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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们庄上的张新忠是贫农出身,解放初一直是基干民兵、排长,工作认真负责,立场坚定,他哥哥是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的志愿军干部,共产党员,总支书记。对共产党可谓赤胆忠心,就是与他们不一条道,看不惯他们的胡作非为,于是被栽以“漏化地主”“现行反革命”宣布逮扑,坐了大牢!那是什么年月?不是亲眼目睹,不是亲身感受,说出来有谁会相信——这是发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我又被栽以“幕后插黑手”的“当权派”,由支左部队当众宣布对我和其他五个共产党员、两个群众实施“监督劳动,管制生产”。此后我便失去了自由。……有压力就会产生反抗力,压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强。这是物理现象。发生在人类社会上的具体人的身上,就会产生能动的反抗力。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无论哪个社会,无论哪个民族,无论是什么人,当他感受到压迫或承受到压力,他会本能的在心里积聚反抗力,当压力使他难以承受时,他将会利用一定的方式爆发出来。——你想想,一个大活人被人硬往棺材里按,有谁能愿意呢?不过,我们是共产党员,大小是个干部,虽然不理解*,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党性使我们忍受着一切屈辱。
1967年4月,党中央对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群众的行为作出了处理。消息传来,受压群众奔走相告。于是积压成怒的反抗立即爆发出来!徐州成立了踢派,各县成立了踢派,我被公社一些人再三邀请当了公社踢派的头头。开始大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指责和批判支左部队的错误,指责支派(被支左部队支持的一派)的错误,赢得了全公社70%以上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可谓形势“一派大好”。对此,支派干群心理上产生了压力,积聚了反抗力,结果爆发了1968年4月15日支派拦截踢派的“”流血事件,从此武斗不断,且逐步升级……人们过上了夜不能寐,日无宁日的生活。几乎到处一样,各地若此……
大概毛泽东觉察了什么,1968年8月,他向全国发布了最高最新指示:“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看样子,这位可敬可怕的领袖想“刹车”了。不过,太晚了。由他一手制造的全国性战火方兴未艾,急于刹车,谈何容易?“造反派们”仇恨日增,互不服气,“抢夺”来的武器弹药正在发挥战斗力。什么革命左派?什么革命组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千古真理。有谁还能听进“最高指示”?打吧!“枪杆子里出政权”!全国范围内,乒乒乓乓,大战犹酣,惨烈的内战已由武斗所替代。
“造反派们”说:“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手要严密地组织“武卫”;一手要展开强有力地“文攻”——武卫就是继续调集枪支弹药,要在与对手相博的战场上把握制胜权;文攻就是组织能言善辩的文人高士去北京告状。霎时间,北京“人满为患”。天安门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置的中央接待站应接不暇,院子里、天安门前、长安街上,到处都是来自全国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铁路、公路车辆满载“造反派们”浩浩荡荡不间断地涌向北京!中央忙乱了,周恩来总理忙坏了,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接待一拨又一拨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
公社踢派调集了枪支弹药,支派也在调集枪支弹药。眼见一场生死决斗在所难免!“革命群众”在备战,“头头脑脑”们在谋划,处在“第三者”位置上的人们在焦虑!也许是苍天有眼吧,支派头头在从连云港调集枪支弹药返回的路上,途径宿迁时,被当地造反派连人带枪的抢了去,几经周旋,结果放了人,没收了枪支弹药。……支派没有了枪支弹药,随即避之夭夭。踢派没有了对手,自然就安然自处。公社有幸避免了恶战,避免了伤亡。
我早就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生活,几次企图辞去头头,回家过安静的日子。可这是不可能的。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都回避不了卷进派性,我一个头头怎么可能说不干就不干呢。再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嘛,既然踢派选择了我并给我以信任,既然我确立了信念并已付出了许多,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在支派中的几位朋友曾多次找到我要我转向——支派中的当时的公社武装部长对我十分友善且“羡慕我的才干”,努力争取让我中立,最好让我站到他们一边,我曾经对几位朋友说:“既然观点已经形成是无法改变的。虽然共产党乱了套,但我还是共产党员,我只会按照党员标准和党性要求自己。最起码我说话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就这样,我违心地坚持着生活和工作。
毛泽东主席的“大联合”指示,收效甚微甚缓。于是地方武装部和支左部队奉命采取了强制措施,强行将两派或多派组织的头头拉在一起谈判,强行订立“大联合协议”……毛泽东又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按照最高指示,匆忙成立了以武装部为主、拉进来几位他们认为革命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成立了三结合机构——“革命委员会”。——可以想象,在如此联合的基础上,只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愿,难免掺杂“资产阶级派性”。这种政权模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他要行使权力,必然要对反对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给以必要的打击。被打击的组织不服,就要遭灭顶之灾——彻底取缔——一场*开始了。一些头头先后被逮扑,关进看守所。我未能幸免,也同时坐了班房。——本来在三结合谈判中,我坚持不进班子,让给想进班子的人。但支左部队不答应,说我“别有用心”。不但必须进班子,而且还要当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或副主任。就这样,我成了公社革委会的常委。说实在的,你必须佩服毛泽东的招数,乱成一锅粥的形势,硬是被他的三下五除二的手段解决了。不久,我就进了县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实是“造反派头头学习班”。那个“学习班”,说穿了就是一个“软禁所”,在那里,大门不准出。没有个人的活动空间或时间,一年中,无休止的斗私批修,不间断的学习检讨,任何人“过关”必须经过武装部长、县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的批准。自由受限制,精神遭压抑,不断地斗别人,也不断地斗自己。变态了,人们变态的维护自己,也在变态地对待别人。
县里学习班一年的时间终于结束了。回到公社,政权的派性表现的更加强烈。他们(后来的公社武装部长为首的)根本不把你当作什么“常委”——再一次把我关进公社办的“学习班”。在那里,打着要你“斗私批修”的幌子,达到审查、栽赃、诽谤、侮辱你的目的。很快,轮番批判斗争开始了——踢派头头们一个个被押送到各大队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他们脖子上挂上一罐子大便和尿(离鼻子和嘴只有20—30公分),在群众大会上低下头不准说话,或“骑马站”或“喷气式”,目的是让你“人格扫地”、“遗臭万年”。
如此不人道的斗争批判,如此没有人性的打击陷害竟是发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有谁能说“革委会”是革命的,没有派性的?我不堪忍受这种侮辱,告别久病卧床住院的父亲,出外寻求自尊和活命。但是,没人性的“革委会干将们”竟然允许一伙人扎着我的草人,在我父亲的病床前,敲锣打鼓开批斗会,又拦路抢劫转院治疗的父亲的车辆和财物,致使父亲无法治疗而死亡——一位遭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谋杀未死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竟然死在“革命委员会政权”手里!(我家先后被陷害致死四人——父亲、叔叔、三弟、妻子)。1969年12月我被扑入狱,被关押一年三个月零十四天后,竟然“无罪释放”!回到公社又被革委会的副主任(武装部长)故意安排斗了一场,说我不是无罪释放,回来还是要受管制的。他的目的是欲盖弥彰,借此掩盖他假革委会政权,故意伤害无辜的罪恶行径。在群众冷漠相持下,在我严正驳斥后,他的阴谋没有得逞。直至1975年得以“*”,恢复党籍,到1978年我才得以彻底解放!组织上安排了我的工作。整整十年,血和泪的十年!我的遭遇是惨痛的,但是比起中央和全国几年中被害致死的开国元勋们、高级将领们、数百万普通干部和群众们,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出于积愤,也出于不平,出于追求公道和党性,我不仅保留了*期间的有关文件,而且遍访了有关干部和群众,对此不解和困惑,政治形势依然锁住了许多人。
为此,我又重翻了这段历史——*的编年史: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确立它是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的口号被提出,曾要求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后来被改成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
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失败。工业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去炼钢铁,导致农业发展落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回顾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成果,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