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在地区公安处处长史元杰的主持下公开举行。
整个地区有两千多名干警参加。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区县自发而来的数万名群众。
省委书记肖振邦，省委副书记杨帆，省委常委周涛，省政法委书记谢宏鸣，地委书记郝伟凡，以及公安部、司法部、公安厅，司法厅的数十名领导亲临追悼会现场。
在烈士陵园一排墓碑面前，何波的老伴翻来复去的就只一句话：
“你一句话也没给我说，就这么走了……”
史元杰、魏德华、罗维民、辜幸文几个人默默地站在这一排墓碑前。
史元杰打开一瓶酒，轻轻地洒在了墓碑前。
史元杰慢慢地跪倒在墓前：
“何处长，1·13案已经破了……”
没有人能听到他后面的话语，身后汹涌而至的一片失声的恸哭，像海啸一样经久不息……
在烈士陵园近旁，人们专为1·13一案竖起了一座石碑。
上面记载着所有参与侦破1·13一案的人员名单。
高英莲，女，市工商银行职员。案发时看到罪犯后，高呼“抓住他！”
马玉慧，女，市蔬菜公司职员。发现罪犯后立刻用电话给市局报案。
高受华，女，市劳保公司职员。发现罪犯后立刻用公用电话报案。
赵根娃，男，市银行锅炉房师傅。用铁火棍在现场猛击罪犯。
刘得杰，男，小学教师。案发时听到喊声冲向现场用砖块砸击罪犯。
赵宝柱，男，食品公司职员。操剁肉刀在案发现场与罪犯搏斗。
李爱莲，女，个体饭店老板。手持铁铲在案发现场拦截罪犯。
耿三三，男，卖菜农民。用架子车在银行门口拦截罪犯。
郭翠兰，女，卖零食妇女。用手推车在大街口拦截罪犯。
马建祥，男，医生。在大街上用自行车拦截罪犯，并高呼“抓罪犯！”
张宏民，男，街道干部。在大街上用自行车撞击罪犯。
阎世平，男，理发员。冲向大街用理发剪砸击罪犯。
田春芳，女，话务员。在大街上用车筐里的萝卜投向罪犯。
李万良，男，铁厂工人。用自行车尾追罪犯，一路高呼“抓杀人犯！”
冯丽平，女，劳动局干部。在大街旁抓了一把土撒向罪犯。
白云生，男，司机。用吉普车做路障拦截罪犯，并用板子砸击罪犯。
张军，男，市委宣传部干部。用自行车围截罪犯，被罪犯撞倒。
王老六，男，卖菜老人。用菜车上的一捆蒜辫摔向罪犯，被罪犯踢倒。
杨小宁，男，中学生。赤手空拳扑向罪犯，被罪犯击倒。
程万里，男，待业青年。用手拉住罪犯，被罪犯摩托车撞成轻伤。
孙玉芬，女，红卫路银行职员。拒交保险柜钥匙，被罪犯重伤致残。
程海泉，男，红卫路银行职员。拒开保险柜，被罪犯重伤致残。
郑振保，男，红卫路银行保卫人员。盘查罪犯，被罪犯重伤致残。
贺永瑞，男，红卫路银行保卫人员。阻击罪犯，壮烈牺牲。
周娟，女，红卫路营业部主任。奋勇报警，壮烈牺牲。
陈东来，男，古城监狱狱警。与罪犯搏斗，重伤。
齐力，男，古城监狱狱警。与罪犯搏斗，重伤。
王海英，男，古城监狱狱警。与罪犯搏斗，重伤致残。
施占峰，男，古城监狱政委。阻击逃犯，重伤致残。
吴俊杰，男，古城监狱狱警。阻击逃犯，壮烈牺牲。
张振国，男，古城监狱武警。阻击逃犯，壮烈牺牲。
杨四海，男，省城民警，司机。跟踪罪犯，重伤。
刘刚，男，省城民警。跟踪罪犯，重伤致残。
樊胜利，男，省城民警。阻击罪犯，重伤致残。
侯大贵，男，省城武警。捕获罪犯，壮烈牺牲。
赵新明，男，省城民警，市局刑侦指导科科长。追踪罪犯，壮烈牺牲。
郭曾宏，男，省城民警，市局防暴大队警务处处长。捕获罪犯，壮烈牺牲。
魏忠玉，男，地区民警。捕获罪犯，重伤。
李海南，男，地区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侦破罪犯，重伤。
王爱民，男，地区民警。捕获罪犯，重伤致残。
马卫新，男，地区武警。捕获罪犯，壮烈牺牲。
何波，男，地区公安处处长。阻击罪犯，壮烈牺牲。
张大宽，男，省城汽车修理个体户。侦查跟踪罪犯，壮烈牺牲。目前，有关1·13一案及其连带案件的审理和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遭遇十面埋伏（代后记）
写完《十面埋伏》的最后一笔，已经是凌晨4点，天色黑沉沉的，住宅四周悄无生息。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自己不足4平方米的书房里，眼泪突然汹涌而至。我用双手抹了一把又一把，怎么也抹不完。
为自己，也为自己作品中的这些人物。
《十面埋伏》是自己耗时最长的一部作品。采访时间长，构思时间长，写作时间长，对自己身体和健康的损耗也最大最长。写完《十面埋伏》，我发现自己的视力下降到足以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步。身体的抵抗力也大不如前。成年累月地伏在电脑荧屏前，脖子几乎成了硬的，动不动就头晕脑胀，颈椎有毛病势在必然。为了体验那种真正惊心动魄的感觉，自己曾跟着特警队，连夜长途奔袭数百公里，到邻省一个偏远乡镇去解救人质。回来后昏睡两天两夜，上吐下泻，高烧不退，患急性中耳炎以至鼓膜穿孔，住院20余天。与其说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还不如说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我的这种情感方式和写作方式，实在有些太迂腐大可笑太陈旧太原始，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样的举止和表现，除了再一次印证你这种落伍作家的“不可救药”外，还能说明你什么？
就像我的这种费劲而又愚笨的写作方法一样，每写一部作品前，都必须进行大量的采访和调查。不熟悉，不了解，感动不了自己的人和事，我根本无法落笔。即使是在写作期间，一旦有拿不准的地方，还是得不断地往下跑。没办法，写现实题材，只要写的不是个人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大概就只能这样，于是越写就越觉得难。就像画画一样，画大家都没见过的东西怎么画也可以，画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东西你再费劲还是让人看着有毛病。大家都没经历过的年代和社会，你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大家正生活在其中的日子，你若想把它写像了，大家都认可了，可就绝非那么容易。这跟作家的想象力没有任何关系，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把你没见过，没听过，一支儿不懂不知道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写得栩栩如生。一个细节，一常识性的东西，有时候采访好长时间还是闹不明白。
其实累点苦点倒在其次，再累还累得过那些打工仔？再苦还苦得过那些下岗工人？你跟着去“执行”了一次任务，就几乎住了近一个月的医院，那些时刻在执行任务的普通干警又该如何？说实在的，写这种现实题材的作品，真正劳心劳力的其实是作品以外的一些东西。对于作家来说，如果你选择了直面现实，直面社会，那就犹如陷入雷区，遭遇十面埋伏一样。我曾听作家蒋子龙说过，他去一个地方采访，人还没到，就已经接到许多电话，你是不是要写那个地方？是不是要写那个地方某某人某某事？劝说的，提醒的，暗示的，甚至还有要挟的，恐吓的，告状的，简直能让你瞠目结舌，其实像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遇到过多少次。你想采访到一点儿真实的东西，实在太难太难。等你采访了，写出来了，各种各样对号入座的就叉来了。明的，暗的，让你防不胜防。拍摄电影《天网》时，由于恐吓电话太多，当时作为全国人大常委的谢铁骊导演，竟也不得不请太原市公安局派警察在现场进行保护。拍摄电视剧《抉择》时，曾拍摄过《孔繁森》的导演陈国星，竟然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他们进行实地拍摄的工厂。其实这也还在其次，最要命的是，你还得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圈外处处有雷区。圈内又时时有冷箭。圈内还有各种各样的圈子，善意的告诫，真诚的批评，也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冷漠和不屑，让你不寒而粟的常常是这样一些话：急功近利；艺术性太差；这样的东西，能算是文学？
真正是身陷重围，十面埋伏！
没想过尝试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吗？试过，早在80年代，看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随后不久便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其中的一些作品甚至还得到了柳鸣丸先生的赞许和认可，而后又进行过多方面的尝试，很认真也很投入。看过啃过许多大部头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文艺理论作品。直到今天，自己仍然很喜欢这其中的很多作品，包括国内一些先锋作家的作品，自己也一样非常喜爱。
但在自己的创作中，还是渐渐地放弃了这种尝试性的写作。因为觉得自己不管怎么折腾，写出来的仍然还是一种表层的东西。你所想表现的并不是自己的骨子里渗出来的，不是从自己的潜意识里冒出来的，不是从自己的血液里流淌出来的。因为你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没有让你具备了这种东西。幼年时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遣返祖籍山西晋南的一个山区农村。在学校里一直是狗崽子，初中没上完便回乡务农。挑大粪、挖水井、掏猪圈、拉粪车。13岁在万人大会上批判父亲，15岁则在万人大会上挨批判。16岁就到崎岖险峻每年死人无数的北山上拉煤，来回一趟400多里，得整整5天5夜。第一次回来，两腿肿得水桶一般。只能休息一天，紧接着又继续上路。干过民工，做过代教，写过材料，当过文艺宣传员。而后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到师范学校读书，为了不挨饿和那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