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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我去陶里根搞秘密调查，确实是老书记的意思？”劳东林趁机追问。
“我没这么说。”余大头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如果跟他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不是他让你来安排我干这档子事的，为什么他昏迷了，你就不能再过问了呢？别人也就没法再接着往下办了呢？”劳东林穷追不舍追问。
“……”余大头只是看着劳东林，坚不做任何解释。那意思好像在说：“这，你自己去推断吧。我就不便说得更详细了。”
“我下一步怎么办？”
“你自己决定……”
“可当初不是我自己决定要干这事的。”
“这我们就不要争了。你应该记得，我当时跟你说得非常明确，到底去不去陶里根做这件事，最后的大主意你自己拿。我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行政命令色彩……”
“可你还说过，去陶里根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你，也只能来找你。”
“……”余大头又不作声了。忽然间，他显得非常为难。是的，当时他的确说过这些话。他不否认整个这档子事是他出面去找劳东林谈的。但是，他当时也是受老书记之托来办这档子事的。珊在老书记突然昏迷了，而且大夫判断。老人家可能再也不会苏醒过来了。如何处理陶里根这件事，他没留下任何话。而这件事，直接
牵涉着一位在职的代省长，可以说非同小可，他余达成当然不能自作主张地对劳东林发出下一步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的“指示”。他还不能向任何人去透露这事的“背景”，也不能向任何人再去“请示”。事情毕竟牵涉到一位卸任的老省委书记和一位现任的代省长。怎么办？这件事，轮到谁头上，谁都会采取这种“退避三舍”的做法。这是减少损失的惟一办法。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劳东林该怎么办？
据劳爷后来跟我讲，他当时一下站了起来，扯起了嗓门，对那位余达成同志吼了这么一句：“我咋办？你说！！”
他看到余达成虽然仍一动不动地坐在他那个老总椅里，脸色却渐渐苍白起来，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歉疚和无奈，一只手掌托住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一只手放在桌面上。却在那里下意识地微微地战栗着。紧接着，一刹那间。劳爷好像看到他的眼眶里闪了一下湿润的光泽。（后来劳爷多次跟我讲过。他当时的确看到这个余达成眼睛里泪光闪烁了一下。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人也会“泪光闪烁”，劳爷说他当时的的确确看到了余达成的眼睛里闪烁出一绺泪光。）继而，余达成的睑色由苍白。转向了灰暗。他整个庞大的身躯即瘫软般地萎缩在极宽大的老总椅里，又跟铅浇铸成似的那么僵硬和板滞=随后，劳爷又吼叫彀地向他问了三声：“我到底咋办？你说！”余达成还是坚执般地一声不响。劳爷只得一甩门，大步走了出去。在扭头向外走的那一瞬间，他执意地打量了这位余达成一眼，看到他无奈地闭上了眼。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原样，仿佛完全死过去了一样，只有平放在桌面上的那只肥胖而又白皙的手依然在那儿微微地、微微地战栗着……
十六 曹月芳的第二次讲述
（第七颗子弹没出膛）
应该说，那天东林他是带着一股强烈的失落和绝望情绪，从余达成的办公室夺门而出的，还应该说这种失落和绝望的情绪当时让他的精神几乎濒临崩溃。别以为我这是在你们面前故意夸大其辞。如果你们能了解到我们这一代人对“组织”、对“同志”、对“领导”那种几乎近似“神圣”的敬重和向往，了解到东林为了去陶里根执行这回任务，内心曾经经历了一番怎么样的挣扎，就能明白那天他为什么会陷入那样一种失落和绝望之中，为什么出了余达成办公室，在那样一场雷暴雨中居然会忘了关车窗，任凭大雨那样浇淋，开着车在市内漫无目的地几乎转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
……然后，他回到陶里根，便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两三天拒不见人，也不去公司上班。他报了病假。他当时的情景，确实也跟大病了一样，脸色灰暗，急剧消瘦，一开始连说话的心思和力气都没有，而且还拒绝去看病，真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也急坏了。那两天里，省轻工业公司每天一个电话催我回省城。他们办了个
高级技工培训班，急等着我去开课。但东林这副模样，我怎么能一甩手就走了呢？而且还不敢跟东林的老婆和闺女说。怕她们担心，更怕事情闹大了，越发地说不清楚。于是，我让培训班的领导把我的课往后挪了挪，又坚持着在东林身旁守了两天。那天东林的情况突然好转，一直不吃东西的他，居然还喝了半碗肉糜粥，小半个馒头。傍晚时分，还在院子里走了走。到晚上，心急上火了好几天的我，也是累得不行了。终于能松下一口气来了，便想早一点歇着；没料想刚躺下，就听到东林从他那个房间里细细簌簌地走了出来，好像是要找我说点儿啥。在我房门前犹犹豫豫地踯躅着。我浑身乏力，强撑着下了床。打开房门=他歉疚地对我说，好些天没刮胡子了，想借用一下我的刮胡刀具。我赶紧给他准备好热水和一应用具，但他却呆坐在那儿。并没有想刮胡子的意思。“咋的了？哪儿又不舒服了？”我问=他苦笑笑。拍拍身边的沙发，对我说道：“陪我待一会儿……这两天把你一家人都折腾坏了。我这也真是的……”他一边自责，一边再一次地歉疚似的苦笑了笑。他这么一苦笑，倒让我难过起来。跟他交往这么些年，还真没看到过他如此谦和，如此自责过。“算了算了。余大头有余大头的难处，你就想开点算了……”我趁机劝了劝。“坐一会儿吧……”他再次这么请求道：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在房间里独自憋了几天后，他想找人聊聊了，想发泄发泄了=我想。这也好。索性让他敞开来说一说，有助于他情绪的平复和振作，便立即顺应着他说道：“你要真不想睡，我陪你上我书房去坐会儿？”书旁在院子的另一个角落里，在那儿怎么聊，都不会吵了别人的休息。他果然很痛快地跟我去了书房。果不其然，坐下没聊几句。他就开始向我诉说起当初接受任务来陶里根搞这秘密调查的背景情况来了：这些情况，他一直也没跟我细说过。我也不便向他打听。没想到今天他却主动倾诉起来。
他说，那天在兴安宾馆从余达成那儿领受了任务，他还是挺有顾虑的。当时他没有马上回家。出了兴安宾馆的大门，驾驶着支队里的那辆老“普桑”，回到市中心中央广场西南角那棵老楸树下，望着被浓重的夜色笼罩下渐渐冷清起来的广场和广场对面日伪时期建的那幢结实而庞大的钢筋水泥大楼，望着从大楼一旁幽静又黝暗的街口驶进驶出的汽车。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他问自己，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有这个必要去卷进这么大一档子事情里去吗？即便是“还有这个必要”。已然到了这个年龄段的自己，“还有这个可能”去跟一些人“作对”吗？他清楚。在这档子事情里，自己将要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否则像余大头那样的人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的神秘和谨慎。他还清楚，这样的事情，往往是个串案——它必将涉及一串人，而且还会是一串很了不得的人。为了不失去手中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将会掀起一股很大的漩涡来反击。虽然从常理来分析，余大头背后肯定是有那位高人——老书记在给撑着，但老书记本人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人们虽然对老人仍会保持一种高度的尊敬，但是，仅靠那点“尊敬”，最终是无力平复那些重大漩涡的。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学公式：在力的对抗中，总是此消彼长。这也是一个极普通的社会政治常理。而经验又告诉劳爷，像陶里根那样一个偏远的小地方，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都不那么完善，几年问如此迅速膨胀发展，这里肯定会出现一些违规的人和事。就看你想不想去查；有没有那个力量去查；什么时间去查；查到什么程度。但凡去查，可以说，一查一个准。至于问题最后会查实到哪些人头上，这就说不好了，就得查起来看了。水至清无鱼。但水太浑了，最后也得死鱼。“至清”和“太浑”间的界线到底怎么拿捏，分寸如何把握，的确无时无刻不在检验着、也考验着每一个执政者心灵的洁净度和从政的良知、勇气、智慧和技巧。现在的问题是出了一个“陶里根集团”。（这里请原谅我姑妄借用这个民间的说法。）其重要“成员”之一，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开枪杀人；又传：他的开枪杀人跟另一个主要“成员”、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现任的代省长、省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有关。而
这位现任的代省长偏偏还是这位老书记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老书记为此内心不安，想搞清这里的“名堂”，想派一两个可靠而有能耐的人先悄悄去趟一下这“水”，探探底细，再来决定采取什么可补救的措施。作为深爱这方土地、又曾主宰过这方土地命运的前任“封疆大吏”，他这一番的心情和用意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事儿可不是“浅尝”一下便可“辄止”得了的。你一旦把马蜂捅出了窝，那局势就不是由你一厢意愿来控制的了！他是老书记，不管事情发展到哪一步，是谁也动不了他的。而你劳东林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如果被你捅出来的真是一群“马蜂”，而万一你又收拾不了它们，那么，这群“马蜂”不把你蛰死，也一定会把你蛰个半残。
干不干？
……这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