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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同的，还有一位英国传教士的事。那时韩复榘为三团三营营长，在常德上游一个名叫河洑的地方驻防。凡由沅江上游下来的船只，都须停止受检查。那位教士带着男男女女一大船人，经过此地。韩部即上船检查，他不曾接受，问明白是我的兵，以为我是教友，应当对他通融。为挣这个“面子”，他跑很远的路，特意到常德来找我，和我说：
“你的兵不应当检查我，因为你也是教友。”
我笑着问他道：“你船上带的有违禁品吗？”
他红着脸说：“没有。”
“既然没有违禁品，为什么怕受检查呢？”
“因为我们都是教友，用不着施行检查的手续。”
我说：“你说错了，正因为我们是教友，你更应该接受检查。怎么真是教友，还怕受检查呢？”
他怏怏然回去，很不痛快，好像我有意和他为难似的。一个传教士，有这样的思想和观念，我以为很不对。传教士尚且如此倚势作威，他所收揽的教友们就更要受他不好的影响了。这位传教士是专在苗瑶同胞居住的地区传教的，颇会苗语，并试以罗马字拼音，他这次就是从贵州到常德来。关于苗瑶###，外国人早已注意，而从事工作，但我们政府一直还没有人重视，真是危险的现象。关于此问题，我另有著论，此处不赘说了。
除了基督教而外，常德也有天主堂。这，许多都是强横不法，和地方人民也处得很不好。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讼事，是本地一个人家将其房产押给一个天主教教友，后来这人家败落，要将房产变卖。其时卖价比典价多三倍还多。那教友强要买这屋，自以为有天主堂撑腰，应当占些便宜，不肯按房主的要价给钱，并不许卖给别人。屋主无法理喻，告到县里来。薛子良即传那教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意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么也传不到案。薛子良气极了，跑来告诉我，说外国神父这样横行不法，我们还办得了事么！我把事情问明白叫薛不要着急，我说我替你传人。我带着两名手枪队去找那神父，走到天主堂门口，神父就把我让进去坐。我不肯进去，只和他说明来意，他回答说没有这个人。我说：
“你能让我搜一搜吗？”
他说：“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着他，不肯认。你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交出来，也自然无事；若是个坏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况你们教堂里不应当藏匿坏人！”
他仍是不肯。我说：“好说你不听，我可要嚷了！”于是大嚷起来，说，“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恶棍！”嚷的许多民众都来围看。那神父着了急，说：
“不能这样嚷呀！请你进来罢，有事我们到里面商量。”我说：“我只要交出那个人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国人，宣告全世界人，说你横行不法！而后我还要搜查，用法律解决。”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赖，只得承认一切，说那教友现在不在，要求我答应他明日交出人来。我要他当日交人，否则就须为他自己找保。后来他请出几位基督教的朋友为他作保，第二天才把人带来。当即依法审理，终于按照屋主的卖钱买了那座屋子。这事常德人民都觉得痛快，因为天主堂包庇恶徒，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第二十五章在常德（12）
这事过去后几天，一个老人到镇守署来见我。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入天主教，二儿子入基督教。大儿子吃喝嫖赌，为非作歹，他看着情形不好，便给两个儿子分家，各立门户。孰知大儿子旧习不改，把自己分的产业花光，又要强要二儿子的产业。兄弟俩因此打起架来。老头儿从旁劝解，不料大儿子竟敢用砖头打他，幸亏他躲闪得快，没曾受伤，只把墙上打了一个大坑。因此他告大儿子忤逆，请我依法办理。
我叫袁军法官调查属实，把他两个儿子都传到案。二儿子面貌端正，言词有理；大儿子却面貌狰狞，一望即知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我问他说：
“你父亲告你忤逆，你是被告，为何不跪下听审？”
他答道：“我不跪，我是天主教！”样子极是倔强。
我又问道：“你有两重罪：第一，你不当强占你兄弟产业；第二，你不当用石头打人，何况打的是你自己父亲！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完全是父亲不对，”又说，“这事只该天主堂问我，别人没权审问我。”
我把他亲戚邻舍都找了来，问他平日行为如何。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仗倚教势，种种强横不法。我即令手枪队当众用鞋底打他嘴巴。打得满口流血，哭着嚷道：
“大人，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我问他：“只有别人的不对，你一点也没做错，有什么求饶的？”
他说：“我以为进了天主教，谁也管不了我，我才敢胡作胡为，现在知道都是自己不是了，从此愿意悔改了。”
当时把他好好地训斥了一番，令他给他父亲赔了罪。问明他原曾学过裁缝，那时我请李显堂在军队中主办工艺厂，即把他送入工厂中学习缝衣机，每天工资两角，他自己用一角，另一角去奉养父亲。过了一个时期，他慢慢改变野性，才放他出来自立谋生。
天主教在中国，不能给一般社会以良好印象，其故即在于教士们自视为特权阶级，要挟官府，包庇恶徒，种种行为不检。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自身事业，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中国情形，但也有许多竟是存心作恶，不是为传教而来的。我以为像马相伯先生，像雷鸣远先生，像于斌先生，他们才是公正有道的真正的天主教徒。国人若要信教，应当信奉他们。有许多教堂，打着天主教的招牌，暗中却做奸细，做探子，做种种陷我国家害我人民的勾当，那不但是我们国家人民的仇敌，也更是天主教的蟊贼了。基督教也是如此，真正的人民教会，大半都是好的，但也有某一些教会是另有使命，并不是来中国宣扬教义的。我们应当分别是非，认识善恶，不应当一味信任，也不应当一笔抹杀。我对于教会及教友的态度，向来即持此一个原则。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第二十六章在常德（1）
（二） 我们刚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驱逐净尽。随后又和薛子良着手办理禁毒的事。那时统计，常德居民打吗啡针的占百分之五，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以此变成肌肤溃烂奄奄待毙的废人。我看着这种现象，心痛难言。但一时又想不出有效的适当办法。乃和薛知事商量，请他先抓几个打吗啡针的人来验看验看，而后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来六名。吗啡真是可怕的毒品，凡打过一针，皮肤上即起一颗黑斑，接着就慢慢腐烂，不过半年工夫，即弄得体无完肤。这六个瘾客，已经遍体黑泡，溃烂得有如蜂窝一样了。他们原都是殷实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倾家荡产。此时已穷得日无三餐，夜无一宿，但吗啡针还是要打的。
我决定先成立一个戒烟所。所中请了医生，制办药品，连伙食也为他们预备得好好的，又派专人管理监视。瘾客除强迫而来者外，也有自愿来戒的。在初戒的几天，他们痛苦欲狂，但六七天过去，即渐平复，一个月即完全断瘾。那时原打算凡断瘾的人，即取保释放。但继而一想，他们出去后没有半点谋生的技能，仍不免流于下流，流为盗贼。于是我又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送他们到李显堂主办的工厂中去学习技艺。有学织布的，有学缝衣的，有学织袜的，都要学得技能十分成熟，确实可以养活自己，才让他们自由。这样一班接着一班地办下去，办到第七班上，戒绝的瘾客已达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镇守使署来见我。说她有两个儿子，都打吗啡针，她早就要送他们来入所，但他们死也不肯。她不知如何方好，说着满眼含着泪。我安慰她说：“老太太你不要伤心。这事交给我，我一定替你办得好好的。”于是派人把他两个儿子抓来（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严厉训斥了一顿，送入戒烟所去。一个月后又送到工厂中习艺。只两个月的工夫，那兄弟俩已经养得又白又胖，又学会了一套好手艺。我把那老太太找来，欢欢喜喜地把他领去了。戒烟所中的瘾客，像这样的最占多数。
至于贩运烟土的事，查办亦严。各地驻防部队，都指令严缉。因此常常大批大批的拿获。贩运者有种种狡猾的装运办法，有些藏在桐油篓的底层，外用洋铁封固，烟土都做成烙饼似的扁块，叠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带在裤子裆里。但真能漏网的还是少数。查得的烟土，都解常德，后积至数万两，乃约请当地的正绅及民众，在西门外空地上悉数焚毁。
我到常德，没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初时还以为因地方富庶，贫人容易谋生的缘故。后来我打听，才知道商会办有一个平民习艺场。街上一发现乞丐，即由警察捉送场中习艺。所以此场亦名乞丐收容所。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善举，心里极是高兴。一天，我到那里去参观，可让我大大失望。里面有几架织布机和缝纫机，大半坏了，真能得着机子工作的占极少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尤其老弱残废都关在一间潮湿黑暗的屋子里，无所事事。吃的食物过于粗劣不用说，而且多是腐臭了的。那种悲惨可怜的情形，简直不如猪狗。因此有许多逃跑的，逃出来了，再也不敢踏进常德的地界；逃不脱的，耐心待着，死亡率惊人的高。这种情形我没法看得过去，禁不住对他们负责的人说，务要赶速设法改善办法，改善设备，改善待遇，若是这样的办，是等于拿人家的性命来装点你们的所谓市容。哪里是办公益呢？我看还不如放他们出去自由行乞为好。这样说了一顿，才着手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