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了。我说什么，刘就不像以往那样地藐视，他对人叹气说：
“遇到冯某人，我真算倒了霉了！”
然而他仍得意洋洋的，一点羞愧的意思都没有。
过了不久，又出一离奇的事。一日晚间九时光景，我们手枪队在外巡逻，忽见从东南走来十余个百姓，手里拿着烙饼，一边疾走，一边挨家挨户打门，告诉各家，说督军有命令，每家烙饼十张，赶忙往西送去，要赶快，不遵从者定予枪决。霎时之间，家家户户都忙着烙饼，闹起了数十里。后来巡逻的人抓着他们查问，那些百姓也莫名其妙。第二天打听，说是这谣言从临潼那边传来，直至咸阳，都是如此。我起初不明究竟是什么妖孽，后来我恍然了，我想这事绝不是没有根由的，其意义就是造谣惑众，以其鬼蜮伎俩，和我捣乱。
我在此处境下，一面积极整饬政务，一面仍努力训练部队。我在新督署住着，每天督促官兵加紧学术两科功课，未尝一日懈怠，使全体官兵每时每刻都有应付非常局面的准备。同时各项建设，亦在力量所许的范围内努力进行着。自潼关到西安的一条大道，败坏不堪，天晴时固坎坷难行，天雨时尤泥深二三尺，无法举步，使交通完全阻隔。我因令部队从事修筑，百姓亦抽人服役，不久即把这条重要的大道修得坚固平坦，两边遍种杨树柳树。可惜后来无人保护，多半被毁坏了。其次，自西安至咸阳必经渭河，那河水涨时有一里多阔，水落时也有半里。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种笨拙的木船，日长月远，都用得腐坏漏水了。我因造了几艘渡船，以利行旅，历来这些都没人管。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我既在皇城旧址修造新督署，复尽力之所及改造路政，于是人家都讥笑我做傻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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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督陕（8）
实业和教育方面，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知道二者的重要，因亦在可能范围提倡之。我屡次召集当地各界的领袖谈话，鼓励他们改良现状，发展将来。凡我力之所能，必从旁辅助之。那时陕西学校都贫困难支，我将督署公费的一半扩充各校的经费，虽然杯水车薪，然而与必要设备和优良教师的增加上也不无小补。各校学生我最喜与之接近，常常集合起来，把我所见所感的进德修身的道理，累举实例，谈给他们听。我以为学识固然重要，而人格的修养尤为不可漠视。学识好的人，若用之不得其道，则又往往为恶益甚。曹汝霖、章宗祥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但结果却都做卖国害民的事。又，青年学生处境简单，意志未经磨练，往往在学校时正直不苟，热血精诚，可是一置身社会，在汹涛骇浪中浮沉数年，便意气消尽，同流合污。这是我多年来看得最多，见得最深的一事。我常反复言之，使他们知所警惕。除了官兵和学生而外，最常接近的就是地方的正绅，我和他们立下深厚的友谊。此不但所以增益我自己的学养，亦所以收“广征博采”之用。那时陕西众望所归者，为二李、二郭、二宋，还有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举人。所谓二李，即李宗特先生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他们的学问都是最切实际最能实用的，绝非空浮迂阔者可比。二宋中的小宋先生，即民三时为陕西省长的宋联魁先生，品学皆高，为人尤澹泊，还有一位，地方上称作老宋先生，活到八十多岁，民国十八年时还以他老练笔法，画了八幅可珍贵的画赠我。此外还有董、浦二位牧师：浦牧师，即浦化人先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热诚朴实，最爱真理。民国十六年游俄归国，思想忽然转变，著有《穷人有福》一书，阐述社会革命的道理，后来在上海被捕。到二十五年我才把他保释出来。
陕西昔有李二曲先生，为一代大儒，最为人所仰慕。我特在督署前搭盖一亭，悬其相片于其中，每请名人讲演，即于此亭前举行。我曾想为他立祠以为永久纪念，可惜终未如愿。后来我离开陕西，此亭即被拆毁。
陕西著名的河流为渭水、泾水，长安东门外有一灞水。山以凤岭、秦岭、太白为最有名。这些古老的山水间，常有外人足迹。一天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的领袖安德思和一位英国矿师高士林到终南山打猎，猎获两头野牛，回到长安见我。那时新督署尚未落成，即在我住的帐篷内会见他们。谈了几句，我问他们到终南山行猎，曾和谁关照过，领到许可证没有。他们却很率然地答说，他们打的是无主的野牛，所以用不着通知任何人。我觉得这事应该教训教训他们，告诉他们说：
“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我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呢？你们不通知地方官府，私自行猎，就是犯法的行为，你们知道么？”
他们说：“我们此次到陕西，贵国外交部发给的护照上，明明写着准许携带猎枪字样，可见得我们行猎已蒙贵国政府的准许。怎么会是私自行猎呢？”
我说：“谁许你们携带猎枪，就是准许你们行猎么？若是准许你们携带手枪，那你们岂不要在中国境内随便杀人了么？”
两人之中，高士林最为强横。此时那位美国人安德思自知理屈，已经默默无言。英人高士林却仍强辩，他说道：
“我在中国已经十五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许打猎的！再说，中国的法律上也没不准许外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
我问他道：“中国法律上没有不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难道又具有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吗？你十五年没有遇到过官府禁止你行猎，那是他们睡着了。现在我为陕西的地方官，我却没有睡着。我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土维权之责，我就非禁止你不可！”
安德思看见情势不佳，连忙向我认过谢罪。但高士林仍是不肯屈服，哓哓不休地狡辩着，简直不可理喻。我站起来，大声喝道：
“别的话都不必说，我现在要你负赔偿之责！否则决不放你出这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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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督陕（9）
他问如何赔偿。我说你把我们的活牛打死，现在就要你们把它们弄活，送回终南山去，否则一定不放你们走开。安德思知道闹僵，把高拉到一边，低声说了半晌，高才软了下来。两个人说，他们行猎，自当邀我准许的，只因他们来时，正值我忙军事，所以未及通知，这的确是他们的过错。现在野牛已经打死，没法弄活赔偿了，只有请我饶恕他们这一次，以后再不蹈犯就是了。我笑道：
“你们知道这么说，早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不服理和法，定要强硬相待，才肯软服呢？试问在你们自己国内容许外人这般胡行胡为吗？”因告诉他们，这次的事姑念初犯，不予深究了，以后再不许有这样的行为。说了一顿，才把他们放走。
有一天，我的一位亲房嫂子到陕西来找我。在我家穷困时，她曾竭力资助过我的祖母。第一章中，叙及我父亲考中武庠时，报子报来喜讯，我祖母无钱开发，幸赖一位嫂子送了米和鸡蛋来，才打发了报子出门，说的便是这位嫂子的事。现在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了，听说我已做了陕西督军，特地带着她的孙子由家乡巢县远远地跋涉前来，要我为他的孙子谋一优美的差事。论事情她是我的亲族，又是有恩于我家的人，我应当好好偿其所愿，以报我的私恩。但我知道她的孙子并不是有能力的人，即有能力，我亦当回避，以免生出弊病。所以我和她说：“你若有什么特别困难，我一定设法帮忙。若愿意在这住，我可以替您找房子，要是子弟要上学，我也可以筹款供给。可是若要将孩子送在我署中来，闹个一官半职，那万万不可以啊！公是公，私是私，我不能拿着公事来报答私恩，这一点无论如何要原谅我。”我这答复给了她一个失望，仅仅送了她一些路费，让她带她的孙子回籍了事。这以前，有一位堂弟来找我谋事，我送以树秧数千株，令其回乡安理本业，永远不要做非分之想。因此巢县的乡亲，都不满意我，又有许多人骂我矫情，骂我故意以此鸣高。关于用人的意见，和重用乡亲本家的病害，在我的书中一再言之了。总之，我宁愿叫亲戚本家骂我，不能叫全国人民指责我；宁愿叫糊涂人骂我，不能叫有知识的明白人讥笑我。那种以公报私的事，我非不能做，实以读了些书，见了些事理，又受许多朋友们的多年指教，使我不忍以国家大事为徇私情的儿戏耳。
我在陕督任内，最感不合理的一事，就是看公文。每天早晨起来，案子上便摆着二三尺高的“等因奉此”的公文。这些文件表面上堂哉皇哉，其实百分之九十都是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关于批阅公文，向来有两种办法：一是交给别人代看，一是自己亲看。托人代看，即不能眼到心到手到，不但心里不能自安，事实上往往会发生病窦。如果亲自动手，则自己尚有更重要的责任，那就是管理军队。倘终日忙于案牍，把军队的事丢到一边，那算得什么督军？我为这事很觉踌躇，结果仍是要发奋自己来看。我努力试验了几个月，每天一早起来，即与秘书长陈经绶、参谋长刘骥和军务科长石敬亭四个人同看，直看到晚间七点，还是看不完。看得军队的管理与训练既被荒疏，而于行政上亦未必有所补益。我觉得这种官僚制度，非加以改革不可。其不合理有二：一是叫军事负责者将其本分之事抛弃，而日劳于案牍；二是叫人耗费精力时间于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上面。两者都是行政制度的大问题，实在不可忽视。
到了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北方的原野上又弥漫起阴沉的战雾。原来直皖战后，奉军即替代了倒台的皖系地位，与直系渐成对峙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因其鹰犬皖系既倒，即又拿起奉系，以为它扰乱中国攫取权利的工具。可怜军阀们只知自己眼前的一点权势和利益，哪里想得到国家民族的危险！
奉直两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