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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还给“民众山”的弟兄提出行动口号为：“大令一出，地动山摇，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不是哥弟的威风，乃是山主的命令。”同时，阎还定了严厉的帮规；“一不准侮蔑山主；二不准违抗命令；三不准泄露秘密；四不准临阵脱逃。” 如果领导者犯了这条款，即被活埋。
“民众进步总社”成立后，阎锡山积极利用帮会，扩大其势力。他于1942年10月举办了“民众进步总社洪进短训班”，在开学训词中说：“我国之帮会历史悠远，其产生都在受外人侵凌，民族危亡的时候，一般忠义有识的人士，籍帮会之组织，结纳社会忠贞侠义好汉，团结群众力量，不顾牺牲，进行斗争。……所以我竭力主张将现有帮会人，加以组织化、现代化，共同担负抗战复兴的任务。” 而且他还说：“洪门是最重忠义的，今天国家民族遭受到空前的危难，人民陷于深水火热之中，正迫切需要我们拿出救人救世的忠义精神，来解除挽救。”
阎锡山对发展“民众进步总社”的组织，颇为重视。在山西成立了16个区分社，40余个县分社。每个区（县）分社除主任外，并设副主任、秘书及组织、人事、总务各科，领导区（县）民众旅社及县分社及站等基层组织。他利用帮会，变相征兵，组织民众武装，并委任刘君瑜为“民众武装自卫军”军长，下设2个师、6个团，约五六千人（该军后来即变为正式军队，参加内战）。
阎锡山不仅在山西发展帮会势力，而且还把“民众进步总社”组织扩展到华北，在各省设立支社。除委派杨玉振为“山西民众进步社”主任外，还委派了几位外省“进步社”主任，以韩玉辉为绥远省主任，王明钦为察哈尔省主任，刘君瑜为河北省主任，韩佑虞为山东省主任，申永寿为河南省主任，刘永年为陕西省主任，并挑选一批可靠人员，随各主任分赴各省，组织支社。
在利用洪帮的同时，阎锡山又积极扶持青帮。当其部下傅存怀（曾任暂编第1军军长）向他建议：“山西青帮人数众多，抗战前已有20多万，光太原就有7万多人，以帮拉帮，不是对‘会长’大有帮助？”阎锡山听后大喜，立即让傅存怀主办青帮，并定名为“民众进步委员会”，其任务是“协助组、政、军、经、教各部门完成任务。”
三、避战待机（7）
经过傅存怀的张罗，1942年“民众进步委员会”在克难坡成立，阎锡山自兼会长，下设会务主任，由傅存怀负总责。并在区、县设立分会，发展势力。
1945年6月，日本战败已成定局。阎锡山率随从人员及“民众进步总社”、“民众进步委员会”负责人王靖国、谢濂、傅存怀等，由吉县移驻隰县西坡底。为了给帮会头子打气，阎锡山假称：他“宁愿做3万哥弟的‘民众山主’，也不愿当一个太原绥靖主任！”
阎锡山在隰县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解救训练”；以“民众进步总社”为主，调集各分社的干部、成员共500余人，以及其他亲日*分子，加以特种训练。其训练内容为：由“兵农专家”薄右丞讲兵农合一；王靖国、梁化之、谢濂等作精神讲话；杨贞吉讲授“特务技术”。训练期间，阎锡山让傅存怀负责，将受训人员一律加入青帮。
阎锡山名义上说是“拿帮会旧形式的力量，团结民众，领导民众，协助地方上的组政军教各部门，共同努力完成当前的效用工作，为国家民族尽一分力量，为自己人生表一分功能。” 实质上是利用帮会，扩充其势力，为积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作准备。
然而，事实却并非象阎锡山想象的那样美妙。因为，帮会都有一定的流派与习惯，彼此之间各有联系，一旦发现冒充帮派，则持敌视态度。所以，阎锡山派到华北各省的“民众进步社”主任在当地开展活动时，当地的帮会头子不但不予承认，反而加以排斥、打击，阎锡山派出去开展工作的人员，均下落不明。阎锡山想利用帮会控制华北的想法因而没有实现。
“开展政权”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改变了战争格局，德意日法西斯趋于末日。阎锡山座观世界形势、预测中国抗战前途说：“我们中国此次抗战上的问题，可以说不成什么大问题，只要能与同盟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胜利很有把握。”
这时，阎锡山便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单靠守住晋西，实在不够，必须向敌叛区开展，打下个县份村庄来，开掘粮源和兵源。……这两件事，能不能做好，是我们的存亡关键。” 为此，阎锡山提出了“巩固晋西革命根据地与开展政权”的口号。
所谓“开展政权”，就是向其政权管辖范围之内而又未能控制的所谓“敌叛区”渗透、蚕食，建立自己的政权，以扩大其统治区域。他所说的“敌叛区”，其中包括日军占领的边缘区和*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但阎锡山“开展政权”的目的主要是针对抗日*根据地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维持和扩大其统治范围，可以为以后接受日军占领区创造条件。
那么，如何“开展政权”呢？阎锡山设计了多种方法。
其一，“水漫式”的武装活动。“水漫式”形容军事进攻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无处不到，无处不流，无物可抗。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龟缩于晋西一隅，西临黄河与陕西为界，北与八路军划道（汾离公路）为界。因此，只能向汾东、汾南“开展”。
汾东指汾河以东的安泽、洪洞、浮山、翼城、襄陵、临汾、曲沃等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而且西控同蒲铁路，东临上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1年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军溃退，乃为日军所占。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深入汾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对晋南日军构成极大威胁。日军虽多次扫荡，但是未能将八路军赶出此地。因此，日军便企图利用阎锡山的军队协同控制这一地区。
三、避战待机（8）
阎锡山也把汾东视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地。他说：“汾东为我战区政治经济之重要地区，也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基地，所以我们对汾东绝不放弃，一定要以最大的努力奋斗来巩固汾东，开辟汾东。”
1942年底，阎锡山指示第61军与日军协商，日军让出浮山、安泽、曲沃3县，由第61军进驻。1943年3月，第61军东渡汾河，进驻浮山，遭到八路军袭击，被迫退回晋西。
但是，阎锡山并不甘心，积极准备武装“收复失地”、“开展政权”。乃于1944年1月中旬，召集王靖国、孙楚、杨澄源、梁培璜、续汝楫等人开会，决定以第61军全部兵力在临汾日军师团掩护下，迅速进出汾东，攻占要点，构筑工事，然后根据情况，再增派部队，将汾东之八路军、决死队消灭，最低限度也须将其压迫到白晋路以东地区，然后向上党“开展”。
1月28日，阎锡山第二战区总参赞杨澄源统一指挥其第61军（辖第48、69、72师）及续汝楫所属第五专署保安第5、9团等万余人，经日军指定的据点襄陵桥和史村桥，再次东渡汾河，大举进犯汾东解放区。所到之处，搜捕抗日兵民，摧残抗日区、村政权，大肆抢粮抓丁，构筑工事。太岳区军民为顾全团结抗战之大局，忍让后撤。但是，第61军变本加厉，向八路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八路军被迫自卫，将第61军击退。
鉴于阎军的武装“开展”，2月8日，朱德致电阎锡山，提出：“目前抗战阵营亟须团结，61军行动，请予以制止，免起冲突”。
可是，阎锡山置若罔闻，3月初，又陆续增派挺进第2纵队和第39师一部东进汾东，继续进攻八路军，结果约1个师的兵力被歼。
阎锡山仍不甘心失败，召回杨澄源密度谋策划，确定“自固与开展”的作战原则，即先占领和巩固战略据点，然后再向外开展，再度进攻。八路军集中优势兵力，将第61军主力——第72师及新增援的第37师大部歼灭。
这样，阎锡山对汾东的武装“开展”，虽深入汾东，但是，仅维持一小块地盘，未能向外扩展。
1945年3月，阎锡山召集军长以上将领在吉县开会，决定派遣大部兵力，在第61军和日军的掩护下，经过汾东，开赴上党。第19军军长奉命率暂第37师、第68师及第61军之第69师等部，开往汾东，伺机向上党推进。但是，慑于前车之鉴，不敢冒然东进，只得同梁培璜等部巩固汾东，并企图扫清侵入上党的“障碍”。阎锡山鉴于东进上党的时机尚不成熟，乃命史泽波“养精蓄锐，待机再发。”
其二，“河塌式”的开展法。即利用特务操纵地方组织，俟时机成熟再一块一块如河塌式的建立政权。
在“开展”汾东的同时，阎锡山把目标指向汾南。汾南指汾河以南，东至稷山，西至黄河的猗氏、万泉、荣河、临晋一带。这里是山西的主要产粮区。阎锡山提出：“汾南为我战区政治经济重要地区，我对汾南决不放弃。……为了巩固汾南政权开辟汾南地区，拯救汾南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成立“汾南青年工作大队”，潜入汾南，组织当地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