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什么时候走？”
黄云说：“任务紧迫，分秒必争，越快越好。”
随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此行的细节。黄云、周彬两位大姐一再叮嘱：“要谨慎小心。”
我即刻赶回燕京大学，做些出发的准备。
正当此时，12月8日清晨，风云突变，寂静的校园响起日本侵略军的摩托车声，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杀气腾腾冲进来，把全校师生集中在贝公楼礼堂，宣布封闭燕京大学，全校###。
铁蹄践踏了自由的学府，美丽的校园一片肃杀，师生们把极大的愤怒埋藏在心头。从贝公楼礼堂疏散出来，我一路想，育英支部的几名同学刚考入燕京大学不久，不会###，但随着形势的恶化，必须提高警惕。我抓空隙，分别同宋汝棼、饶毓菩、戚天庆等取得联系，叮嘱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随时保持联系。当晚及稍后时间，日本兵开始抓人。被抓走的有学生，也有教授，有中国教师，也有外籍教师，气氛非常紧张。校长司徒雷登也被日本兵抓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鬼子兵的监视下，驱赶全校师生立即离校。师生离校时还要遭受搜身检查，谁要稍加反抗就会招致殴打。我和同学扛着行李走到西校门时，看到女同学安笑岚正吃力地扛着行李走，我们几个同学走过去，用自行车帮助她驮行李。分手时，大家心情愤慨，又感到茫然。回头望去，昔日生机勃勃的校园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四、探查秘密交通线
告别燕京大学校园，我把行李存放在北平城里花枝胡同饶毓菩家，交代要回趟家，就匆匆上路了。
那天，我穿着黑布鞋蓝大褂，肩挎一个白布小包袱，带着随身用品，一副买卖人的打扮。到前门长途汽车站上车，经广安门、卢沟桥、良乡县城。每到一处都要接受敌伪检查站的搜身检查。中午抵达长途汽车的终点站—房山县长沟镇，这里是敌人的据点，设有敌伪军的炮楼，满街有敌伪军人窜来窜去。我下车后，在沿街的一个小饭馆吃了中午饭，便徒步向惠南庄走去。边走边打听，当日黄昏走进惠南庄。按事先的约定，找到村中的高台阶黑漆大门，认准这是秘密交通站，伸手扣响门环，两声轻一声重，如此三番，门内没有动静。我正纳闷，忽听身后有人低声问：“你找谁？”只见身后闪出一个壮实干练的青年人，两眼炯炯有神地打量着我。我想起刚进村时影影绰绰有个人远远跟着自己，看来就是眼前这个青年人。
“我找周大爷。”
“他不在。”
“周大哥也行。”
“有什么事？”
“想买蜂蜜”。
上述对话都是早已约定好的。青年人再叩门环时，门开了。一进门，青年人就握住我的手，“我是周景岩，家父知道你要来”。
周景岩是晋察冀社会部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交通员，他的父亲周硕臣是一位教师，抗日开明人士，父子二人都担负着秘密交通工作。周家父子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同志。住下后，周硕臣老先生介绍说，这里是敌我交界拉锯村，两面政权，白天敌人来了应付敌人，夜晚敌人走了给自己工作。不知什么时候敌人就闯进来查户口，你的名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我想，日伪报纸天天宣传“大日本帝国”“圣战战果辉煌”。什么大日本，你们是小日本，我们中国才是大中国。小日本可以猖獗一时，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大中国一定能取得胜利。于是脱口而出：“我就叫大中，张大中。”
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大中的由来。
我和周家父子商定，由周景岩去天津向周彬、黄云汇报，并接周彬、黄云等同志来平西。周硕臣先生带我去平西根据地。
在惠南庄住了几天，了解了附近敌伪军队活动的情况，夜幕降临后，周硕臣带我启程。
别看周老先生四十开外，走起村路来还是比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强得多。他始终步履轻捷，气息匀称，时不时还提醒我“小心”“探着点儿”。走着走着，他看我气息急促，渗出汗星，一把夺过我的包袱替我挎着。趁着月明星稀，绕过敌伪据点张坊，爬过一丈多深的封锁沟。后半夜，终于抵达山坡上的一个小山村，周硕臣伸手一指，“到了。”这里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哨片上村。我举目细看，斜坡上，月光下，飒爽伫立着八路军的岗哨。
“干什么的？”岗哨问。
“走亲戚的。”周硕臣答。
周硕臣经常走这条路线，与很多八路军干部战士相识。他们说了几句什么话，哨兵就把我们引进了哨所。
当周硕臣向哨兵介绍“这是那边过来的同志”时，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欢迎你，同志！”
我感到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眼前是自己的同志，脚下是自己的土地，头上是自由的天空，看不到令人憎恨的膏药旗，看不到端着刺刀、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听不到从电影院、日本料理传出来的怪里怪气的靡靡之音，在这一刻我恢复了中国人的自尊。没有经过沦陷屈辱的人，是体会不到此时此刻的幸福与激动。说话间，我发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
在这个与敌伪军对峙的前哨里，我们喝了几缸子热水，稍事休息，即沿着拒马河谷上行，经六渡村到达十渡村（即今山势险峻的十渡旅游风景区）附近的西庄。周硕臣介绍，这里是房（山）涞（水）涿（县）县委驻地。他把我交给县委，就返回惠南庄。
送走周硕臣，我心潮久久不能平息，不停地寻思，像周硕臣这样的老先生，家财殷实，又有文化，本可以衣食无忧地过自己的日子；是什么让他不仅支持儿子参加革命，而且自己还甘冒危险，没有任何报酬地劳碌奔波？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一颗爱国心。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周硕臣先生这样普通百姓的支持，才使我们的抗日战争立于不败之地。以后，我听说周硕臣出席晋察冀边区参议大会，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全国解放后，周老先生曾任房山县（现为房山区）副县长，儿子周景岩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中周硕臣老先生被批斗遭受###，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房山县老同志的支持下，房山县政府为周老先生恢复名誉，撰文表彰他抗日革命业绩，给他在惠南庄外修建了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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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迎来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
在西庄等了几天，一天上午，房涞涿县委书记赵然来看我，他带着一脸的喜气，说：“瞧瞧，谁来了？”随他进院的还有周彬、黄云、燕京大学党支部的赵凤章、马毓臻、俞健和张淑婉，原育英中学党支部的王湘、李宁和潘超。他们都是沿着我探查过的秘密交通线来到平西的。见到周彬、黄云和其他同志安全到达，我长长舒了口气，心中暗叹：“谢天谢地，我这趟任务算是完成了！”
在敌人占领下的北平，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秘密接头，低声细语，很少有机会无拘无束地交谈。这回在自己家里相见，可以尽情交谈，敞怀大笑。有一天周彬对我说：“你这个人很踏实，做了工作一点也不张扬。”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按照组织的指示做工作，有什么可以张扬的呢？对周彬表扬我的话，我还不甚了解。在以后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周彬（原名张淑贞，党内化名张培华，到平西后才改名周彬）、黄云（原名魏承）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周彬1937年春参加共产党，任天津女师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民先”小队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建天津“民先”地方队部，周彬任地方队部书记，直接领导人是天津市委书记许志庸（原名姚克广，去抗日根据地后改名姚依林，全国解放后先后任商业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1938年初，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组织部长吴德，宣传部长许志庸）决定成立平、津、唐点线委员会，领导北平、天津、唐山和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地下党的工作。1938年8月冀东武装起义后，河北省委从天津转移到抗日根据地，改为冀热察区党委，继续领导点线委员会。1939年，任命周彬为点线委员会委员兼北平城委书记。1941年，点线委员会书记被日本特务逮捕，通过这条线索，特务侦察到周彬在北平的住址。日本特务历来精于“放长线，钓大鱼，一网打尽”。在特务准备动手而尚未动手之际，9月初，周彬听到点线委员会书记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离开北平的家，转移到天津，然后经过惠南庄秘密交通站，回到平西根据地。听了这些，我才恍然大悟，这次迎接来的周彬原来是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是关系到北平地下党组织安全的大事啊！
在西庄，房涞涿县委书记赵然向我们介绍了对敌斗争形势，负责组织工作的王裕中（全国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农村部办公室主任）介绍了军民团结战斗的事迹，大家盘腿坐在炕上足足地吃了一顿花生、红枣、烙饼摊鸡蛋，这在艰苦抗战的日子里是难得的盛宴了。负责宣传工作的戈枫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分配来的，饭后他教大家唱《八路军军歌》《延安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无拘无束地高唱抗战歌曲。我和大家一样，唱得自豪而忘情，充分体验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几天后，我们一行10人抵达涞水县西部山区的赵家庄###北方分局社会部平西情报联络站。这里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腹地，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冀热察区党委、平西地委、平西专署等领导机关就在这一带的山区里。###北方分局社会部钟子云（王友）兼任平西情报联络站站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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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返回北平
钟子云曾于1935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