问题的分岐加剧，希特勒更加下定决心脱离政治。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发出一封谢客的声明。“由于本人目前所从事之工作不容打扰”，除书面确认者外，他此后不再会客。虽然他厌烦政治与会客，当日他确曾会见一日耳曼——波希米亚血统的党员库格勒。库格勒向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某些改变？”这是个几乎刺痛肺腑的问题。“是的，是的”，他告诉库格勒说，“关于反犹太人的方法问题是有改变。我现在才醒悟到，时至今日，我对他们太软了！在写书时我才明白，如果要取胜，将来必须采取最严厉的反犹办法。我坚信，这不但是与我国人民，而且也是与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关的问题。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虫。”
（4）
整个夏季，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早日能宣布获释。9月18日，典狱长雷波尔德给巴伐利亚司法部打了一份极有利于希特勒的报告，获释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该报告称服刑数月来，希特勒“严守纪律和秩序”，“历来合作，谦虚谨慎，对人彬彬有礼，特别是对本机关之官员。”在报告末尾，雷波尔德预言，释放后，希特勒不会再从事暴力或非法活动。“毫无疑问，在监禁期间，与先前相比，他变得更加沉静，更加成熟，更加深思熟虑。他并未考虑反对现行政府的行动。”
开始，雷波尔德的强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于初秋获释。但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于9月22日密报内务部，提出务于10月1日释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释放，为安全故，他应被押解出境。他一旦获释，暴乱必然会由他而生，“因为他有能量”。刑法一处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宣布希特勒可宣誓出狱。但是，司法部长提出申诉，理由是，犯人肆无忌惮地违反了来访条例。这一申诉得以维持，出狱宣誓遂遭否决。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与从前一样，他很快便克服了沮丧情绪，重新致力于著书的工作。“从早到晚”，赫姆利希回忆说，“一直到深夜，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屋里的打字机声，和向赫斯口述的声音。”他也未忽视其元首的责任。在慕尼黑起义周年纪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发表演讲。他一方面“全盘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向他们解释失败的历史原因。“领袖的真诚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动了听众。”
11月已过，但仍未有近期内出狱宣誓的迹象。他与先前一样坚韧不拔。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一位最有声望的追随者戈林，正住在威尼斯旅馆，企图设法向墨索里尼借一笔款子，以应急需。戈林虽然伤体未愈，尚需重剂服药，但仍竭尽全力，效忠元首。他的联系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奥·纳格雷里。戈林曾与他通信，希望能从法西斯手中借到200万里拉，并取得墨索里尼答应在希特勒一出狱便与之会见的承诺。作为报答，国社党将公开支持意大利对第洛尔南部提出的领土要求——此举将失去众多的追随者，尤其是在巴伐利亚。
很明显，法西斯头子怀疑一个在学习“向罗马进军”中遭到惨败的政党是否能归还这笔贷款。戈林的请求变成了呐喊。“从前，法西斯也很弱小，遭到耻笑”，他辩解说（1924—1925年间戈林与纳格雷里的通信新近才发现，由本·埃·斯维林根译成英文。它不但为现今尚不甚明了的戈林在这一时期的生涯提供了新的线索，而且为纳粹与法西斯的早期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人们不应该相信国社党没有前途。”用不了几年，它就会执政。他详细地说明了纳粹党由于支持像南第罗尔那样失去民心的事业必然会面临的窘境；他也指出，仅仅用200万里拉墨索里尼将会获得多大的好处。“为此，你将在我们的报纸上大吹大擂。另外，这200万里拉最迟在5年内便会被归还。”
几天后，戈林要钱要得更加迫切。“如两个最伟大的民族运动能彼此更加了解，这确实是很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反犹主义具有国际性。所有国家都应该反犹。”
11月已悄悄过去了，但墨索里尼仍拒绝承诺（恐怕从未借出200万里拉），元首也仍在狱中。12月中旬，有几名同志获释。“关于重获自由，他屡次失望，但他却理智地泰然处之”。赫姆利希回忆说，“留在狱中的人尽力准备庆祝圣诞节。”
他们将公共室布置一新，还支起一株圣诞树。但是，在他们装饰圣诞树前，州议会阻止希特勒出狱宣誓的努力最终宣告结束。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或许是受到那三位参加希特勒审判的外行法官要公开呼吁的威胁的影响——下令立即将他释放。
消息是雷波尔德典狱长亲口告诉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狱中服刑年余后，希特勒向同志们作了告别，将身上所有的钱（282马克）给了他们。他与赫姆利希握手告别，并感谢他为他做的一切。之后，他与雷波尔德挥泪而别。“我离开兰茨贝格时”，希特勒回忆说，“大家都哭了（典狱长及其他工作人员）——我可没哭！我们全把他们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一边来了”。
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