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自觉。父亲的由流浪而为佣工，由佣工而取中武庠，开始从军，很明显的正就是这些农民之中的一个例证。他之所以离开农村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胁与企图上进心理的驱使，其中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的意义，他不消说是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 想看书来
第一章我的家世（3）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统治整个发生了裂痕。洪杨之役好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继发动于安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不久陕甘回乱又复爆发。这些事实，正是满清政府腐化与无能以及残酷压迫的结果。因此，不仅激起了汉族的暴动与革命，连其他民族也对它仇视起来，反抗起来了。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残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连连不住地吐出酸水，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从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父亲就在这里结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长兄基道，后来一共生了我们兄弟七个。当时因为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三弟长到很大，后来也死了。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长兄回南，本来预备考试武举，但后来没有考成。四年之后，父亲重复到济宁。从这时候起，姥姥就没有找着，只打听得她是因为荒乱，几年之前已流离他乡。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托人到济宁探询过一次，结果只找到一个表弟和一个叔伯舅舅。我母亲同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长兄还能清晰地记着。
父亲在济宁没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几个月，朝鲜发生了士兵大暴动，失势的大院君利用乱兵，颠覆新政府，并且袭击日使馆。因此中日双方都派兵驰赴朝鲜，几至酿成战端。更远之前，美政府经李鸿章的介绍，在仁川港与朝鲜缔结美韩通商条约。以后法、德、俄、意、奥诸国都先后派遣使臣赴朝鲜，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这些都加重并且加速了日后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发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经去世了。当我长兄随父母回南的时候，祖母还健在着。因为我长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给他取个名儿，叫做北宝。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给我的命名，父亲就顺着祖母的意思，给我取个名儿，叫做科宝。“科”，大约就是指科举而言。
后来李鸿章到直隶，淮军分驻于津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父亲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
第二章康格庄（1）
在保定府城里住了不久，全家即迁移到康格庄。迁移的动机，主要的是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那时我大概才三岁的光景，对于人事虽然尚很淡漠，然已渐能认识，并且尝试着要了解人生种种迷惑错乱的景象。
康格庄距保定府城东约有二里之遥。我们初搬到这儿，在村的小西头路南赁了陈家的两间西房住着。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饭的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这与其说是家里来了客人，倒不如说是父亲的难关来了恰当。四围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的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得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冲，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了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异常欣慰的。
一天黄昏，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母亲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会儿，她对我说：
“科宝，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儿吗？”
母亲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父亲。两位老人脸上都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可珍贵的微笑。
第二章康格庄冯玉祥回忆录
原来我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的方而短。这大概因为在我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操作，没有工夫顾及孩子身体正常的发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较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的发育。母亲同我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我取笑罢了。
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说说笑笑，跳跳唱唱，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象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的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
第二章康格庄（2）
我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秆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擗剥，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保定府的惯例，擗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擗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擗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擗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儿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擗。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擗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擗完了。出来之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黏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桠，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