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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即兴讲话,没有稿子,但坐在下面的人无不敬佩他的记忆惊人,逻辑性强,他讲“跃进”号沉没的许多数据分毫不差。
陶勇在大会上保证:“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查清原因,决不收兵!”
动员大会后,天色已晚,陶勇劝周总理休息一下。周恩来说:“我们再去看看‘跃进’号的船员们。”
他们驱车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时,“跃进”号的全体船员都已等候在那里。交通部长王首道见总理到了,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大家鼓起掌来。经历了巨大风险的船员们,顿时激动不已,不少人流下眼泪。
王首道请周总理作指示。周恩来说:“同志们,今天晚上我是来看望大家的,不是来做什么指示。‘跃进’号沉没,同志们心情难过,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心情也很难过!可是‘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我们决定组织舰船到现场去查明‘跃进’号沉没的真实原因。但是问题已经发生了,我希望大家振作精神,认真总结‘跃进’号事故的沉痛教训,把坏事变好事,使我们今后的安全工作搞得好些,以弥补这次事故的损失。”
在讲话中,周恩来还向船员们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你们船沉没后向上报告说是被鱼雷击沉的,有什么根据吗?”
有一个船员站起来说:“当时我们船正在航行中,突然船体猛烈震动了几下。几秒钟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爆炸声,这时船尾部掀起一个几米高的巨浪,顷刻间海水便涌进船舱,不久船体就失去了平衡。根据巨大的爆炸声,我们判断可能是敌人施放鱼雷击沉的,但我们没有发现敌人的潜艇,也未见鱼雷在水中飞驰。”
周恩来抱肘听完船员的陈述,说:“这不能肯定是鱼雷击沉的,因为万吨巨轮触礁沉没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当听说开航前近二分之一的船员调离,周恩来奇怪地问:“为什么这样做?”
航远局一位副局长说:“主要从政治上考虑。有些人的出身不好。”
周恩来面色严肃:“政治,这叫什么政治?这不是马列主义政策,这是唯成分论。”他还听说,不将目的地港告诉大家是怕泄密,就更加生气了:“胡闹!天下哪有这样保密的?再说,我们不说日本人也会说。跃进号首航日本,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船员都是船的主人,既然将船交给他们,就应该信任他们。这样做,说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相信,只相信自己。”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8)
周恩来又了解了航线的制定情况,说:“这条航线的制定也是错误的……跃进号是条商船,不仅要考虑拿枪的敌人,还要考虑自然界的敌人……暗礁、浅滩等各种航行障碍物。”
随后周恩来又询问了弃船时间和安全措施等问题,颇有些激动地说:“大家想想,这样一些临时从四面八方凑起来的人,心神不定,情况不明,乱糟糟地将一条万吨巨轮开出去,行驶的又是一条危险的错误航线,请问,怎么不出事故?”
会场鸦雀无声。
周恩来的结论是:“导致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很多,天气,船上的仪器设备,船员的驾驶技术等看来都有问题,但最主要一条是官僚主义,神秘主义,瞎指挥。”
陶勇在不停地看表,因为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总理还没有吃晚饭呢。
吃了点饭,周恩来又参加了调查编队临时党委会。夜里12时,陶勇将周恩来送到机场。
第二天上午,许多人在新闻节目里又听到,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发现了沉船礁岩
5月18日上午9时,调查“跃进”号的舰船编队从上海吴淞码头起航了。
这是一支庞大的编队,其中有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各两艘,还有4艘潜水作业打捞救生船和一条油船。全编队出海人员多达千余人。组织这么大的编队阵容,到较远和较深的公海作业,在人民海军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因为如此,指挥员的心情是沉重的。
“成都”舰成为编队的旗舰。陶勇等主要将领都坐镇在“成都”舰上。
天公不作美。编队起航不久,海面上的雾气越来越重,最后竟连成白茫茫的一片,海天不分。那些可以作为航海依据的水面目标和天空里的日月星辰,都被浓雾遮住了。就是站在指挥台上向前瞭望,也只能模糊地看到舰首的轮廓。陶勇下令抛锚。
到下午13时左右,雾稍微小了些,但视距仍小于05海里。
“怎么办?”指挥所人员都注视着陶勇。陶勇站在指挥台上,他正紧锁浓眉,左手举着望远镜凝视前方,右手捏着手绢不时地擦着望远镜的镜片。他明明知道雾在加重,但仍希望能在浓雾中看到自己的编队。他看了一下表,命令道:“拔锚起航!不能再等老天了!”他知道,新华社已经发布了关于我编队赴济州岛西南海域调查沉船的公告,必须按时到达作业区。
舰队慢慢地起航。
安舰长仿佛知道陶司令的心思,大声命令下级:“舰桥舰首增设瞭望室,按原航行计划前进!”
陶勇走上前去,朝他点点头。看得出,他对安舰长的安排表示赞成。
过了一会儿,在对诸种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后,陶勇向整个编队下令:“各舰保持编队,必须在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当当!当当!”舰首附近海区抛锚船只的钟声此起彼伏,唯有这支编队各舰船不时地发出雾号,仍在顽强挺进。
“我说小安哪,你说我们这样做有危险吗?”陶勇突然问起安立群。不等他回答,陶勇又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同困难险阻作斗争!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就是一个十足的孬种!”
陶勇是有感而发的。他给安舰长他们讲起一件事:
那是5月12日,周总理乘飞机赶到上海来指导调查“跃进”号的头一天。当时也是浓雾遮天,陶勇等领导到虹桥机场迎接总理,大家都以为飞机无法降落,总理不会再来了。可正在这时,有人前来通知:总理的座机改在龙华机场降落。陶勇他们恨不得立即赶到龙华机场。可是由于雾大,汽车不得不减速行驶。好不容易到了龙华机场,却只听到有飞机的声音,怎么也看不到飞机的影子。大家的心,一下悬到半空中,直到飞机安全着地,心还在怦怦地跳着。
“跃进”号巨轮沉没之谜(9)
说到这里,陶勇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真不简单!我陶勇第一个要向总理学习!”
夜已很深了。大海上除了舰船上的灯光外,就是不绝于耳的涛声。陶勇还没睡,他在舰上到处转悠着,从航海室到轮机舱、锅炉舱,连只能容纳一人的狭小的罗经室也挤进去看了看。他看到水兵们个个精力充沛,十分专注地工作着,甚至有人走到他们身边,都没有发觉。陶勇对此很是欣慰,连连问候:同志们辛苦了!
最后他来到驾驶室,见安立群还站在那里,就催促他:“小安哪,你也该休息了!”未等安舰长回答,他似乎想起什么,有些歉意地说:“我睡了你的舰长室,占了你的窝,你在哪里休息呀?”
安立群指了指驾驶室尾部的一个小仓库,说:“我睡那里面。”
陶勇有些不放心,走过去瞧了瞧,见这个小仓库连门都没有,进去要爬才行,连说:“委屈你了,委屈你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航行,编队顺利到达了“跃进”号出事地点。
第二天开了一天会。晚上,忙了整整一天的陶勇把安舰长叫到舰长室,让他坐下,把首次去寻找“跃进”号的经过一五一十再讲一遍。这个情况其实陶勇早已知道,但他为什么还要再问呢?安立群琢磨,可能是陶司令为即将开始的搜寻工作做进一步的论证。于是,安立群把经过又说了一遍:
“5月1日,我舰担任战备值班任务。下午2时多,无线电班长徐国兆报告:我国的‘跃进’号发出国际求救信号‘SOS’。我们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傍晚,我们‘成都’舰和‘昆明’舰一起,奉命驶往南朝鲜的济州岛以南海区搜寻。翌日凌晨到达‘跃进’号失事海域。天刚放亮时,值更信号兵发现一艘汽艇。我们立即接近汽艇,发现小艇确属‘跃进’号的救生汽艇,但未发现有人。这艘汽艇的缆绳仍联结着‘跃进’号,不一会儿,‘跃进’号继续下沉,那艘小艇也不见了。又过了一会儿,声呐兵报告,发现水下有金属的回音。”
陶勇问:“是在什么位置?”
“当时航海长记下了这个位置,是北纬31度58分,东经125度15分。后来上级来电说:‘跃进’号的船员已被日本的‘壹歧丸’救起,让我们向佘山海面搜寻,找到‘壹歧丸’把中国船员接回来,我们就返航。”
“北纬31度58分,”听完安立群的叙述,陶勇沉思着说,“东经125度15分,如果这个数据准确的话,那就是说发出金属回音的地方离苏岩不远!看来,我们应该首先找到苏岩礁!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
第二天,天气依然被浓雾紧锁着,能见度很低,只能看到100米左右。但为了迅速找到“跃进”号沉船的位置,弄清情况,编队不顾大雾中作业带来的困难,立即投入了搜寻工作。陶勇命令猎潜艇“金州”、“兖州”在雾中以双艇编队搜索“跃进”号可能碰上的苏岩礁。
苏岩礁如果在陆地上会像一座山,万吨级的远洋轮停靠在它的身边会显得很不起眼。然而它沉睡在深深的海底,完全依靠水声设备去找,这就犹如大海中捞针一般。
这天下午,“金州”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