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娘是个勤快、善良、热情又有责任感的人。特别还有着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她一直想，自己嫁了个做工的人，这辈子也算是贫穷困苦够了。老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么，她不愿意她的女儿再重蹈她的覆辙。
她特别满意那个人家的经济条件，何况还家里“清清爽爽”的，不像自己家里子女一大窝……日子可不好对付。
但是娘又转念一想，条件这样好的人，轮到咱家，该不要是个罗圈腿、天花脸、乜巴眼什么的吧，如果那样的话，可是对不起女儿呀！
我妈总觉得自己家的女儿，特别是我，是百里挑一的角儿。
她一直对别人夸我说，那一年我才十七八岁。就上山下乡，到奉贤红星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受贫下中农的好评。
我也确实是这样的人。我真的很能吃苦耐劳。那时我是知识青年中最小的一个小姑娘，但也跟着大家一起风里雨里挑担挖泥，插秧除草，什么都抢在前头干。手上的皮开裂了，血流了出来，包包好再问声不响地做，后来手上肩膀上，老茧叠老茧，跟当地的农村姑娘差不多了。
三年下来，农场里就给了我一个美名：铁姑娘。
最使我娘激动和意外的，是我在第四年就被第一批抽调到上海来，并且被送到卫生学校读书。
我家中的姐妹弟弟很多，当时都积极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已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干革命”了。但是，家中要数我“最有出息”，能到“上层建筑”工作，父亲和母亲，还有我的姐姐妹妹等，都为我而自傲、高兴。
一年一年过得很快，我毕业后就穿上了白大褂，分在区中心医院里当护士。在那年头里过来的人，都能掂出这件事的分量。
眼下，我四年中专刚刚读完，正在一家大型纺织厂的医务室里，翻三班实习。
我一听说对方大十岁，心里就老大的不愿意。我想想自己才二十出头，对方却已是奔四十的人了。那时的我，心中鼓荡着春天的诗情，脑海中憧憬着未来美好的岁月。我不想让自己青春的飞燕，过早地盘旋在婚姻的庭园。
不料母亲“视察”归来，竟是满面春风。
娘说，哟！燕子，倒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呢，那吉龙光（那个人叫吉龙光）长得有模有样的，蛮有男人派头的，一米七十八的个头，立在那里人挺挺的，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坐下来看图纸什么时，还看见他在凳子上铺张报纸呢，这样的人哪个姑娘见了都会喜欢的呀！娘见我没言没语，又说，我看得出来，相上他的小姑娘是肯定有的，只不过是他和阿宁嫂给我们面子，我看这门亲就快点定下来吧。
将这“窝”孩子养大的我娘，在这个屋顶下当然是有绝对的权威的。
与其说我拗不过母亲，还不如说是我讲不出拒绝妈妈的理由。
“文革”期间，社会上的姑娘们似乎都崇尚找军人做丈夫。现在天上掉下个“军人、技术员”，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娘对我说，你比二姐的条件好，你也不要推了。这是你的缘分你的造化，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呀！吉龙光的条件说到天边去，都是响当当的，我做娘的会将你朝火坑里推吗？！（娘偏偏说了“火坑”这两个字眼，要知道往后的日子，岂止是“火坑”这两个字所能形容的吗？）
娘的话不错。吉龙光确也是无可挑剔的，从外貌到工作，从家庭到学历。有这些“硬件”在，往后也就不至再差到什么地方去了。就是大十岁，社会上也普遍得很。
我想谈就谈吧。可不知为什么，我第一眼见了他就满心不喜欢。最是他一口夹杂着苏北话的上海话，大大煞了我心里的风景。
后来这事被娘知道了，她说：我的乖乖，结婚不就是实实在在过日子吗，女人就是要找个家底厚实点的人、可靠点的人家，口音再好又不能当饭吃，苏北人又怎么啦！你啊，是没有受过穷的滋味呀，我看没什么不好。
我那时还只是个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里“正泡着”的小姑娘。
在那抹煞个性的时代里，我还不可能有自己的见地。我无法拒绝母亲的关爱。在媒人与妈妈的积极撮合下，我只好接受他的邀请，赴他的约会。不过每次两个钟头，时间一到就散伙分手。
后来，他大概也觉得我与他话不投机，味道索然，但是又要我，就索性上门来了，每周一次。这样，我倒也就觉得少了很多的尴尬。
我暗暗高兴的是他一来便是全家门的事了，姐姐妹妹父亲母亲一起陪着他说话让他高兴，一起招待他吃饭，直至结束，再大家一起送他出门回家。
那些个日子，我觉得省心省神更省事。
这样一晃就年把过去了。
大我十岁的他，自然是提到了正事——结婚。吉龙光没有对我直接说，而是通过媒人牵线，问到我的妈妈了。妈妈自然来找我了，要我定下来。
我就开始整天闷闷不乐。阿姨曾对我说，你不喜欢就算了。
可妈妈说，你如果不与吉龙光结婚，我就什么都不管你了。如果你与他结婚，所有的嫁妆都是我来准备。
母亲的意思显而易见。
倒不是娘在采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压我，而是母亲觉得这户人家实在好，让女儿千万别错过了，否则就可惜了。
妈妈的可惜也该是我的可惜，我要为妈妈分忧愁才对。但是我的内心真不愿意呀！只是在革命的大熔炉里从来也不曾谈过恋爱的我，又讲不出我不愿意个啥！？于是思想上的操作，就回到最浅显的层面上。想想如要我自己准备自己的嫁妆，我是无能为力的，再讲我向来是很孝顺母亲的，也知道母亲又是极爱我的。最后，我还是顺从了母亲的旨意。（后来吻燕才知道，这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再回头差一点得要——百年身呢！）
婚礼定在1977年12月14日。
二十年后，她对记者回忆这段蜜月生活时，是这样说的：
我从来没有与他产生过所谓——热恋的感情。连恋爱两个字也谈不上的。我们更像两个陌生的熟人一样。我们单独在一起我就感到特别的不自在。
最难堪的是我们在杭州过的新婚之夜。
那一日天很冷。他先躺下了。我在床边倒了一盆水后，看见他还躺在那儿，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就说，你出去呀，我要“用水”了。
他问用啥个水？我说用水……就是用水来洗洗身子……。
他说你就在这里洗，我不用出去的。
说实话，我也觉得自己问得很傻的。我也不是不知道结婚的意思，但总觉得我的世界里好像还有什么大部队的东西没有到位，怎么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开始一件大事了呢。
我想，我如果不这样问，又该怎样问呢……所以，我还得问下去。
我和他打了个照面就避开他的视线问，你睡在这里，叫我睡哪里呢？
他说也睡这里呀，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丈夫了，你做任何事情时，我都可以在你的身边。
当时我听了，心里只感到一种莫名的绝望。
以后的几天，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忧心忡忡，心想怎么天又黑了？好像心里一直有桩心事似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挥着白纱巾，在海滩上奔来奔去；我们也从来没有相互拥抱相互接吻。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却一步到位成了名正言顺的夫妻。
这世界这生活简直荒唐透了！
我的嫁妆是很像样的，新房也很不错。
结婚的意思，在我当时的心眼中，好像全部都在嫁妆和新房的布置上，而结婚的高潮又好像尽在婚礼上。除此之外，我没有作过更深刻的思想与心理准备。
也许我自懂得“生活”时起，整个身心是全部投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了，在这个革命熔炉中铸造出来的铁姑娘，只认同社会化的习俗形式，而不知道还有血肉存在的个体自我。
现在自这倒霉的一夜始，我只有一种“失守”的伤感。而没有一点喜悦的心情。
吻别死神（二）
他玩得天上人间，而我却如在阴曹地府。他可以由任何一件芝麻绿豆
的小事上引起家庭战争，把战火烧遍我的全身。他说过一句精确的话：你
身上的任何一块地方我都可以动。毒打与性事是他每天非放在一起做的作
业。
一周旅行结束，我们回了A市，开始了所谓的新生活。
元旦过后五日，我领了36元工资，就去娘家交了10元给妈妈，又买了5元钱的饭菜票，将剩下的钱丢进了新房的抽斗。
晚上他回来了，没有说几句话，他就谈到了我的工资。
我说我贴娘家10元钱，他们养大我们七姐弟是多么地不容易。
他说你怎么先没对我说，话音未落，他的手就上来了，我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还没有等我缓过神来，他对我又拳脚交加，劈头盖脸地狠狠揍了我一顿！竟要我回家去将这10元钱讨回来！
这是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十天发生的事，我怎么能够忍受？！
我的眼睛“突突”在跳，似乎浑身上下都在冒着火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我。我“嘈”地从床上一跃而起，穿上衣服就开门出去了。婆婆听见动静就追了出来，我没有回头，一头扎进了沉沉夜色中……
我一直跑一直跑，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只有跑的动作才能对付我心里那一片可怕的空白。
到了娘家那熟悉的弄堂里，我停下了脚步。我想我不该再惊吵父母了，为了我的事忙了几个月，这几天正在生病。可是我该去哪里呢，我也不知道。
走累了，我就坐在铁路边的乱石堆的阴影里。
想想结婚真是没有意思。活着也没有意思……
记得当初自己在农场时在学校时，唱歌跳舞，小分队表演上台，还写过诗，参加读书比赛，老师说我能文能武，还被人称做校花什么的，一些男同学的目光，总包含着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