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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辛及其他两个全权代表怀特和布利斯的房间在二楼。但真正的权力中心却在他们楼上，即豪斯居住的防守最严的大套房。他喜欢坐在那儿，制订计划并吸引权贵前往。总理、将军、大使以及记者纷纷去拜访他。他与总统的关系始终最为密切。他们每天都要交流沟通，要么当面谈，要么通过军队技工安装的专线。有时，威尔逊会漫步到克里昂，但他从不在二楼停留，总是直接去楼上。
巴黎（1）
1919年1月，来自世界各地的调停人员齐聚一堂，当时的巴黎悲伤而美丽。人们情绪低沉，神情悲哀，但妇女依然格外优雅。一位加拿大代表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这儿，经常可以遇到似乎从《巴黎生活》或《时尚》中走出的身影。”有钱人依然可以买到漂亮衣服和珠宝。有物资供应时，饭店依然令人赞叹。夜总会里，舞伴们欢快地跳着新式狐步舞和探戈。天气也异常温和，公园里青草依依，有些花依然绽放。由于前阵子下了很多雨，塞纳河河水猛涨。河堤两岸挤满了观看涨潮的人群，街头艺人欢歌笑舞，庆祝法国的伟大胜利，高唱即将到来的新世界。
然而，刚刚结束的大战的迹象无处不在：来自北部废墟的难民、缴获的德国大炮、德军炸弹所到之处成堆的瓦砾和用木板遮挡的窗户。一个巨大的弹坑印在杜拉瑞宫玫瑰园。由于人们把树砍了当柴火，林阴大道两旁成排的板栗树不时出现空缺。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也因安全起见被存放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淡黄色的玻璃，温和的光线透过玻璃照射屋内。煤炭、牛奶和面包严重匮乏。
法国社会也满布创伤。虽然胜利的旗帜在路灯杆和窗户上高高地飘扬，但到处可见四肢不全的人及退伍军人身穿破旧的军装在街角乞讨，几乎每两个妇女就有一人服丧。左翼媒体要求革命，右翼要求镇压，罢工和抗议接踵而来。那年冬天和次年春天，满街都是身穿法国蓝色工装的游行示威的男女以及反游行的中产阶级。
英美都不希望和会在巴黎召开。正如豪斯在日记中写道：“公正的和平很难达到，而在交战国首都的氛围中就几乎不可能了。结果也许还不错，但也可能是个悲剧。”法国人易激动，由于遭受的苦难太多，对德国深恶痛绝，所以很难营造和会需要的冷静的氛围。威尔逊一直希望在日内瓦举行，但来自瑞士的警报说日内瓦正处于革命边缘并饱受德国间谍之苦。而克雷孟梭坚决要求在巴黎召开和会。后来，劳合·乔治非常恼火，他说：“我从来不想在他的首都举行和会，豪斯和我都认为在中立国举行会更好，但这个老家伙哭哭啼啼，反复抗议，使我们不得不让步。”
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克雷孟梭临终前要求正对着德国而葬。他倾其大半生警防法国之强邻，这样说毫不过分。普法战争爆发时，他年仅28岁，是法军战败后依然战斗在巴黎的青年共和军的一员。他目睹了城市的饥荒、法国政府投降及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作为一名新当选的代表，他反对同德国签订的和平条约。作为一名记者、作家和政治家并最终作为总理，他一直发出相同的警告：德国是法国的威胁。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对一名美国记者说：“由于德国对法国的罪恶行径，我一生所有的恨全部给了德国。”1871年之后，他没有主动挑起过战争，只是不可避免地接受。他说，问题不在法国，“德国认为主宰他人意味着胜利，而我们不认为战败就要受奴役”。
为了争取胜利，克雷孟梭始终认为法国需要联盟。1914年之前，德国是个不可战胜的对手，其工业、出口额及财富都在增长，而法国则停滞不前，且出生率下降。现在，纯粹的士兵数量在决定战争胜负时影响力变小，人们很难想像在当时召集大规模军队前往战场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许可辩论中，克雷孟梭对法国参议院说，对德和约“没有明确指出法国人必须多生孩子，但这却是包括在内的首要大事”。这些劣势是法国人求助于其宿敌——东部的沙皇俄国和海峡对岸的英国的原因，他们需要借助俄国的人力和英国的工业及海军力量抵抗德国。1918年，形势大变，但内在的不平衡依然如故。德国人仍然比法国人多，基础设施大体完整的德国多久能够恢复经济呢？而且，现在法国也不能指望俄国了。
和会期间，法国盟国对法国的顽固、贪婪和强烈的报复心非常恼火。他们没有遭受过法国所经历的苦难。列有一战和二战死亡名单的战争纪念馆遍布每一个城市、乡镇和村庄，向人们讲述着法国的惨重损失。四分之一介于18岁和30岁之间的法国男子死于战争，共有130多万。而战前法国总人口是400万。法国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任何一个交战国都高，而且还有260多万士兵在战争中负伤。在北部，大片土地被炸得千疮百孔，带有一排排十字架的战壕纵横交错。在战斗最惨烈的凡尔登周围，生灵涂炭，鸟声绝迹。为法国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动力的煤矿被淹；工厂要么被夷为平地，要么被德国抢走。6，000平方英里的法国领土战前曾出产法国20％的粮食，90％的铁矿和65％的钢铁，现在完全被毁，如果威尔逊早点去法国亲自看看这些损失，或许更能理解克雷孟梭的要求。
和会中，克雷孟梭想把所有线索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代表团动用了法国最好的人选，但在和会最初四个月却根本没有会面。令他们气恼的是，克雷孟梭很少咨询外交部的专家。他曾邀请来自大学的专家起草法国经济及领土索赔报告，并出席和会中多如牛毛的委员会，但对他们也不重视。来自伦敦的聪明的老头保罗·康邦抱怨说：“他的想法毫无组织，工作不讲方法，所有工作及责任都集于一身，因此什么也做不成。而且，这位78岁的老人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每天接待50个人，日理万机，而这些本应该交给部长大臣们处理的……我在战争中都没有像现在和谈时这么难受。”
巴黎（2）
克雷孟梭的外交部长毕勋和蔼、懒散、优柔寡断，他每天早晨接受指示，从未想过不服从命令。克雷孟梭非常喜欢他，但却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喜欢。有一天，他突然问：“谁是毕勋？”有人回答说：“你的外交部长。”“原来如此，”他说，“我都忘了。”还有一次，毕勋和一帮专家在幕后耐心等待会议开幕，克雷孟梭嘲笑鲍尔弗的顾问太多，鲍尔弗反讥道：“他们的工作和与你在一起的更大的一帮人做的事一样。”克雷孟梭气急败坏。转过身向毕勋说道：“统统出去，你们一点用都没有！”
如果克雷孟梭也讨论问题，那就是晚上在他房里，与包括忠实助手亨利·莫达克将军，聪明但令人讨厌的安德烈·塔迪厄以及实业家路易斯·卢舍尔在内的一小群人。他让警察看着他们，让他们时刻保持警觉。每天早上，他都会给他们发一份材料，里面详细记录了前一天的活动。他总是尽可能忽略他讨厌的雷蒙德·庞加莱。
在漫长的一生中，克雷孟梭坚持自我，不可战胜。他的敌人声称他歪斜的眼睛和残忍的性格是匈奴人遗传的。他于1841年出生在法国某地一个小绅士家庭，该地区环境优美，却有暴力历史。总的来说，这里的人总是站错立场；在天主教胜出的宗教战争中，他们是新教；法国革命中，他们是天主教徒和保皇派，克雷孟梭一家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是共和党，激进而且坚决反对教士。克雷孟梭觉得小市民都是傻瓜，但他经常回到家族阴暗的庄园宅邸，这里是石板地面，壕沟环绕，陈设简朴。
和父亲一样，他学医出身，也和父亲一样，他从不看病。对他来说，学习始终是位于写作、政治活动和恋爱之后的。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也被吸引到激进的知识分子、记者和艺术家云集的巴黎。19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共和党人向往的自由之地美国呆了很长时间。旅行练就了他流利的英语，偶尔还说几句混合了北方佬拖长调以及法国卷舌音的过时的纽约俚语。在一所女子学校教授法语时，他结识了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女孩玛丽·普拉莫。她可爱单纯，非常传统保守并最终成为他的妻子。他带她回到法国，并让她与父母及在旺代的单身姨妈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的婚姻并不持久，但玛丽·普拉莫一直住在巴黎，靠带美国游客参观博物馆补贴微薄的养老金。分手后，她几乎没有再见过克雷孟梭，但却虔诚地收集有关他的剪报，不幸的是，她看不懂，因为她从未学过法语。1917年她去世后，克雷孟梭不无遗憾地说：“她嫁给我真是个悲剧！”
克雷孟梭家族抚养了他们的3个孩子。他没有再婚，宁愿独自走完一生。当然，他有女朋友和情人。他肯定地说：“我一生从来不用求女人。”1919年，他略带自嘲地抱怨说，当他年老体衰，已无能为力时，女人们却纷纷自己送上门来。
他热爱法国和政治。1870年，随着拿破仑第三帝国垮台和第三共和国的兴起，参与公众生活的大门向他和其他一些激进的政治家敞开着。克雷孟梭自称是个头脑敏锐、充满智慧的演说家和坚决的反对者。例如，与老朋友艾米莉·左拉一道，他帮助重新展开有关处理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事件的讨论。但即使在左翼，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