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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
天明之前，陈毓明在马扎上坐着迷瞪着了。迷瞪了不知多长时间，一个病号把他叫醒了，说是解手。他把便盆拿到铺前放下，病号就从铺上挪过来蹲在便盆上边。几分钟后病号又回铺上躺下，他端起便盆往外走，并且捎带着提上一只尿桶。这间房子是里外间，外间没有窗户，只有门板缝里透进来几束光线，无法判断几点钟了。再说，挂在墙上的风灯还散发着淡淡的黄晕。但是一拉开房门，他立即就知道快到九点钟了，因为太阳已经从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升起一房高了。
门口横着两具尸体，那是夜里他和艾学荣抬出来扔下的。他绕开尸体往前走了十几步，把粪便泼了，接着又倒尿桶。倒完尿桶直起腰来，他面朝东方的天空站了几分钟。他很是惊奇，来明水农场已近两月，似乎没看见过明水农场冬天的太阳竟然有这么亮。它虽然没有多少热量，照在身上凉飕飕的，但它把河西走廊的天空照得亮堂堂的。祁连山呀，戈壁滩呀，白草萋萋的荒滩呀，全都笼罩在无边无垠惊心动魄的玫瑰色霞光里。
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还朝着北方的河坝和山水沟看了几眼，山水沟像是大地的裂隙，弯曲着延伸到河坝的沙枣林。沙枣林、沙枣林北边的鸣沙窝和更远处的地平线上晨雾弥漫，晨雾也被霞光染红了，像是他的眼前挂了一块遮天蔽地的玫瑰色纱帘，朦朦胧胧绚丽至极。
他一推开房门，阳光又扑在地铺上，把门口睡的人和他们肮脏的被褥都照亮了。他咳嗽了一声，清一清嗓子喊，起床了，起床了，太阳升起来啦！
有几个人坐起来了，但大部分还不动弹。于是他没有关门。故意叫阳光把房子照亮，接着喊，喂，你们还不起呀，太阳都一房高了。这么好的太阳，你们看呀！
又有几个人坐起来穿衣裳了，他们都往门口看。有的人说：
还真是的，今天的太阳格外亮。
该起了该起了，太阳钻进被窝来了。
但有个声音却说，你把门快关上吧。你把凉风放进来了，要冻死我们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那不是我们的太阳。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话的是睡在房子中间的张继信，永登县某中学的校长，一个病得走不了路的人。陈毓明说他，怎么不是我们的太阳？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它照在别人身上也照在我们的身上。
张继信又说，你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照别人也照我们，可是它照在我们身上的日子不长了。
又一个人附和说，张老师说得对，那不是我们的太阳，我们要睡觉了。
陈毓明听出来了，张继信和那个人的话是别有意味的，但这时两个炊事员提着饭桶送饭来了，他便改变了话题：快把你们的饭碗准备好吧，不管谁的太阳不谁的太阳，吃饭要紧。
病号们明显地加快了穿衣裳的动作，从铺上爬起，用他们脏污的手拿起枕头旁放着的饭盆围住了炊事员。里屋的病号们也走出来了。一阵忙乱之后，各自端着饭盆回到铺上去。那些走不成路和卧床不起的病号也都把饭盆摆在枕头边上了。陈毓明拿过他们的饭盆打饭，再一个一个递到他们手里，或者放在他们的枕头上。他们有的坐在被窝里喝糊糊，有的在被窝里趴着吃。病房里响起一片稀溜稀溜的喝汤声。
有些病号几口就把面糊糊喝完了，有些却挪到门口的炉子旁边，把饭盆放在火上温着，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还有人把饭盆再添些水，把捡来的烂菜叶子、干树叶子或者草籽加进去，煮成满满的一盆喝下去，把肚子喝得胀胀的。
早在五九年的春天，所有的人都用儿童洗脸盆当饭碗了。炊事员们从饭缸里用一个马勺打饭，马勺从饭缸到饭碗的运行过程中往外溢出来一些汤水，右派们很心痛，就都把饭碗换成了洗脸盆，以减少损失。
喝完了豌豆面的糊糊，有些人把盆举得高高的伸出舌头把沾在壁上的糊糊舔净；有的人倒上开水涮呀涮呀，然后喝下去。粮食是宝贵的，一点儿也不能浪费。
喝下半盆烫嘴的豆面糊糊，人们的身体都发热了，有的人脸上还渗出汗来，这时就都躺倒睡了。有的人瞪着眼睛看房顶的椽子、被烟熏黑了的芨芨草席。有的人发出轻轻的鼾声。
陈毓明喝完了糊糊就开始清理昨天夜里死去的两个病号的遗物，逐一登记，然后送到管教股去。回来后他看见病号们都睡着了，就也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打盹。
陈毓明是一号病房的护理员。
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们奉命迁徙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后就陷入绝境，没粮食吃，没房子住，没有煤烧，寒冬又急遽降临。到了11月中旬，人员的死亡就进入不可遏止的状况。农场领导慌了手脚：尽管他们多次向地委汇报情况严峻、请求援助的行动遭到严厉的训斥——地委书记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们的尻子松了吗！——但他们知道，人死光了也不好向上级交待。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把两条山水沟里的地窝子腾七八间出来，辟为临时病房，把饿倒冻倒和病倒的二百多名右派收容进来，加强护理，竭力减少死亡。
一号病房是明水农场最好的病房。它有两间房子，一间是明水乡农民种撞田［1］临时居住的干打垒平房，有里外屋，里屋有个窗户，外屋是门，门窗都朝南。这间房子正好建在山水沟初始的台地上，后墙靠近山水沟；在他的背后倚着山水沟的沟坎有间地窝子，是一号病房的另一间病室——北房。高台县冬季的西北风很大，为了避免风从山水沟直接灌进地窝子，北房的门朝着东方。南房和北房各住十八九名病号，共计三十八个人。
病房和作为宿舍的窑洞相比真是幸福多了。病房里有炉子，有煤烧，还派了健壮的右派做护理员，伺候病号吃饭喝水和解手，遇到病号生命垂危的情况，护理员马上就叫医生来抢救。一言以蔽之，护理是无微不至的，不叫病号做任何费力费神的事。
病房辟建之初，基建大队的严队长指定陈毓明做南房的护理员，指定一名兰州医学院的名叫艾学荣的学生做北房的护理员，可是场长刘振宇检查的时候说他：你叫个娃娃看一间病房能行吗？毛手毛脚的，他连自己都管不住。严队长回答，那怎么办，就他身体还好一些，能跑能走，其他人连路都走不动了。刘振宇沉思一下说，那就这样办吧，一号病房和二号病房合起来叫一号病房，叫老陈当护理员，那娃娃给老陈当个助手。当时陈毓明就在旁边站着，刘振宇把脸转向他问，老陈，你看这样行不行？
陈毓明从心里就不同意这样，他知道，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爱跑爱串，靠不住，但他却没法拒绝刘振宇的提议，因为刘振宇一直很照顾他，全农场的劳教分子只有他和夏普、官锦文享受这样高的待遇：老陈，老夏，老官。夏普和他来自同一个单位，是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工程师；官锦文是西北军区的干部，老红军，延安时期就是彭德怀司令部的警卫团参谋长。他勉强地答应了一声：嗯。刘振宇看出他的勉强来了，但却说，好，那就这样定下。老陈，你和那娃娃两个人把两间房子的病号伺候好。你就多辛苦些，多操些心，没办法，现在是困难时期。
陈毓明根本就没法睡着，他刚刚迷迷糊糊闭上眼睛，有人就喊了：陈队长，我要喝点水。他就拿了水壶给那位病号倒水。倒完开水刚坐下，又有人说解手，他就又去拿便盆，然后又往外倒粪便。撒尿的人，用不着他伺候的：顺着走道放了两三个尿桶，病号们把尿尿在罐头盒或者茶缸子里，然后伸长胳膊倒进尿桶里。一天倒几次尿桶。
他还不断地捅炉子，添煤，还去伙房提了一趟开水。
大约是三四点钟的时候，有人又叫他了：陈队长，陈队长，你醒着没有？
他抬起头来问。是张老师吗？你是要解手吗？
张继信说，我不解手，我刚尿泡尿。我是看你那么坐着睡不好觉，——你晚上睡不成觉，白天就那么坐着——不把你熬坏了吗？你把你的行李拿过来铺到这里，踏踏实实地睡一觉，晚上也好熬夜嘛。
陈毓明回答，不行呀，一会儿就又送病号来了。掩埋组的马车也快拉人来了。我还得出去。
张继信说，他们拉他的人去，你出去干什么？
陈毓明说，每个人的身上要挂个纸牌牌，写上名字，登记个号码。
张继信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你管那做啥？你睡你的呗。你不是把名字报上去了吗？
陈毓明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可他们知道哪个人叫啥名字呀，得叫我指认清楚。
张继信说，你睡吧，他们来了我给他们说。
陈毓明说，你又走不动。
张继信说，我走不动还说不动吗？昨晚上不就抬出去了两个人吗，一个长一个矮，一个是分头，一个是光头……
陈毓明说，不用了，你快睡吧，我还是等一会儿，就要送病号来了。空出来的位置能叫空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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