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澳彩惟一开盘的甲A比赛。初盘为客队申花让一球，贴水，这意味着申花净胜两球才可赢盘，显然这个盘口偏大，和双方的实力并不相符。申花俱乐部一人士听到澳彩对本场比赛开盘后惊讶地表示：“真的吗？澳门又开盘了？”不过在听到盘口后，他又长舒一口气：“还好不是开申花输，不过这个盘口很奇怪，够他们琢磨一番的。”申花队客场作战，但是事关冠军归属，必将全力以赴，看好申花赢球无可厚非，澳彩如此开盘，并非没有道理。而一旦深圳队死拼申花，结果就很难说了。因此，彩民们对深圳队的态度将直接左右资金流向。盘口开出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贴水有上下浮动。在本赛季澳彩为申花开盘的比赛中，申花赢多负少，而且大多数都是赢球赢盘，这样的盘口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好兆头。
五、回不了头的中国足球
这是“关联关系”的发端，而且这时，尤可为和王珀都在积蓄力量。
对于假球黑哨*，我们本有无数次机会。
1978年，中国体育在亚运会上让球；1994年，中国足球举国反击受贿；1995年，在经济改革中的城市大发展缔造了高尚的“保卫成都”——这三个递进其实都跟盘口没有关系，它是人情，是政治，但它们从价值观上摧毁了中国足球界最后一丝防线。
1998年夜审陈亦明和1999年的渝沈悬案，中国足球开始涉及到巨大的金额，但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当震惊世界的“11比2”，龚建平案和中国国
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一起发生时，很少有人会以为这隐喻着什么，大家都在光荣中忘记了耻辱。当那个案件被政客袁伟民不作为后，中国的假球势必朝着肆无忌惮的方向发展，因为，即使袁伟民和中国足协现在想抓，也无能为力了，这些俱乐部的后面，是政府直接的支撑，无论体育局还是足协，根本无法动摇地方政府的权威。
这就是末代甲A1200万的来历，来自赌博公司的危险其实还不如来自地下庄家更大，因为这时的尤可为、王珀正在行动，他们名气虽不大，但一直在操纵着各个俱乐部的各类比赛，他们熟知中国官场和球场的潜规则。
故事讲到这里时，我们并没有过多地叙述王珀、尤可为的行踪，可是他们正在为下一轮操盘做着最充分的准备。当国企、私企、政府正在以城市或企业的名义公然制造着各类假球时，他们更深地发现了盘口的威力。在赌博公司和政府之间小心翼翼打着擦边球，但能量，马上就要迸发了。事实上，此时王珀在陕西国力翻江倒海，已经创造了软禁、“5比1”、伪造证据等一系列事件。
大家所熟知的“权力寻租”，反映到足球场上时，就会因其裹胁着各行各业，因其项目本身以无与伦比的影视效果冲击着社会每一个层面。这时，球员Q被绑，扔到湖里去了；球员L，本来将被俱乐部追杀，但其大哥正以强悍的姿态崛起成为青岛大庄家，无人敢碰；球员W，这名昔日的老大，对另一个老大Q哀叹，别玩了，老鲨鱼也得沉底了。
中国足球此时，已没有机会了，它回不了头了。
就在这一年，大家很爱说一句《无间道》中的台词：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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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深圳“白条冠军”（1）
“钱是真没有，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假球，从庄家那里把钱挣回来。”这是现在已经关押在沈阳的王珀，在2004年前后的很多个早晨，对着电话说的话。电话另一端，是在国力队摸爬滚打了两个赛季，却只拿到一张120万白条的江洪。
一、“以赌养薪”的灰色产业链
“接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考察支出225元”“接待老挝国家主席1530元”……云南省宜良县大营村的这两张1998年开具的白条让人哑然失笑。大营村村民、生产队时期的老会计施崇明满脸苦笑地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肯定没来过我们村，老挝国家主席是来过的，但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而且来了就走，没花我们一分钱。”施崇明手里攥着厚厚一沓白条，这些白条在大营村里横行了15年，直到2007年12月开具这些白条的村小组长王光明被抓，这笔糊涂账才最终暴露在阳光下。
这就是史上最牛的白条故事，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牵扯其中让这里的白条有了色彩，多了不少喜感。无独有偶，中国足球也曾用白条演绎过同样的黑色幽默，其中，最滑稽的是，2009年12月，国务院足球工作调研小组的一份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欠薪成为足坛假赌现象泛滥的主要诱因。最不可思议的是，2004年赛季，深圳健力宝队员腰里别着8个月来老板张海打给他们的上百张白条，拿下了中超元年的冠军。
国务院的公务员们，只差一步就说出了“中国足球需要高薪养廉”这样的蠢话。一切政治都是建筑在绝大多数人冷漠的基础上，但在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中，却有着近乎悲悯的描述。“大部分国内球员的收入和外界传闻的严重不符，这一反差让我们感到吃惊，球员们不仅收入不高，而且被欠薪严重。”调查报告里这段陈述中，反差这个词被打上了着重符号。之前对职业球员这个阶层完全陌生并非好感的公务员们，在一番貌似翔实的调查过后，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于是他们带着不逊于《*》作者陈桂棣和春桃一样的成就感，把“打白条”列成罪恶之源，继而得出了这个最荒唐的逻辑。
把“打白条”和欠薪当成中国足球“假赌黑”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个结论实在够短够粗！按照这个逻辑，揣着白条的农民工上街杀人，就应该得到法律的赦免。应该说，私欲的恶性泛滥，管理体制的混沌，注定了混乱时期的中国足球必然与*结盟，而绵延数年的普遍欠薪，以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加剧了黑暗的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深谙规则心术不正者，则乘虚而入，操纵俱乐部，将俱乐部作为自己*的资本，并从*利，当做了一种生财手段。还有一些俱乐部经营者，在无力支付球员薪金的情况下，私下向球员表示，他们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靠“打假球”来弥补自己工资方面的损失，俱乐部不会追究他们的不法行为。
同时，一条“以赌养薪”的灰色产业链也悄悄形成。一些俱乐部一方面拖欠球员们应得的工资；另一方面又在“哭穷”的同时，怂恿球员们通过打假球或者*等不道德的违法行为牟利，最终导致假球和*的现象在国内足球联赛中泛滥。
二、假球，唯一的出路
“钱是真没有，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假球，从庄家那里把钱挣回来。”这是现在已经关押在沈阳的王珀，在2004年前后的很多个早晨，对着电话说的话。电话另一端，是在国力队摸爬滚打了两个赛季，却只拿到了一张120万白条的江洪。 。 想看书来
2004年深圳“白条冠军”（2）
得知王珀被抓后，在自己位于西安城里老城墙下的“胡同酒吧”里，江洪挤过酒吧一层缭绕的烟雾、昏暗的灯光、狭小的过道，拾级而上，推开二楼楼梯口的小门，来到豁然开朗的露天大阳台，那是他的领地。11月的西安，户外寒气逼人，但他总愿意独自站在围栏前，望着前方马路上的车流，冥想。
他总会回想起刚刚退役的那一两年，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那一刻他的慌张，在当打之前贪玩的他，没有存蓄，除掉那张白条，他只能两手攥空拳。所以，他总会忍不住，给老板李志民、俱乐部老总王珀打电话，追讨欠薪。靠造电池起家的李志民已经被足球折腾得皮干毛尽，起初还能跟他应付两句，后来干脆“不在服务区”了，而王珀永远只有那一句话、一条路让他选。
如果想走这条路，他不会在陕西国力俱乐部要迁移去宁波之前，完全被蒙在鼓里，俱乐部人去楼空，只有他一个人惊恐中发愣；他不会被遗弃在西安，迫不得已只能跟着卡洛斯一起登上安馨园这艘救生艇；他更不会在那年国力客场战武汉的前一天，在夜总会里，喝下了王珀偷偷在他酒里扔下的摇头丸……
武汉“红色恋人”夜总会在江洪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他对那里最后的印象是，王珀坐在大包房长长的黑色漆皮沙发上，对着他诡异地笑。“老大，你也来点吧”，王珀掏出那包东西时突然欺身上前劝他的样子，跟在某场比赛前拉扯着他，要求他在场上如此这般时，完全一样，而他的拒绝也一样。那次，从卫生间回来后在王珀“再干一杯”的吆喝声中，他无法坚持，突然眩晕。
后来在博客上承认吸毒的江洪，只是自我忏悔。臂上纹着耶稣像，手指上戴着6年前在巴西基督山买回的“Jesus”戒指的他，经过几年挣扎了却债务，戒掉毒瘾，内心已然沉静。只有一个话题能让他愤怒，那就是围绕那张白条发生的另一段情节，让他出离愤怒。
当年在追债未果后，江洪心力交瘁短暂回家，他年过七旬的父母亲，看到那张白条，认定是儿子没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二老决定亲自出马，并很快赶到了西安，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到国力俱乐部里，从法律到人情地说理。江洪的母亲赵桂英，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全国公安女子篮球队的队长，父亲江永林在1956年是上海青年队的正选门将，二老身体都还好，天天到俱乐部报到。但最终花光了几个月的生活费，还是两手空空回来见儿子。
在西安折磨了一个月的两位老人，脸上的憔悴和沮丧，江洪说他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个瞬间，小时候在只有14平方米的家里地上铺着被褥，由父亲带着在上面反复练习扑救动作的情景，反复在他脑海中浮现，江洪血往上涌，对王珀的恨意骤然升级。
三、3000万元的白条
2004年11月24日，深圳队夺冠。当晚郑智与朋友在火锅店里涮着毛肚，汗水和着泪水，郑智问朋友：“世界上有没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