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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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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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厚英感叹道:
  “那次谈话之后,我真的准备迎接长期考验,一门心思接受思想改造。那时候,我确实是非常驯服的工具——尽管我的本性是桀骜不驯的,但是我认定了信仰之后,我是很虔诚的。我一片真心拥护共产党。”
  1962年,她的父亲终于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松了一口气。她并不知道摘帽之后,那“摘帽右派”本身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1964年,她被派往上海郊区——上海县梅陇公社,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她本来就是农村姑娘,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好评,“四清工作队”准备发展她入党,要她再写入党报告。可是,当“四清工作队”跟她所在的单位——上海作家协会联系,上海作家协会党支部不同意,因为家庭问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说“右派的女儿怎能入党”……
  戴厚英长叹一口气:
  “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入党申请报告了。”
  大抵由于我从不抽烟,面对着烟雾袅袅的女性,感到奇怪,感到纳闷。
  我记得,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写到本不抽烟的赵振环,学会了抽烟。原因是“闲茶闷酒无聊烟”。
  我问起了她什么时候开始抽起这“无聊烟”?
  没想到,她说,她把香烟当做心灵的止痛剂!
  她跟我谈“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
  她跟我谈与丈夫离婚的痛苦过程;
  她跟我谈《诗人之死》一书遭受的磨难;
  她跟我谈《人啊!人》一书遭受“大批判”的苦难……
  戴厚英不仅抽烟,而且酒量也不错。她的性格和为人,更多的像男性。所以,我曾笑称她是“男性化的女作家”。
  但是,戴厚英在女儿面前,却是中国典型的良母;
  在父母面前,是绝对的孝女;
  在姐姐、弟弟、妹妹面前,在乡亲面前,有着深深的亲情。
  所以,戴厚英既有男性化的一面,也有典型的东方女性的一面。
  经过多次采访,我写出了报告文学《雾中的花》。
  我请戴厚英改定。她一边看,一边抽烟,不时抽泣着——因为《雾中的花》勾起她许多痛苦的回忆。
  她非常喜欢这篇《雾中的花》。
  我也以为在这篇作品倾注了诸多心血,是我新作中不亚于《思乡曲》的作品。
  我本来想在《文汇月刊》上发表《雾中的花》。遗憾的是,他们一听写的是戴厚英,就摇头了!
  我曾与上海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也摇头了。
  我也曾与北京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同样也摇头了。
  我明白,在北京与上海不可能发表这篇报告文学。
  正巧,青海一家杂志——《人才天地》向我约稿。我只得把《雾中的花》“发配青海”。
  青海的《人才天地》杂志毕竟影响有限,虽然那一期特地用戴厚英像作封面。也正因为这样,《雾中的花》最初没有像《思乡曲》那样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注意。
  戴厚英喜欢《雾中的花》。当她的《诗人之死》出版香港版的时候,她把《雾中的花》作为附录收入。
  从此,我与戴厚英有了许多交往。特别是当她有一段时间与国外通信不便,就由我代转代收。她后来去德国访问,德文版《人啊!人》的德译者马丁(中文名字为马汉茂)教授的邀请信,就是寄到我家的。
   。。

为戴厚英写《非命》(8)
后来,她去了德国,又发生与马丁的争执。马丁也是我的朋友。对于他们的争执,我持中立态度。
  戴厚英刚从德国回来,给我来信:
  永烈同志:
  刚刚从欧洲回来,见到您的信,谢谢您寄剪报给我。
  《随笔》在香港出版,样书还没寄给我,等寄到之后,一定给你一本。
  行前,一位德国女记者将马汉茂为我的《人啊!人》德文译本写的后记译给我看了,他把“清污”时某些人造我的谣言当做事实加以宣扬,说我是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所以,这一次欧洲之行是一场斗争。马丁太太竭力要我相信这是一场误会。我问她叶永烈的文章(叶注:指《雾中的花》)读过了吧?她说人家对叶也有看法。中国文坛如此卑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但马某显然别有所图,他要多方面讨好,以求以后在中国获得更多的东西。他不尊重事实,不听小人物的意见,而作卑鄙的政治交易。我在德国充分揭露了他。希望你今后也提高警惕。
  我7月中旬回老家探亲。有事请中旬前找我。
  祝好!
  戴厚英
  1987年6月28日
  此后,马丁又给我寄来一封信,托我转给戴厚英。戴厚英给我来信:
  叶永烈同志:
  您好!
  谢谢您转来马丁的信。我将直接给他回信。
  不知道文章发在什么刊物上需要把照片登在封面上。寄去一张。不知是否合格。因即将离沪,忙。握手。
  祝好!
  戴厚英
  1988年7月11日
  我还向韩素音详细介绍过戴厚英。后来,韩素音与丈夫一起来沪的时候,托我约戴厚英见面。那天,正好是韩素音七十大寿,我和戴厚英跟她以及她的丈夫陆文音度过愉快的一天。
  在写《雾中的花》的时候,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写进去。后来,戴厚英突然遇难,使我深为震惊,我为她赶写了《非命》一书,把许多不能写进《雾中的花》事情,都公之于众了。
  《非命》,取义于“死于非命”之意。
  不过,令人惊讶而遗憾的是,《非命》出版之后,我拿到样书一看,傻了:书中最重要的一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全部被删去!
  要知道,在给我看清样的时候,这一章一个字也没有动过。
  《非命》总共五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被删之后,原先的第五章《我手写我心》,被改成第四章!
  这么一来,不知内情的读者,根本不知道第四章:“大批判”洗礼被删!
  在《非命》一书中,四万多字的第四章:“大批判”洗礼是核心。这一章,详细记述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遭到了密集性的“大批判”。“大批判”先生们原本想把她一棍子打死,但是,事与愿违,戴厚英反而在“大批判”的烈火中成名。她,一个弱女子,不倒,不垮,不降,不死!《人啊,人!》被译成各种文字。她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没有《人啊,人!》,没有《人啊,人!》遭到的“大批判”,就不成其为戴厚英了。
  然而,没有打任何招呼,根本不征求作者的意见,擅自删去了全书的“灵魂”!
  我极为生气。但是,书已经印出,已经发行,木已成舟,奈何奈何!
  后来听说,是这家出版社在终审《非命》的时候,担心这一章会“出问题”,粗暴地决定在付印前删去——连作者意见都不征求。
  倘若当时我知道第四章被删,我绝对不会同意出版“残本” 《非命》的。
  正因为《非命》被删得残缺不全,变成一本没有“灵魂”的书,我没有把《非命》送给任何一位朋友。就连老作家峻青打电话向我要《非命》一书,我都说,这本书没办法送!
  后来,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的《名流侧影》一书的时候,我把《非命》中被删去的第四章改名为《戴厚英和〈人啊,人!〉》收入书中。出版之后,至今没有听任何人说起“有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出问题”。第章追踪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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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傅鹰注意起反右派(1)
我应严慰冰之妹严昭之约,为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副校长傅鹰教授写了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傅鹰》。
  傅鹰先生是北京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化学教授。
  记得在1957年,我刚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的普通化学课程便是傅鹰先生亲自讲授。上第一堂课时,铃声响了,教室里鸦雀无声。这时一个中等身材、微胖、戴着眼镜的老人,踱着八字方步走上讲台。他一声不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绪论——化学的重要性”。写好他回过头来,这才用北京口音说道:“关于化学的重要性,就不讲了。因为在座的诸位,都是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都是深知化学的重要性才来到这儿的,所以用不着我多讲。下面,我就开始讲第一章……”傅鹰先生就是这样,在教学上很注意抓重点,抓难点,详略分明。凡是学生容易懂的或已经懂的,一笔带过,叫学生自己去看看讲义就行了;凡是学生不容易懂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就反复讲、详细讲。他老是爱讲这句话:“学化学,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记住牵牛要牵牛鼻子,抓住关键。”
  傅鹰先生讲话饶有趣味,学生爱听,课堂上常常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记得有一次上课之前,傅鹰先生在黑板上写了“爱死鸡,不义儿”六个大字。同学们见了,议论纷纷,不知道傅鹰先生今天要讲什么。后来,经傅鹰先生一讲,这才明白过来:在最近的考试中,他发现好多同学写外国科学家的名字时很随便,爱怎么译就怎么译,以为只要音近就可以了。傅鹰先生说到这里,指着黑板上的六个字,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原来,他仿照同学们乱译人名,把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译为“爱死鸡”,把英国著名化学家波义耳译为“不义儿”。直到这时,同学们才恍然大悟,笑个不停。从此,我们都深刻地懂得了乱译人名的坏处,记住人名的标准译法,并且遵照傅鹰先生的意见,一定要同时记住外国科学家名字的原文。
  傅鹰先生讲课时,概念讲得非常清楚,善于用非常形象、浅显、明了的语言,讲明抽象的科学概念。比如,他讲什么是物质时,是这么说的:“化学既然是物质的科学,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物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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