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了。铁道变成了身子底下的床。刚才撒出的那泡尿已在被窝里浸湿筛子大的一滩，正慢慢由热变冷。
早上，我迟疑着不敢起床。第一次走近这个城市，我却在它面前无地自容。
蝉蜕
20年后我以另一种姿态走进了绵阳。蓝色涤卡中山服、微喇裤子和高跟皮鞋是我的包装。后来曾想到，刻板的中山装、准喇叭裤和在部分大城市流行的男式半高跟皮鞋，这一身行头一定相当滑稽，评价的标尺免不了要在保守与前卫、土气与洋气之间游移。但是我精神抖擞。怀中一纸地委宣传部的调令和户口迁移证件让我底气十足。从江津火车站登车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员，肩负了重大使命，以主人的身份前来接管这个城市。我更觉得自己是一只蝉，经过了多年的蛰伏，现在终于钻出了深厚的土层来到了地面，充分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
与一个城市同行（3）
火车站的喇叭还在向旅客们介绍：绵阳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是一座著名的电子工业城市，市内有扬雄读书的西蜀子云亭，纪念欧阳修出生的六一堂……这些介绍文字，进一步调高了我的兴奋度。因为星期天无法报到，我放下行李就骑了二舅的飞鸽自行车巡视已属于我的城市。这时的城市还像个营养不良的孩子，时隔十几年仍然没有见长。
从火车站进城那一带依然隔着大片农田。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方向，东南西北，望不到头的庄稼地从不同方向由外向内地对这个城市构成包围和压迫。全城只有十几万人口，街道格局散乱随意。最高大洋气的房子都集中在跃进路。它们分别属于780、796、783、730 这几个大型电子军工企业。它们还有一个代号分别是305、204、203和407信箱。后来，它们又一个名字渐渐较多地被使用起来，那就是长虹、华丰、九州和涪江。当然这不是它们的全称。全称还应在前面加上“国营，后面再加上“机器厂”，如“国营长虹机器厂”，“国营涪江机器厂”等等。这一大堆名字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对号入座。后来我发现为数众多的本地干部也闹不清楚，张冠李戴的错误经常发生。跃进路的单位无一不是对苏式建筑的模仿，高大、粗糙而笨拙。那些红砖宿舍楼上“将无产阶级*进行到底”之类的标语，修建时即用砖直接嵌在墙上，无法涂抹，无法刮除，显示着前些年的时代特征。在这一区域出入的人们大多身穿蓝色工装，操着南腔北调，与其他绵阳土著迥然有别。因此，跃进路是一种异质文明，这种环境倒与我原来所在的469厂或者江津215信箱或者国营红阳机器厂极其类似，所以我不久就因可以把绵阳军工企业的各种名称搞得烂熟而在同事们面前暗自得意。走出跃进路就是另一个世界。铁牛街、珠市街、翠花街、三光街、棉花街、油坊街，是绵阳市民活动的主要舞台，房屋东倒西歪但店铺林立。杂货铺的海带卷成筒状码成小山，形状和气味像裹脚布，让人想起伟大领袖那句形容所谓“党八股”的话。皮匠永远都在忙碌，多是夫妻或者父子，膝头上缝好的鞋子用楦头一扩，轻敲一阵，像熟透的苹果般光亮和饱满。剃头挑子热气腾腾，剃头匠喜欢将脑袋刮成光蛋，仿佛这是他最高的审美标准。铁匠、锁匠、篾匠、补锅匠，还有弹花匠，都在小街头炫技，人人都有“凭了金刚钻专干瓷器活”的自矜。
这是一个农业和工业夹缝中的世界。打铁、弹棉花、电锯、金钱板、川戏围鼓和小贩的高声叫卖响成一片，酱醋、铁锈、煤烟、皮草、炒菜和粪便的气味杂揉飞扬，形成与太和镇差不多的小城氛围。纷乱、杂驳、鲜活、生动、温暖和亲切，还带了几分诗意。这是我最最需要的那种土壤。我骑着自行车在街巷间飞快地穿行，像一条鱼在河道里惬意地游动。两天以后是国庆节。我以地委宣传部正式干部的身份回老家过节，立刻被一个同学拉去乡下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我送出了一个月的工资作礼金，与他的乡亲们在几株核桃树下分享乡下厨子正宗的“九大碗”。但这一顿婚宴让我拉了整整三天肚子，一个时代被我彻底排泄干净。
宣传部新来的年轻人
我很快踩热了这个城市的地皮。涪城路、剑南路、红星街和成绵路，这些称得上主要街道中的任何一条，几步就可以走上田野，就可以看见飘散着猪粪气息的草房，从草房里钻进钻出的男女老少，懒懒散散，衣衫零乱。仅有的一路公交车往返于火车站与红星街之间，扬起的灰尘一路填满所经过的街道空间，清晰地显现出它行驶的路线图。但是在地方志办工作的哥们处知道，这个城市其实浸润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一个让人兴奋莫名的典故。比如我工作的地委大院某一角落就是欧阳修出生的地方，斜对面的马家巷里，一个曾经叫文公馆的地方作过冯玉祥的司令部，打响长城抗战第一枪的国民党29军军长，陆军上将宋哲元也在那里结婚，后来病死在那里，安葬在刘备当年挥鞭眺望未来的地方。从地委大院朝东走几步，过涪江就是杜甫避难绵州时看渔夫打鱼入了神，写了十几首《观打鱼歌》的地方。当然人们也少不了会念叨起刘璋、刘备、诸葛亮、蒋琬和姜维在这里的故事。这些人的名字像善男信女脖子上的念珠，被人们频频提起，摩挲得闪闪发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与一个城市同行（4）
我喜欢地委大院。它装满了我的光荣与骄傲。一进这个大门，它森严冷硬的外壳就自动剥落。除了几位深居大院最里头的书记不易看见外，其余大小官员并不神秘。他们和我一样排队打开水，许多人还和我一样在食堂吃饭，碗里盛的也与我大同小异。有时，同僚间也开些露骨的玩笑和农民式的笑骂。我的顶头上司是部长，他是地委委员，算是地委领导了。有时在大门口见他推了自行车过来，他也会裂嘴一笑，露出一口烟熏黑牙，和气可亲。早晨，许多领导总是穿了背心短裤沿街跑步，一手拿着牛奶瓶子，一手举着小收音机，举着“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的声音像是从未旋盖子的奶瓶里一路泼洒到行人耳中。这时与他们相遇，只要见过一次两次，他们都会点头示意而过。这会让我心头升起灿烂朝霞，温暖亮堂一个整天。
我也喜欢我的单位。它横管若干个部门，竖管十几个县市的宣传部，还包括所有的学校、医院和文艺单位。这是宣传部门的鼎盛时期。机关内部，既有会上讨论、批评的一本正经，下来后也常有上下级同事聚在一起打扑克，输了贴胡子、罚端洗脚水等没大没小的笑闹。我的调动也仅仅是凭了两篇报刊发表的文章就让部长一锤定音，全然没有请客送礼等复杂过程。这尤其让我感到单位的干净。
我也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这时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把领导的指示油印出来，装进信封，用浆糊封口，领导的精神就安全地存放在里面了。然后写上那些下属地方和单位的名字，分送到邮局或内部的交换站。几天后基层就可以听到领导的声音，效力差不多等于是领导本人到了那里。所以，我感到我是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不可或缺。但是有一天办公室主任有意要拿螺丝钉作一下实验。他让我写一个通知，这是最简单的公文。我写得很认真。所以我交到主任手上的稿纸雪白，上面383个字，个个都像是挑选出来的精兵，站成方阵，集合在那里接受检阅，并等待嘉奖。然而主任却拿起了红笔，不，是一把刀。他的刀在我整齐的队伍里砍瓜切菜一般屠杀，60％以上的士兵都被他腰斩，血流成河，然后补充了他自己的战士。这让我羞愧，愤怒，我恨不得跟他吵一架，拍一通桌子。但偷眼一看主任，他若无其事，微笑得让假牙充分暴露，闪闪发光。这微笑里有三分之一的威严，三分之一的狡黠，还有三分之一的慈祥。主任仅用了这三分之一的慈祥就瓦解了我的反抗，让我那些文字像一群乌合之众一样乖乖接受他的招安。其实主任的修改并非全无道理。他是矫枉过正。
进入地委宣传部，我与同事混熟后就感到自己跟他们都差不多，加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这让我觉得比他们还多了一块砝码。在棉花街那个小招待所，同室的都是机关里的年轻人。夜深人静之时，我们常常还被激情所燃烧，感觉类似于出山前的诸葛亮。我们迫切希望领导给我们一个机会，一块地盘，哪怕是一个乡，我们可以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么，我是不经意露出了尾巴，让主任感觉到了我想“画画”的意图？
我重新把自己变成螺丝钉，并且是最一般的螺丝钉。我天天最早到办公室，抢着打开水，像洗自己脸一样拖地板，我像学习祖传绝技一样学习油印。我像徒弟对待师傅一样对待科长。总之我的尾巴又重新夹起，甚至让尾巴完全消失。征兵。打狗（狂犬）。打拐（拐卖人口）。农村蹲点。企业调研。螺丝钉拧来拧去，几乎没有闪失。因此有一天科长说，你们万县师专的教学质量真还不错嘛。这句话让我充分感到了领导的圣明，让我全身灌满了力量。下了班，我骑了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在红星街上飞快地跑，比鱼还快还灵活。机关，街道，行人，都迅速后倒，成为助推的力量。地改市了。绵阳地区一分为三。这个人口有1200 万的全国第一大地区，辖区曾经东邻南充，南达重庆，西近成都，北抵陕、甘和阿坝州。十九个县，就是汽车也要一个多月才可以跑遍。但现在它解体了。先前潼南交给了重庆，德阳已提前独立，现又分出去广元和遂宁，一切为五。我们跟后来的苏联人、南斯拉夫人看着自己国家解体时的心情差不多。已明确要去广元、遂宁的领导都在招兵买马。有的部门一夜之间走了大半，包括我招待所同居一室的小兄弟。后来的事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