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何在？难道您不认为，让文学和小说回到广大民众中间去，同样是一件“非常伟大和艰难的事情”吗？当然，要做到那么多的“既……又……”，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回写《高纬度战栗》我就写得非常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除了我妹妹病重和去世，我就没有离开过电脑桌前一步。写到最后两三个月的时候，剧烈的牙疼和虚汗一直在折磨着我，体力透支到几乎无法再坚持下去的地步。它的的确确让我感觉到，实现这样一种“兼顾”，真的是太难太难。绝对不是某些人想的那样，似乎，“贴近现实”和“通俗”“大众化”是一条人皆能为之的“名利场捷径”。太不是那么一回子事了。相反，我现在倒有了这样一种体验：相比之下，让今天的知识分子，只去顾及他的那点“自我”和“个性”，倒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去“兼顾大众”并且又要创造和表达出另一种文学的和生存的意境，的确有点难。
记者：“反腐”这个词，在变化剧烈的新媒体时代，听来似乎已经“过去时”了——我的意思，在当今这个喧哗浮躁的年代，反腐已构不成大众注目的焦点（因为焦点太多？），您的这一部“反腐力作”如何做到突破？
陆：是啊，反腐反到今天，在人们的心里，似乎都产生了一种“审视疲劳”和“感应麻木（迟钝）”了。但是，文学是不能仅仅为“新媒体”的关注而存在和发生的。不能要求写小说的都像做“超级女声”的那样去追求轰动效应和广告效应，那样就会失去文学的本意了。（这里我绝对没有否定和贬低“超级女声”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说，当下人们是否就不再关心“反腐”这档子事了？不是吧。十年前，我们为“反腐”而惊呼，今天不惊呼了，这很正常。但必须看到，人们仍然关注着这档子事，仍为此而暗自揪心，这也是事实。这就像对待“一日三餐”那样，人们不会为了“吃早饭”“吃午饭”而一再惊呼，但却又都在为怎么努力地去吃好每天的早饭午饭晚饭挣扎着。爱情和战争都写了几千年了。人们对此仍然乐此不疲。我相信，反腐的问题，也将被人们长久地议论下去，关注下去。不说几千年吧，一千年、八百年，大概是肯定会的。
还有一点，我要在这里特别地加以说明的：《高纬度战栗》主要不是拿“反腐问题”吸引读者。它是“小说”。它努力着拿来吸引人的是它的“小说本质”：它在写人。写人的生存困惑和生命挣扎。它竭力地在表现一种意境，一种“当下无助”和“升华焦虑”之间的冲撞。从这十多年来的经验看，写反腐的作品千千万。但只有有数的几本是真正轰动了人间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能引起轰动的不是题材，（当然，题材也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小说本质”。说白了，怎么把这一类小说做得真正像个小说，这就是突破口所在。仅就反腐这一点，《高纬度战栗》也力求在《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的基础上做到有所深化。在“侦破和悬疑小说”的写法上，它也希望有自己的某种创新。至于它到底在反腐的哪一点上深化了，在“悬疑和侦破小说的写法上”又创新了哪一点，能不能允许我在这儿卖一点关子，留个悬念，请大家去读读小说，再来评价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深化和创新”。对此，我要说一句说过多少回的老话：“我现在忐忑地等待着，期待着”，等待着各位读者大佬们的“最后裁决”。
记者：您从写《苍天在上》始，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创作，能不能不把当代性和文学性割裂开来？这里的‘当代性’不是简单指眼前的生活，而是指具有当代精神的，被当代民众所关注的现实。看中外文学史上被称之为里程碑式的作家作品，很多都是对当时那个年代的精彩再现。而现在有些人一说到写现实写当代，就觉得这不是纯文学创作，文学性肯定不强……”如今这个问题还成为“问题”吗？
陆：当然还是个问题。
记者：问题在哪儿？难道还有人在反对和阻止这样的写作吗？
陆：那当然是不会的了。十年前，写反腐，在政治上尚是一大禁忌。在文学圈，尤其在理论界，根本没人把这类作品当“作品”看。谁要接触社会问题，谁要贴近现实，那肯定就不“文学”了。《苍天在上》发表的时候，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说，陆天明，你觉得你这本书有艺术生命力吗？它有可能热三个月吗？这是十年前的事。再说这两年前的事。《省委书记》书出来后，出版社找到一家文艺理论刊物的人，请他们组织一次作品座谈。这刊物的主编立即拒绝说，这个作品我们不组织讨论。我们也不发评论文章。但过了几天，这位主编却拿了一堆《省委书记》找我签名，他要拿去送人。这真让我纳闷了。你说他瞧不起这部作品吧，为什么还要拿它去送人，还要找我来签名？说他瞧得起它吧，却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评论它讨论它。我想，他还是感觉到了这类作品在当代的“热火”——所以他要拿它去送人；但他从心里又不愿意承认它是“文学”，是高品质的文学，所以又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组织讨论，为它张扬，怕由此会“辱没”了他的刊物在理论界的名声。问题出在哪里？还是出在怎么认识文学和文学性。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就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是不能强求一致，也是强求不得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强求焦大和林黛玉喜欢同样的东西。不同人心中的文学向来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掌握着关于文学性话语权的人拿他们心中的标准在强求一切。十年前我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苍天在上》这样的玩意儿只能热三个月，以后就会销声匿迹不再会有人理会了。……我本来就没指望它能‘热’。我只希望它能见读者，能传达出我心里的一种呼喊，传达平民百姓心里的一种呼喊。即使喊出后，它马上得匿去，我也必定要喊。如果（写得）不痛不痒，只供人赏玩，虽然许诺能在被玩之中活个百年千年，我宁可不活这百年千年，也决不被（把）玩。”这个心情，现在依然是有的。所幸十年过去了，不断还有人在想到《苍天在上》，也不断有人在再版这部书和这样的书。我想关于文学性的争议会存在一千年。但对于有心于贴近现实、作用于当代的作家，最重要的不是去跟他们争论什么，而是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不断提高自己作品的文学品味和现实意义，不管别人说什么，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写好自己的每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仍然是永远的当务之急。
记者：记得《省委书记》完稿时出版界打了一个多月的抢稿大战，后“花落”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有意推出你作品的上海几家出版社纷纷表示遗憾。现在这部新作终于“落户”上海，是否是你的有心？
陆：是的是的。这部新作“落户”上海，的确有还一笔感情债的想法。十年前，我的《苍天在上》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当时我和这部作品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上海要出版这部作品，还要演出它的话剧版，这个消息一传出，无疑对催生它的电视剧版，最后使它能进入千家万户，和亿万民众产生共鸣，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这份情我是一直记着的。但中国那么大，出版社和出版社的朋友又那么多，他们对我的帮助又都挺大的，真可谓旧债刚还，又欠新债。债债相连何时得了哦。我想，这“债”，大概是一辈子也还不清了。只有努力干下去再说了。
一 黑咖啡
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他终于快步走了进来，疲惫，甚至还显得有一点点迟钝，眼圈分明虚肿着，同时隐隐透露出一些黑气。邵长水赶紧上前挪开小藤圆桌前的那把高背靠椅，恭请他入座，并招呼服务生赶紧上咖啡——动身上这儿来以前，邵长水着实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得知这位“劳爷”近些年颇“沾染”了一些“洋习惯”，比如说，有事没事，总喜欢喝点儿高档咖啡；酒桌上，也会时不时地点一两瓶白兰地、伏特加或毛姆、香槟之类的外国酒。劳爷在小圆桌前站定后，慢慢摘下那副柔软的黑色羔羊皮手套，然后，把几根苍白瘦长的手指轻轻搭在桌边上，像个重症哮喘病人似的，吃力地鼓起胸膛，深深地喘吸了两口，再用那含义总是比较隐晦的目光迅速瞥视了一下周边的人与物，这才回过头来，盯住邵长水，嘶哑地，低沉地，同时又慢条斯理地问道：“你，就是那个邵长水？找我，啥事？”
邵长水是昨天下午才接到任务，让他上这儿来约见这位劳爷，给邵长水布置这任务的是他们省公安厅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李前主任因病离职在家休养都快一年多了，邵长水又是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的人，要派他外差，走组织程序，按说得由总队的领导来布置，即便因为情况特殊，必须由办公室的领导来谈，也应该由在位的领导来谈，怎么也轮不上这样一位已然不管事的“前主任”啊——况且谈的又是那么重要的一档子事，所以，那天当李敏分突然把邵长水找到自己家里布置这任务时，邵长水的确感到非常意外，同时也觉得这事儿办得多少有些“出格”，有些“诡异”，因而也有些“神秘”。但碍于自己刚调到省厅，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处境微妙，当下里他就没表示任何异议。再说，在调来公安厅以前，他多少也听说了这位李前主任的一点情况。李前主任年龄虽然不算大，四十刚出一点头吧，但警龄不短，二十来年了；父亲也是个老公安，是省厅早期的一位老厅长。此人活动能量相当大，会办事，在本省公安系统内外颇有那么一点影响力。邵长水同时也想到，李前主任此举，肯定不会是“个人行为”。至于这样一个办事本该十分规范的高级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