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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犯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昨天把一个犯人打成重伤，现在已经关了他的禁闭。”
“……哦。”施占峰的口气明显地松弛了下来。“这个犯人叫什么名字？”
“他是五中队三分队的一个犯人，名字叫王国炎。”
“……知道了。”施占峰顿了顿，接着说，“我知道这个犯人，你还有什么吗？
“……大致就是这些，别的还有很多，说起来时间就长了。”
“这些情况你们科和五中队的干部都知道吗？”
“知道，但并不具体。我都已经给他们分别汇报过，但还没有做出决定。”罗维民一边字斟句酌地思考着，一边谨小慎微地说着，免得给施政委一个好象是在告状的感觉。
“你给辜政委说过吗？
“说过了，但辜政委很忙，说是他……知道了……”
“对这个犯人你目前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
“……具体的还没有，因为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只是初步的判断和分析，但我相信基本上不会有错。”
“好，小罗，你不必再说了，我都听清楚了。”施占峰再次顿了顿接着说道，“你能及时反映情况，这很好。不过有一点我得给你说清楚，你也是个老侦查老民警了，狱警的工作，都要求细致再细致。一丁点的疏忽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大事故，因为监狱的工作事关重大，人命关天。所以千万不能在原则问题上有任何个人的想法，尤其是绝不能有任何连带个人情绪的想法。我是你的老上级，我也很了解你，所以有些话才愿意给你直说，响鼓不用重捶，我只说你一句，在工作上一定要多同同事们商量，多同科里和中队里的同志们商量。你非常能干，也很有经验，但不应把这种属于你的优势变成对你不利的劣势。一个人不管有多能干，多有本事，一旦有了骄傲的情绪，一旦脱离了群众，一旦成了孤家寡人，可就什么也完了。小罗呀，说实话，我早就想同你谈谈了，你这个人，优点非常明显，缺点也非常明显。优点我就不再说了，缺点就是有些孤傲，有些清高，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不少人都有这个看法。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见得这就是什么大缺点，但是，如果老是不改，可就会影响到你的今后了……”
……
罗维民此时只有默默地听着，他一再防范，一再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监狱的两个主要领导，都把他的汇报当作了另外一种东西，或者是理解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事情的本身在他们眼里来说，似乎无关紧要，重要的却似乎只是形式。
越级汇报，在如今的人眼里，不是告状，就是邀功。
这就是现实，一个让他无法逾越的现实。
……
聚集在心里的激情和兴奋，好像渐渐地又淡远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和空落。
末了，他试着给侦查科长单昆家里打了个电话，响了八九遍没有人接。然后打手机，手机不开。呼了两遍，等了十分钟也没有打回来。看看表，已经凌晨1点了，想了想，现在说，其实跟几个小时以后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回吧，也该休息了。
他有些疲惫不堪地站了起来，一边揉着阵阵酸痛的后背，一边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电话机。
猛然间一个闪念在脑子里亮了起来，他犹豫了半天，然后终于拿起了电话……
1·13抢劫杀人案，十多年了，就像石头一样沉沉地压在市局每一个人心上。
市公安局副局长、刑警队队长魏德华接到罗维民的电话时，已经是凌晨1点40了。
罗维民打的是魏德华的手机，其实魏德华就在办公室里，因为凌晨两点半市局安排了一个突查行动，所以此时此刻他哪儿也去不了，正闷在办公室里抽烟。
魏德华的手机通常24小时都是开着的，除非是实在累得受不了了，非得睡一睡，并给手下人特意交待过后，他才会把手机关闭上几个小时。
手机响时，他几乎被吓了一跳。一般来说，这么晚了，又是在这样的时刻，凡是打来手机的，几乎很少会有什么好事情。
听了好半天他才算听清楚了是谁打来的电话，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罗维民。稍稍松了口气，然后便开起玩笑来：
“谁呢，吓人一跳！还以为你牺牲光荣了呢，两个月了也没来个电话。”魏德华和罗维民在县公安局时，曾是一对出生人死的老搭档，患难之交，又好得你我不分，就像一对亲兄弟，相互间无话不谈。“听你那嗓门凶里凶气的，是不是提拔了？”
“别牛哄哄的”，在战友面前，罗维民也一下子放得很开，“不就是一个正科级的副局长么，吓唬吓唬老百姓还差不多。”
“嗬，眼红了是不是？一个卖命送死的虚名，算哪门子官，还值得你咬牙切齿呀。好了，给领导汇报汇报，你小子最近怎样？”
“好好好，我有要紧的事儿给你说。”罗维民扭转话题，言归正传，“我这儿有个案子，你帮我尽快查一下。”
“说吧，我听着呢。”魏德华的声调也严肃了起来，他明白罗维民这么晚打来电话，绝不是没事了找他调侃。
“你还记得十年前市里发生的那个1·13特大银行抢劫案吗？”
“是不是84年开公审大会时的那个银行抢劫案？”魏德华一震。
“没错，就是那个案子。”
“怎么，你那儿有线索？”魏德华挺了一下身子，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来。
“我这会儿还拿不太准，我记了这么几个东西，你抓紧核实一下。”
魏德华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满世界急急忙忙地找笔找纸。“好了，你说。”
……
84年元月13日万人公审大会伤3死2两辆摩托车，2人红围巾小皮包军绿色单帽塑料底棉鞋5万人民币，5千美元魏德华死死地瞅着眼前记下来的这几溜数字，心里有个东西像打鼓一样猛跳了起来。
这个时时刻刻让他牵肠挂肚、殚精竭虑的案子，怎么会不记得！
已经十多年过去了，但这案子所有的细节和情景仍然像刚刚发生一样历历在目。
他当时虽然并不在市公安局，但他和罗维民一道，同时因这个案子被抽调到了地区公安处临时组织的1·13大案专案组。
这一调便是两个多月，而后便连工作关系也转到了市公安局；后来，市局班子因此案被一再调整，他被提任为市局刑警队副队长；再后来，他被提任为刑警队队长；再再后来，他被提任为一直到今天的市局副局长……
说到底，他之所以从县公安局最终被调进市公安局，其实还是因为1·13这个特大抢劫杀人案。1·13大案专案组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少，十几年过去了，魏德华成了这个专案组里最久最老的专案成员之一。
魏德华的老上级，原市局分管刑警队的副局长因此案被连降两级，而后因癌症去世。这个公安系统响当当的硬汉子，临死时有关公安方面的事情，几乎什么也没有交待，惟一对他说了又说的，便是这起抢劫杀人案。弥留之际，他最后讲出来的一句话竟是：
“……小魏，等到哪天……破了案，在我坟前烧张纸，告诉我一声……”
一辈子很少流泪的老局长，临死时，竟淌下了两行浑浑的泪水。
死不瞑目的同事里，岂止是老局长一人。
1·13抢劫杀人案，十多年了，就像石头一样沉沉地压在市局每一个人心上。与其说它是一个洗不清的耻辱，还不如说它是一个神气活现地罩在警察头上的恶魔，它时时不断地朝着每一个搞公安的发出阵阵哂笑和嘲讽，大张旗鼓，洋洋得意地向世人宣告着公安的愚笨和无能……
这样的一个案子，又如何忘得了！
一个监狱的在押犯人，能说出这样的情况来，真正是非同小可！
魏德华瞪着两只血红的大眼，从这几行字上久久地抬不起头来。
作为最老的一个1·13大案专案组成员，他清楚这几行字的分量。这记录下来的东西实实在在是太重要，太重大，太让人激动和振奋了！
对一个刑警队长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不已的东西了。
因为一个监狱的在押犯人，能说出这样的情况来，真正是非同小可！
当时因破案需要，像“红围巾”，“小皮包”，“塑料底棉鞋”，这些作案的细节，基本上属于严格保密范围，没有让任何一家新闻媒体报道过。当时曾有一家晚报得到了“塑料底棉鞋”这一情况，专案组得知后，连夜派人专程赶到晚报编辑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连哄带吓，好话说尽，才算把新闻稿给撤了下来。这么多年来直到今天，除了案发现场的一些目击者，公安系统以外，这些作案细节，仍然属于“绝密”内容。即使是对那些目击者，专案组也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了交待，要求他们在破案之前一定对此严格保密。
所以从离案发现场几百里以外的一个监狱里的在押犯那里，能得知如此全面而又详尽的作案细节，怎能不让人感到震骇和兴奋！
这个罪犯知道的情况实在是太周全了，居然还知道塑料底棉鞋是“让人给砸下来的”，还知道那个“皮包太小，一大把一大把的钱都在皮包外面露着”，“后来连那只单军帽也不要了，只围着个红围巾”，“一人一辆摩托车”，什么面具也不戴，只管在大街上横冲直撞……
这个罪犯说这起案子是他干的。退一步说，即使这个罪犯真的是个神经病，即使这个罪犯是在撒谎吹牛，那他也肯定清楚这些细节的来源。这一切绝不会仅仅只是在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