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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闻讯后，认为“俄国乘我民国新建，力量未充，夺我主权，攫我领土，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所以，他在11月13日致袁世凯政府电中要求：“准我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继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领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电文全文如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还乡视事 反对分裂蒙古（2）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参谋部、外交部、陆军部公鉴：奉国务院外交部先后来电，俄助蒙古独立，订定协约，不准中国派官驻兵殖民，逼我政府承认。闻之不胜骇异，伏维*以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为领土，已载在临时约法，环球共知，乃俄人肆其侵略主义，所订协约，直以蒙古为保护国，蔑视公理，夺我主权，凡有血气，能无痛愤。民国肇造，基础未固，虽不肯挑衅强邻，又岂可坐失领土。本省军警绅商政学各界，睹此协约，纷纷开会极端反对，而尤以各军队所主持最为激烈。锡山之愚，以为民气不可摧残，军心尤宜激励。前项协约，现虽由部严词拒绝，据理力争，值此强权时代，无论交涉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后援。晋省密迩蒙疆，关系尤重。锡山驽钝，忝掌兵符，际国步艰危之会，正武人效命之秋，誓当整率军旅，征讨不庭，断不令数百年列入版图之蒙古，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查口外地势平衍，蒙人习用骑兵，自应合直隶、陕西两省全力编练大支马队，扫穴犁庭，而以步炮各军弥其缺。晋虽瘠苦，当悉索敝赋，勉效驰驱，不揣冒昧，拟恳大总统俯准锡山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先行屯驻萨拉县属之包头镇，相机进取。万一事机决裂，即率所部领据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蒙疆系我完全领土，征伐自有主权，内蒙既得，则兵力财力胥为我有。俄虽狡猾，然为我国兵力所至之地，当亦无词以难。即或派兵暗助，亦属鞭长莫及。如此筹计，在我既有最后之设备，则彼亦将知难而思退。成败所关，在此一着。临颖驰注，无任悚惶，瞻望旌麾，伏乞赐教。山西督军阎锡山叩元印。
阎锡山要求出兵包绥，但是袁世凯政府一是忙于对付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二是担心阎锡山将势力扩展到绥远，因而以此事牵涉几国外交，应由政府密筹解决为理由，对阎主张“亲征”一事搁置不议。
到1913年5月，俄国侵略者唆使外蒙傀儡军分东西两路大举内犯，与驻包头刘廷森旅和驻大同的陈希义部等首先接仗。刘陈二部尽管全力抵抗，但情势仍很危急。阎锡山以“北门锁钥，关系重大”，于5月27日再次电请北京政府说：塞上风云，万分紧急，“非亲督各军前赴战地一带，扼要驻扎，相机进剿，无以重晋防而固边圉”，并称亲征方能便利与张绍曾（绥远城将军）筹划对敌。亲征期间，除请准将山西防务委交晋北镇守使孔庚代理外，并请北京电令山西财政司迅筹军饷，以接济前线部队。但北京政府却以山西省防务更为重要，坐镇不可无人为辞，于30日复电不表同意，并令阎专派孔庚带队支援张绍曾。
5月31日，阎锡山在复袁世凯电中再次强调“蒙匪内犯，迭次接仗，未能得手，且内蒙被其煽惑，人心益形摇动，非亲赴战地筹策一切，不足以安抚内蒙”，并告诉袁世凯已“定于6月3日带队出发，俟到防布置一切后，或再电请以孔师长接替防剿，较为两全”。但袁世凯仍饬令阎锡山在太原“照常坐镇，不必出省”。仍要求派孔庚带队前往，与张绍曾协商办理。阎锡山慑于袁的威力，只得照办。孔庚统率本部兵马，日夜兼程，赶赴前线，并指挥西路军以包头为基地，进击蒙军，与东路军、中路军配合作战。几经接战，蒙军溃退。
虽然阎锡山再三要求亲率征蒙，始终没有获准，但是他所提出的征蒙主张在当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武力征蒙不仅是巩固山西边防之必需，也是民初关乎民族利益的一件大事。
1913年11月5日，袁世凯政府在沙俄帝国的威逼利诱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声明文件》及其附件。《文件》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地区实行自治，不能在外蒙设治、驻军。并规定有关外蒙古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均须与俄国政府协商。这些规定，实际等于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地区的控制。
阎锡山鉴于中俄不平等交涉已成现实，担心内蒙防务吃紧，又于1914年积极向袁世凯面呈防俄计划，认为，“古称移民实边，今则非先实边而后移民不可，有兵卫农，方能持久”，并计划于“内蒙一带，择定要塞，实行屯田政策”。他结合山西情形，提出了一套《晋边屯田办法》：“于西盟乌兰捣包以及乌拉山、南大条、太狼山口、水泉子、三湖湾地为屯田区域，拨兵一营，先行试办，按口授田，人各一顷，使之自种自获。屯兵饷项，第一年给予全额；第二、第三年给予全额三分之二；第四、第五年给予全额三分之一；五年后，退为后备，概无饷给。临时召集，有事为兵，无事为农，是以三年饷额，即可得十五年之兵，用即是国家养一兵，可得五兵之用。”
阎锡山屯田实边的理想，可以说是承袭中国固有的边防政策，它是我国古代拓展与稳固边防势力的最佳方法之一。这一屯田办法，曾经核准照办，但可惜因为袁世凯过于多疑，对未入盟“北洋团体”的阎锡山多所防备，深恐他借此向绥远扩张势力，因此在后来的绥区划分问题上多方刁难阎锡山，致使阎的屯田实边计划，长期不能付诸实施，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30年才在绥西一带发动屯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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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还乡视事 调和南北之争（1）
民国成立时，全国22个都督中同盟会籍的都督有8人，即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凤翙、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湖南的谭延辏А⑺拇ǖ囊狻⒐愣暮好窈凸阄鞯穆饺偻ⅰＦ渲形痪映そ员钡闹挥醒治胶驼欧锪櫠恕�
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至1913年二次革命前，袁世凯假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不断加强其*统治。他不仅猜忌排斥同盟会籍的各省都督，而且于1912年破坏《临时约法》中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任命他的亲信爪牙赵秉钧为国务总理。然而，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内部却日益涣散。孙中山此时表示愿以在野的身份发展实业，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政治活动；黄兴在同年6月间主动撤销“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表示忠诚拥护袁世凯。同盟会这时的工作实际上留给了热衷于议会的宋教仁。宋主张广泛地吸收会员，扩大同盟会的势力，从事议会斗争。8月25日，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工党四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后，其主要工作仍由宋教仁负责。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参众两院均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宋教仁等认为这是振兴国民党的难得契机，想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于是他巡回各地不断进行游说。他的这一行动与袁世凯实行*统治的部署严重冲突。袁深怕国民党组阁成为事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于3月20日指使其党羽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
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袁世凯自知革命党人势必有所动作，因而作出两手准备：一是在4月26日拟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为发动反革命战争作经费准备；二是通过组织进步党（由共和党、*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理事长名为黎元洪，实际上由梁启超主持），集结反动势力，以对付革命党人。
“宋案”和“大借款”引起了原同盟会领导人的坚决反对。3月25日，孙中山先生闻讯后返抵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认为“非去袁不可”。当晚他即乘车驰黄兴寓所，并召集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商讨对策。他说主犯已经清楚，应速战，不可犹豫。陈其美、戴季陶均以为然。但黄兴主张以法律解决，认为民国已建，应冷静地采用法律途径为宜。此时，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留恋名位，主张在北京联合其他党派以国会的力量从事“法律倒袁”。
由于黄兴对武力讨袁缺乏信心，孙中山无可奈何，只好暂与袁世凯周旋。不想，4月14日，袁世凯开始*革命元勋，下令逮捕参加武昌起义的熊秉坤、季雨林，16日梁士诒毒死在镇江响应武昌起义的林述庆。这些接踵而来的反革命行为无疑教育了黄兴。4月26日，黄兴同意与孙中山先生联名通电全国，提出严究宋案主谋。此电是孙、黄对袁展开的不妥协斗争的开始，但未明言讨袁。4月27日，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反对袁世凯大借款，从而拉开了国民党与袁合法斗争的战幕，但也尚未提出推倒袁政府的要求。
在此情况下，作为国民党参议的阎锡山认为国民党所握兵力，很难与袁世凯的武力抗衡，于是他一面呼吁和解，一面致电黎元洪请其出面调处。阎在《早年*》中说：“本党对此问题之态度颇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兴师*，黄兴先生主张循法律途径解决。中山先生之主张系一秉为党为国之大义，而黄兴先生之主张亦系基于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总统为平息政治风潮，提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颇获多数省份的赞同。衡诸当时本党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实不足以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