惦念着父亲，他南返以后，职业问题怕依然没有希望解决，生活依旧得不到保障。父亲的心理是和我一样的，南返后职业既很渺茫，而竟忍痛把十余年来从未相离的爱儿丢弃在北方，我知道这是最使他难过的。我们一直哭得头晕眼花，日脚渐渐偏西，父亲始忍痛上船开行。我在岸上痴痴地站着，直到望不见桅杆方才回去。
父亲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保定练军营中。先在右哨，后到中哨。营中的生活同父亲在这里时一样，一点变化也没有，但我却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对一切都感到空虚，整日里如在云雾中飘浮着，心神恍惚不定。同伴们有时同我谈半天话，我却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有时独自傻傻地坐着出神，连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么。那时邮政刚刚设立，邮件多从镖局辗转传递，由保府到巢县，一年也通不成一封信。从冬望到春，春望到秋，终年都在失望之中。我千方百计地探听走信的历程，预计信函来到的时日，并且幻想我的信到达父亲手中时的情景，但都不能排解我思亲的哀愁，虽然我只有这样，才觉着精神上有所慰藉。
在保定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每月能多挣几两银子，好早日接父亲回来团聚。我们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设置这教习的用意，说来也十分可笑。原来当时军队中的军官，十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其中受过军事教育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都不明军事。别的事不必说，连喊操他们也不会。于是由于事实的需要，每哨里要设一个教习，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没有一定，须看所能喊的人数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几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儿八百人不等，普通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当时自己想不出较好的办法来，心想当这样的教习我也许有点把握，于是每早天还未明即到东大教场学习喊操，放大了喉咙，“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大喊一阵，喊得喉咙干哑了，也总未间断过。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拜神上供，正在忙着享受他们新年的欢乐，我依然一出门就练喊操，引得人家都笑骂我。如此一直练了四年，我居然有了惊人的成绩。后来各哨里目兵都认识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勤劳人的社会不许懒人立足，同样，懒人的社会也不许勤劳人立足。因为每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练习喊操，我的声音洪大，操场离营房又近，营中好睡懒觉的目兵，就十分厌烦我，并且因此招致了他们的嫉妒和讥笑。后来他们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外国点心”，意思是说我如此拼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来了，必定先要用洋药丸崩死我。对于这个绰号，我欣然领受。我说：“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我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
他们这样的凌辱我，有几位我的朋友就为我抱不平，要同他们争吵，甚至动武。我听见这事，就和朋友们说：“好兄弟们，我正愿意叫外国人崩死我！因为我要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外国人一定要崩死我的。外国人把我打死了，那倒成全了我。”我特意刻了一颗“外国点心”四个字的图章，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有时给人家写对联，我还盖用这颗图章。
我这样用功夫练习喊操，对于身体的裨益实非浅鲜。因为早上空气新鲜，喊时浑身使劲，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吃仙丹怕也没有这样大的效益。除此之外，我也酷好各种武术，自小勤奋练习，兴趣极浓。我现在也顺便在此一述，比如摔跤、打拳、举石头等，我都下过很大的功夫。摔跤，汉满蒙人都爱练习。保定府以及四乡各村，每到冬天的傍晚，自七八岁的小孩至三四十岁的大人，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集在郊原上，练习摔跤。怎样用手，怎样用脚，怎样摆好适当的姿势，都有精审的考究。胳膊，腿部，身子，也都要分别练习。练得好的，处处到功；练得不好的，一摔就倒，而且很容易摔坏了身体。练腿的方法，是在院子中打一个木桩，时时用脚去踢，渐踢渐使劲，踢得腿部脚部比铁还硬，一踢，那木桩就砰的发出沉重的声响。练胳膊是碰树干，碰木柱。不管在何时，在何地，看见树干或木柱就用臂膊使劲碰它几下，日子一久，自有很好的成绩。至于整个身体的练习，则在坟地中行之。这在保定府就叫做“跑坟头”，其法是由远处跑上坟头，而后将手落地，再从上面摔下来。要练得不伤筋骨，不伤五脏。练得好的，摔下来时全身缩做一团，成为一个紧凑的疙瘩；不会的，则四肢张开，浑身松懈，很容易受伤。打拳，北方乡民和军队中都普遍的爱好。我们的练军虽然不注重练操，可是对于各种拳术却颇为讲究。军中有杂技一科，刀枪剑戟无不分别传授，我们一早一晚都热心练习。此外还有举石头，其重量可分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不等。我们每天都要练一次，各人按其体力，选择适当重量的石头，逐渐递进。我一般可举一百四十斤的石头。此道可扩大肺部，全身使劲，真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仍旧常常的练习。
第四章河边的眼泪（4）
我至今身体强壮，精神健旺，回想起来，都是平素勤习苦练的结果。许多人以为我生来如此，其实世上哪件事不是慢慢练出来的？下一分功夫，即有一分效果。功夫下得越深，则效果越大，不下功夫，即无效果。这是一点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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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1）
戊戌政变以后，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年春天，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各处先后爆发蔓延。
由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所了解的说来，义和团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众与教堂间恶感的深化。
外国教士初来中国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们对外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另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许多不检点之处，因而招致了人民严重的反感。那时教士们由于他们本国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优越，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权阶级。我国人民一旦受洗之后，借着外人的势力，便也趾高气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为外人的牵掣，无法予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外国教士益发乐于在背后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扩张教会的势力。这样一来，教徒的气焰越高涨，人民对于教会的恶感越深，仇视的观念一天天加强，一发遂不可收拾。当时在华教士，可分耶稣教和天主教两种，耶稣教教士态度较天主教为好。所以这两种教堂，本质上虽同样是人民眼中的公敌，但仔细分辨，尚有程度上的差异。
义和团原是白莲教的残余，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随着教会与民众对立之深刻化，于是便逐渐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对内转移而为对外，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武力。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州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地民众风起云涌的附和参加，到处焚烧教堂，仇杀外人，毁电线，拆铁路。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表现，可以充分地说明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恶感，是怎样的深刻和严重。
在义和团势力最盛的时候，有所谓铲除二毛子的一种附带运动。二毛子，就是指中国教徒而言。平常因为教徒们借着洋大人的势力对同胞作种种的侮辱，这时便不期而然的有一班人联合起来，挨家搜查这种狐假虎威的二毛子。搜查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任便人随意乱指，你家里如有一个十字，就说你是个二毛子；他家里有洋灯洋油洋火，也说是二毛子。一经指认出来，就百般地勒索。穷苦人家多少出几个钱便可了事；富者则千方百计的予以刁难，非至倾家荡产不肯罢休。这为义和团本身，造成最严重最可惋惜的罪恶。
练军接到镇压义和团的命令，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我们的队伍最初开到保定府东北白沟河；在这里稍事弹压，百姓们便销声匿迹，完全平息。带队的张协统——山东济宁州人——当天晚上和队伍讲话，出人意外地讲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要得罪百姓，义和团是好事。他们打洋鬼子，我们不要干涉。我们到这里来，是上头的命令，没法子，不得不来罢了。——这是秘密的话，大家可不要告诉别人说。”
张协统这样一讲，军队知道了，百姓也就立刻知道。于是他们重新又把义和团练起来，声势反而较前更大了。因为以前还是秘密的组织，现在则官宪方面已经默许了。依照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带兵的官长能够认真的镇压，切实劝导，义和团的平复，倒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时官长都存有阳奉阴违的心，不情愿真正消灭他们，但也无力指导他们走上正道，所以结果军队在东边镇压，百姓跑到西边去练；军队在西边镇压，百姓又跑到东边去练，形成一种故意放纵，掩人耳目的情势。
义和团初起时的蓬蓬勃勃的盛势，清廷委实吃惊不小。他们的运动显然含着排外与反清的两种成分，随着时间的进展，客观形势的演变，排外的念头也很可能的重复转移而为对内的斗争。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犹疑：剿灭它呢，抑或应当因势利导，使它成为纯粹的排外运动？最后的决定是采取了后者的策略，立时由政府创练义和团。从此这一幼稚的民众运动，便被清廷所利用。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的从事练习。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