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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底，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将它翻译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设法发表，史量才虽然没在《申报》上刊登，但通过关系，在另一家通讯社的报纸上发表了。凡此种种，迫使蒋介石最终下定了暗杀史量才的决心。戴笠接到铢杀令后，他也颇费了一番思量。史家住在法租界内，受到了当局的严密保护，特工们多次下手都无功而返。他只得派华东行动站站长赵君理一帮弟兄去打探史量才的家史秘闻，收集各方面情况，希望从什么花边新闻上入手，逼史出山。他们到处深挖史家历史线索，终于找到了突破对方的口子。
原来史量才的妻子沈秋水是当年上海滩上的一个红牌*。当时在国民政府军委会里任财务官员的陶保骏，是她的一个相好，并被他纳为了小妾。陶保骏贪污了几十万军费，就放在了沈秋水手里，让她暂时代为保管。沈秋水见财起义，向国民政府进行了举报，陶保骏果然被上海都督陈英士抓获，追不回那一大笔赃款，陶保骏便被陈士英给枪毙了。这笔不义之财最终落入了沈秋水的手里。当时的史量才也是上海淮上的一个混混，与沈秋水的关系非同一般，得知她独吞了陶保骏的几十万块后，于是猛追沈秋水，他们终于结为了夫妻。他果然得到了那一大笔钱财，接着就把《申报》卖了过来自己经营，从此步入了上流社会。
史量才的屁股并不干净，戴笠抓住这一事变，也不管它是真还是假，就在上海大肆散布，并派人到陶家煽动复仇，终于挑起了陶、史两家的不和，陶家扬言要除掉史量才一家人。史量才被逼无奈，一边请人与陶家协商调和矛盾，一边逃出上海，到杭州去躲藏了起来。他那里知道，这竟然是蒋先生为他一手制造的混乱！戴笠终于用阴谋诡计，把史量才逼出了法租界。他们要下手了，一路追杀到了杭州。
当戴老板的特工们查到史量才一家人就租住在西湖边的秋水山庄时，他们决定在山庄前射杀史量才。可是当地游人多，又无法隐藏，不便于行动，硬来也不行，容易暴露目标，何况这是蒋委员长严禁的愚蠢行为。于是决定改在路上截杀史量才。为了行动的绝对成功，戴老板亲自去查看了现场。他派人从南京把一台小车开到了杭州，通过改漆改牌照，等候在了从杭州到上海的半路上，对史量才来了个守株待兔。1934年11月13日，赵君理的部下探得史家人准备回上海，于是向赵组长进行了报告。赵君理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绝佳机会，与6个杀手早早地等候在了海宁县翁家埠博爱镇的公路上，张网以待，直等史量才落入他们的圈套。
而戴笠则让杭州市的警察局长赵文龙，把市里的特警队、公路巡逻队、汽车检查站的检查人员，统一集中起来开会去了，为赵君理的行动扫除了任何障碍。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与妻儿等五人乘私家车由杭州回上海，车子行驶至海宁县翁家埠车闸口时，见前面已有一辆持浙江车牌的车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史的司机不得不放慢了车速，慢慢地靠拢了过去。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迹象，可是就在两车不过三四米之际，前面车上突然窜下来了五六个持枪歹徒，朝着史量才的车内就是一顿猛火扫射。史量才与妻子、司机被他们当场打死。凶手们停下射击后来到了史家的车边，将史量才的尸体从车拖了下来，抛到一个干塘里，才扬长而去。车上五人只有史的儿子逃过了此劫。
本来，史量才是可以躲过被暗杀的厄运的，只要他笔下留点情，或接受金钱收买，他完全可以尽享荣华富贵。可他偏偏要出面来捍卫什么正义与良知，偏偏不畏死，与当权派对着唱反调，结果荣登了蒋委员长的行刺榜单，最后真的当了革命烈士。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说，捍卫言论自由，并不是用嘴巴随便说说就可以的，而是要靠吃了豹子胆才敢为的。这样做，作者也认为与识时务为俊杰好像有点相违背。
没有足够的势力，没有说话的本钱，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一个人站出来呼喊*是危险的，一百万读者什么时候也斗不过一百万雄兵啊！读者有几个人真的能听你的召唤，以身相许，生死与共？而枪兵们只要扳机一扣，花花钞票就落入禳中了。现在太多的人都会说史某是*，我可不敢乱评价的，他们毕竟是推动历史向前的真正动力。只是愚以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江山改与不改对一个平常人而言，只有那么大的关系，自家性命没了，那是什么结果呢？重要关头顺着来，没人说周恩来、蔡元培是傻瓜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036、卧底沉寂
1935年的钟声，在首都南京的上空敲响了，它低迷、沉重、抑郁、苍凉，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巨轮，移动着艰辛的步伐，终于辗过了那一段灾难深重的岁月。
从*方面来说，上个世纪三十个代中期，几乎所有的大块根据地都丢失了，红军队伍也从数十万锐减为不足十万人马，大部队一路西去，被国军撵得差不多屁滚尿流，湘江边上红军血流成河，呈现出将要全军覆灭的倒霉景象。在那历史关头，幸好一代伟人毛泽东站了出来，力挽狂澜，发挥了无比具大的领航作用。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从强渡大渡河到会宁会师，终于在陕北扎下了根基，为保存红军与*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利用时局的变化，从此由弱而强，由败而胜，进而真正夺取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天下，实现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目的，为*革命史写下了宏伟巨篇。可是当时，又有几人看得到、看得清这番美好前景？
当然，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各根据地里还有一些零星部队，他们在项英、陈毅、梁柏台、曾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冯白驹等将领的带领下，坚持在闽、浙、赣、粤、湘、鄂、豫、皖八省十四区与国军打游击战，那时的日子过得真是无法想象的艰难。红米饭加南瓜汤早已成了奢侈品，树叶草根都成了主打的常食之物。他们总是被国军追得鸡飞狗叫，不得安身，处境十分险恶。被围困梅山时，陈毅曾写诗说过，此去泉台招旧部，锦旗十万斩阎罗。他表达的当然是一种革命到底的个人英雄主义气慨，但也真实地说明，作为南方斗争最高首领之一的他，生杀大权都已掌握在了别人手里，可以想见，他们生存的难度有多么大。就是爬雪山过草地，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得到安宁日子啊。
再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国军终于打赢了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战役，成功地扼杀了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在福建省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可以说过去的1934年，是国民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为成功、最为得力的一年，也是最有希望与信心的一年。国民政府在蒋委员长的率领下，政治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方向迅速发展。可是，日本侵略者实在是太捣蛋了，他们可不让蒋先生腾出手来搞什么攘外安内，它可是要灭亡中国啊。东北丢了，华北也差不多丢了，华东已笈笈可危，怎么办？蒋委员长还是要按即定方针办的，可是时局进入胶着状态的1935年，国民政府的政治优势与流失的岁月一起，在一点一点地消失着。这是回过头去看历史，踪迹当然十分清析，可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当时又有几个能真正料定这以后的结局呢？那个时候就料定国民党、蒋委员长要丢掉江山，除了上帝可以这么想，其它任何有这种想法的人，差不多都近乎于做梦，或发了疯。
在这个时候，最难过的要算是明瑶这些潜伏在国统区的*的卧底们了。恰巧在1934年底这个关键时期，明瑶却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杨淑敏是不能去见的，一年多来根本不知道她的音讯，她现在在哪里，她是否已与钱营长成婚，她还记得我吗？明瑶的心里有太多的无奈呀。他与组织唯一的联系人是江苏省委的交通员179号老于，可是老于在年底却突然失踪了。没有了党的声音，没有了组织的召唤与指引，他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党组织怎么样了，红军乍了，他一点也不知情。所有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只能从国统区的报纸上看到。而它们却说红军完蛋了，共产党垮台了。情况到底怎么样，真让人揪心窝啊。
明瑶呆在戴笠的特工队的行动组，只能默默地为自己的组织祈祷，无能为力的他，也只能静观时局的变化了。潜伏，必须是更加隐蔽地潜伏下去。整个中国就像一艘在大海航行的破船，摇摇欲坠，可船上的人总不能因为它的破旧与不安全，就自行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去淹死吧，革命者差不多都是一群意志坚强的人，他们坚定地抗击着迎面扑来的历史巨浪。
1935年初春的一个黄昏，明瑶与几个朋友在玄武湖边静坐，突然听到前面一报童叫喊，卖报，卖报，*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这个声音清析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他的心里好兴奋，终于又听到了自己组织的声音了，我们共产党组织并没有灭亡，他们还在战斗！他压抑着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地走过去，花一角钱卖了一份今日早报，他看到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组织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它号召全体中国人摒弃一切政治前嫌，团结起来对日打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它的内容确实有六大项。一是全体武装总动员，对日作战；二是全体人民总动员，去参加抗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工作；三是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是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争经费；五是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是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做友军，与一切善意保持中立国家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