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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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吴晗-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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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3)
这年将尽,辰伯师移居护国门内白果巷四号。因为辰伯师的母亲弟妹和袁震同志都将避地到昆明来,所以租赁了这一小院房子,共大小十间,正屋三间有楼。辰伯师和亲属都住在楼下和耳房里;楼上一直是借供朋友使用。那时,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迁昆,辰伯师的一些朋友随而迁来。有的一时租不到房子,就到辰伯师寓所暂住。辰伯师好客,宁可自家挤一点,将楼上留给朋友住。我记得,顾颉刚先生、张荫麟先生都先后在那里住过。
  1939年后,辰伯师忙碌起来了。亲属到齐,举家共八口,单张罗日常生活就够忙的。而袁震同志久患肺结核未痊愈,须卧床静养,她的护理,全由辰伯师躬亲;弟弟妹妹还正在上学;母亲不唯年事高,而且不谙昆明话;因此,许多家务都得辰伯师管。加上来滇的友人日益增多,不免接待往还,还常常为朋友奔波,有时竟连饭也顾不上吃。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认真地备课授课,从不告假;著书撰文,也始终坚持不懈。《由僧钵到皇权》(又名为《明太祖》,后易名为《朱元璋传》)就是这时开始属稿的。此外,遇有学术活动,他总是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参加,常提供寓所供活动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陋巷小沙龙”。他在北平时,和一些年轻的史学家创建了一个学术组织,叫做“史学研究会”。七七事变,研究会活动暂时中断。这时,成员中的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诸先生都到了昆明。于是研究会又恢复活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夏鼐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说:史学研究会在七七事变后就“寿终正寝”了。此说不确,想系夏先生当时不在昆明,因而致误。,举行年会,并接纳新会员。1939年的年会就在辰伯师的寓所举行,我和缪鸾和、王崇武等四人同由辰伯师介绍入会,参加了这次年会。研究会还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编了一个纯学术性刊物,叫做《史学》,由孙毓棠先生主编。辰伯师以“燕肃”笔名,为这个刊物撰写了一些稿子。1938年9月,日机开始空袭昆明。第二年春节后,空袭越来越频仍。市区多次遭轰炸,伤亡惨重。白果巷位于市区中心。袁震同志卧病,太夫人步履维艰,根本无法“跑警报”。每次空袭,辰伯师都只好陪着两位女眷闭门静坐,置生死于度外。雨季过后,空袭更厉害了,市民们纷纷疏散乡下。但疏散谈何容易,哪个村子可以租到房屋呢。几经友好襄助,辰伯师终于在昆明东北郊落索坡找到一所房子。那是一座墓地祠堂,孤悬在半山上,到最近的村落也有一段路,鸡犬之声不闻。进城,只能徒步,得走二十多华里。这里虽然风景绝佳,但生活上不方便,治安也堪虞。幸好,梁方仲、汤象龙、谢文通三先生也因无处疏散,和辰伯师一同迁往。四家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才算勉强凑合。辰伯师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940年秋,因赴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执教才离去。
  这段时期,辰伯师的经济状况严重地恶化了。他在清华上学时是一个穷学生,全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有了薪给,但又要供弟妹上学,仍然很拮据。到昆明的头一年,恐怕是他解放前的半生中景况最好的时候了。一方面,云大按国立大学标准致以教授薪给,为数不甚薄;同时昆明僻处边陬,物价很贱,所以他较为宽裕,买了不少的书。可是至多一年吧,通货的膨胀,物价的上升,使他的薪给实际折损了一半。而开支呢,单说家属来昆的旅途耗费、家具购置、日常开销、医药支付……就为数不小了。而他还乐于急人之难,每遇朋友、学生向他作将伯之呼,他无不慷慨相助。就我所知举一事。他的妹妹浦月,1938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将来昆升学。有一位女同学生计艰难,无处可去。浦月同情她,想约她相偕来昆,辰伯师得知就提供旅费。来后,又让她和浦月一起生活学习,供应和浦月无殊,一直到她能自给为止。这事情,辰伯师和浦月都未向我谈过,是这位女同学向别人谈,别人又向我转述的。当时,西南联大不少同学,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十分困窘。辰伯师,大概由于自己的经历吧,对他们深抱同情,常常对所识者给予接济。这样,尽管物价加速地上涨,开支却无法节撙。到迁往落索坡之际,他已经每况愈下,不得不忍痛卖藏书了。有两个书贾,常出入于他之门。不过,以前是去售书的,现在则是去购书了。 。 想看书来

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4)
迁到落索坡后不久,可卖的书已经卖尽,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弟妹们都在城里上学,常住乡间的唯辰伯师和老母病妻三人。初去时还雇请了一位村里的妇女帮忙。一两月后,因无力支付工资,只好辞退。于是老母的服侍,病妻的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的运水担柴、买菜烹饪、洗涤洒扫……都由辰伯师一人独任之。除星期日弟妹归省,可以小休外,别的日子,他总是从早忙到晚。但是,他仍焚膏继晷,夜间在如豆的菜油灯下,继续修润抄缮《由僧钵到皇权》和其他著述工作。我十天半月去看望他一次。每去,他总把新写成的稿子给我读。虽然过的是人不堪其苦的生活,可是他依然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容。1940年,我将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论文导师张萌麟先生指示我到中研院史语所去看书。史语所在龙头村,距落索坡几华里。所中没有寄宿之处,辰伯师就让我住在他的书斋里,住了整个寒假。他自己移到卧室里去工作。我每天早出晚归,归来,他常和我挑灯而谈,有时甚至谈到深夜。一晚,我提出一部书的时代问题和自己对这问题的想法向他质疑。他说:“你没有看《四库提要》吧?那里已经谈到了。”我说:“没有。因为当时懒于为此跑一趟图书馆,后来又忘了。”他说:“这书,你应当有一部。这是进入史籍宝库的津梁门径,案头必备。我早就向你谈过它的重要性,你忘了吗?”第二天,他进城到云大授课。傍晚归来,一肩挎着一个帆布袋,全是书。他取出一包,递给我,说:“这是买送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而且已经题了赐赠的字。顿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一来我并非无力购置这书,可是一直没有买,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认真领受;其次,让他从城里背着这书,徒步走二十多华里,多不应该!又其次,他手边那么拮据,还为此破费,能受之无愧吗?这件事,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觉得无限的感激和不安。
  这年暑期,清华要辰伯师回去,于是他辞了云大之聘到西南联大去任教,开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行将开学,学校决定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新生到那里去报到上课。这么一来,他就得到叙永去。因此,中秋过后,一方面,遵母命由弟弟春曦将母亲送回家乡,同时辰伯师和袁震同志候车首途入川。启程前夕,我去看他,他指着一堆书向我说:“这些书不带走了。你要的留下,不要的就随便处置吧。”后来我拣了几种,把其余的分送给同门。在我留存的几种中,有一部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我带回,在扉页上写了“辰伯师赠”四个字。哪知因此,时过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这部古书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黑线联系的罪证、物证。”真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辰伯师在叙永教了一年,学校变计,撤销分校,师生全部来昆。那时,我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住在龙头村。辰伯师返昆前给我来信,要我先期在附近替他租下房子,我当即在浪口村租了三间。可是他到昆后,因袁震同志需要在城中就医,结果竟未能去住。后不久,我因张荫麟先生之召,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又和他分袂了。到此为止,可以说,是我从他受业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辰伯师而言,不过是他对后学教诲奖掖的若干事例之一;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际遇,是我确立为学从业的决定性关键时期。在亲炙他以前,面对史学烟海,我“望断天涯路”,一片茫茫。史学的领域那么广阔,何去何从,自己连方向也不能辨。至于学习过程完结后,究竟干什么,更无从想起。是他,把我引上治史的道路,耳提面命,带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他因材施教,教我练基本功,教我从张荫麟先生学宋史,教我争取考研究生,教我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尤其是他的为人,那不言之教,使我粗知怎样打发自己的一生。我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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