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社会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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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知识竞赛-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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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对忧郁症所怀的最大忧虑是,专家认为目前我国人口的13%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而我国人口中1/3的人有抑郁倾向,果真如此,这种病未免也就显得过于大众,其应有的气质、文化以及深度势将大打折扣。换句话说,忧郁症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过程未免过于快了些。
  好在专家同时还指出,在以上数据中,“其中绝大部分人并未意识到”,精英们因而就得到了难得的话语空间。在公开声讨“万恶的收视率”之前,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在电视上宣布:“我得的是忧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忧郁症,重度。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得了这种病,希望你不要歧视他。”
  我同情小崔,但这又是哪儿的话?电视人也得了忧郁症,说明中国电视越来越有文化。什么歧视,景仰还来不及呢。
  不过,忧郁症是否真的能取代肺结核成为21世纪的浪漫主义疾病,尚取决于对以下障碍的克服。其一,是媒体。疾病需要文化,文化需要媒体。在桑塔格的著作里,不难发现关于肺结核的那些文化隐喻,大多出自19世纪的文学作品。欲借21世纪的主流媒体来传达忧郁症的文化和深度,已经有人开始找上了电视。
  台湾电视人蔡康永最近在写给小S腹中块肉的《 宝宝日记 》里说:“听说有人在电视里面找深度耶。我好诧异。电视很方便,但很肤浅,在电视里面找深度,太看得起电视了,太看不起电视没出现前的文明史了。何苦看电视找深度啊?为什么不去看书呢?”
  据医学界人士反映,相对而言,法国男性的心理之所以整体比较健康,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比其他文化影响下的男性更会发泄感情,有更多排解心理的不愉快的自由——法国人比较散漫,不端着,不满口仁义道德,尤其与邻国英国比,大革命以后等级消失,浪漫,做爱多,效率低下,爱讲话,饶舌,爱吃,爱喝。
  “散漫,不端着,不满口仁义道德,等级消失,浪漫,做爱多,效率低下,爱讲话,饶舌,爱吃,爱喝”——虽然不能说这就是我们对电视的基本要求,但不能否认大多数观众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电视的。

忧 郁 症(3)
超级男声
  忧郁症取代肺结核成为21世纪最有文化的疾病的第二大障碍,在于表现力。
  与肺结核相比,忧郁症在临床上比较缺乏像咳嗽那样富有表现力并且容易辨识的音效,而肺病之所以能在媒体中成为一个令人印像深刻的强大的文化隐喻,就是因为咳嗽:“整整两天,又一人幽囚在公寓里,没有一个人来,也没有一封信来,我躺在床上咳嗽、坐在火炉旁咳嗽,走到桌子前也咳嗽。”(《 莎菲女士的日记 》)
  有声电影发明以后,具有浪漫气质的男女主角要么没病,凡有病的,不管是不是肺病,一概狂咳不已。电影《 早春二月 》里的萧涧秋是否也咳成这样,我记不得了( 得肺病的是上官云珠的儿子 ),但在柔石的小说《 二月 》里,查到萧涧秋有一声隐喻性的空灵咳嗽:
  “清早的冷风吹着他们,有时萧涧秋咳嗽了一声,女孩问:‘你咳嗽么?’
  “‘是,好像伤风。’
  “‘为什么伤风呢?’
  “‘你不知道,我昨夜到半夜以后还一个人在操场上走来走去。’
  “‘做什么呢?’
  “女孩仰头看他,一边脚步不停地前进。
  “‘小妹妹,你是不懂得的。’”
  最后一句,许多年以后真的很适合那些向电视要文化的老师们拿来转赠给超级女声以及她们的粉丝。我认为,这些老师近来已经不约而同地发现,要使忧郁症取代肺结核成为21世纪最有文化的疾病,光盯着电视要文化不行,还得对着电视大声咳嗽——超女没文化,超女有文化,超女“民主文化”的隐喻,说超女有“民主文化”乃严重误导,才是真正的没文化——字字血,声声泪,都是忧郁症患者们发出的超级男声。
  向疾病要文化,按桑塔格的说法,具有解构作用,能使死亡变得“优雅”,“令人肃然起敬”;向电视要文化,算不得与虎谋皮,虽也优雅,更令人肃然起敬,但容易得病,尤其是忧郁症。对待电视的正确态度是得之吾幸,不得吾命。对待疾病的正确态度是得之吾命,不得吾幸。如此而已,反对过度诠释。
  冬天的享乐
  要谈论四季之享乐( 或曰四季之受罪 ),本质上都离不开温度以及温度的变化。
  与春秋相比,冬季在气温上的全部特色就是低,贼冷。毫无疑问,低温不仅谈不上什么享受,简直就是受罪的代名词,跟人生的另一大悲苦“饿”并称为“饥寒交迫”。又见《 雷锋日记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阶级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很显然,在春天,即使没人把你当同志那么爱,你也可以主动地去爱你的同志,一到冬天,你遭的罪就是阶级敌人那个级别的,老了。
  因此,冬季的享受是四季里最特别,也是最变态的,即依赖在严冬的大气候里以人工制造出春天或夏天的小气候,以人为的温差获得享受,也就是说,你必须像同志一样对待自己。
  人工温度的来源很多,包括热汤,烧酒——这些都是内服的,外用的则有棉被、老棉袄、暖气、汤婆子以及作为洗澡水的热汤,等等。凡此种种,林语堂在《 京华烟云 》里有这样一个基本概括:“北京城的气氛,可以说只是用感觉去体会,而不是真正用眼睛去观看。她( 曼娘 )也感觉到北京冬季的魔力,干爽而寒冷的空气,璀璨晶蓝的天空,屋内御寒的舒服设备……大雪纷纷扬扬自天空飘落之时,她还能使秋海棠在屋里开放,因为厚厚的棉门帘,糊纸的窗子,厚厚的地毯,火势熊熊的煤炉子,使屋里温暖而舒适,人感到精神愉快,做事宁愿到深夜。平亚留下的黑貂皮长袍,曾太太教她改成貂皮旗袍自己穿,其实她用不着这样御寒的冬衣。”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忧 郁 症(4)
样样都好,唯嫌不够天然。纯天然的取暖享乐,我认为只有两种,第一是人。有的人,其音容笑貌不是就足以令我们“如沐春风”了吗?还有的人、准确地说,那是一些胖人,如果白天不能令我们如沐春风,至少夜里先给我们暖被窝,然后让我们搂着睡觉,都是外用内服皆宜的天然取暖工具。
  当然,这两种人都相当地不好找,现而今胖人更是越来越少。因此,第二样百分百天然的温暖享受,就是晒太阳。冬天虽然寒冷,日照远不如春夏,好在还有阳光。对于善于享受冬天的人来说,冬天的太阳,就是用来晒的,而太阳也只是一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西。阳台一词,吴语做“晒台”,对于太阳的功能主义偏执,可见一斑。隆冬里,醒来一开门见满地好阳光,第一条件反射,就是要把什么东西放到这阳光里去晒晒。
  要晒的东西,首先想起的是棉被,不过除了延长棉被的寿命,白天晒棉被主要还是为了夜里盖棉被的人。当棉被在冬夜里将白天吸收的阳光以味觉方式缓缓释放出来,蜷缩在棉被下面的人便梦见自己是一棵正在舒展着的幸福植物。一切像棉被那样易受空气和时间侵蚀的,都要摊在阳光底下晒它个透。所以晒棉被的时候,顺便也晒晒人。
  享受还是遭罪,相当程度上都取决于发生在我们的大脑里的化学反应以及我们的心境。冬天本来就是一个适宜思考的季节( 张潮:“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李光耀说,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不是别的而是空调,因为有了这东西,新加坡人民也可以像苦寒地带的人民那样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了。普遍生活在温带的中国人民,用不着那么刻意,我的意思是说,在冬天,我们基本不用去专注地思考哲学问题,只要稍稍调动一下想象力,就能把属于这个季节的享乐彻底开发出来——因为只有在“寒冷”的对比下才能获得“温暖”的感受,然而,这两种物理上的温度不可能长时间共存,在北海道的漫天大雪中赤身裸体泡个户外温泉,那是特例,通常的情况下,你总不至于在大雪天把火炉提到屋外去烤吧( 想想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怎么死的 )。
  “如果秋天已经来临,冬天还会遥远吗?”“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这就是一种建立在逻辑和常识之上典型的“取暖想象”,更高级的,见李渔《  冬季行乐之法  》,一上来就提出想象力的重要:“冬天行乐,必须设身处地,幻为路上行人,备受风雪之苦,然后回想在家,则无论寒燠晦明,皆有胜人百倍之乐矣。”
  李渔举例的想象素材,是一幅“雪景山水画”:“人持破伞,或策蹇驴,独行古道之中,经过悬崖之下,石作狰狞之状,人有颠蹶之形者。此等险画,隆冬之月,正宜悬挂中堂。主人对之,即是御风障雪之屏,暖胃和衷之药。”换言之,如果没有想象,一味靠人造温度取暖,不但缺乏取暖的可持续发展性,还会落得个“若杨国忠之肉阵,党太尉之羊羔美酒,初试和温,稍停则奇寒至矣”之悲凉结局。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妨把李渔那幅传说中的古画换成电视机里的《  日瓦戈医生  》或者《  古拉格群岛  》( 包括一切以西伯利亚劳改营为背景的读物 )卖火柴的小女孩,躲进被窝里把这些东西精读15分钟以上,就算无法像我那样把自己想象成橱窗里的肥鹅,至少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卖女孩的小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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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膝接触地面以支撑身躯,乃直立行走之进化后果。若站不起来,就无所谓跪将下去。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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