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着无数白色的又高又大的那稣受难像；在那儿，有魁悟赤裸的基督，一个个全用象牙雕成，安放在乌木架子上；那些像，不仅是血腥的，而且是血肉模糊的，既恶心，又富丽，时间露出白骨，骸骨翻着外皮，伤口有血肉，戴一顶银白荆棘冠，用金钉钉上十字架，额问有一串串以红宝石雕琢的血珠，眼中有金刚钻凝成的泪珠，金刚钻的红宝石看上去象是润泽的，一些女人戴着面纱，腰身被毡毛内衣的铁针制成的鞭子扎得伤痕体，乳房被柳条网紧紧困住，膝盖因祷告而皮开肉绽血流如注，爬在雕像下的幽暗中哭泣，那些凡妇以神妻自居，那些幽灵以天女自居。那些女人在想些什么？没有。有所欲求吗？没有。有所爱恋吗？没有。可是活着的吗？不是。她们的神经早成骨头，她们的胄头早成瓦砾。夜神织成了她们的面纱。而她们面纱下的呼吸恰如死人那种无以名扰的悲惨气息，修道院的女院长，一个恶魔，在圣化她们，恐骇她们，神圣的主在她们之上，冷冰冰的。那正是西班牙古老修道院的样子。残酷的苦行地，处女们的地狱，绝不讲理的地方。
和罗马相比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西班牙修道院是天主教修道院的典型。它具有东方趣味。大主教，天国的宦官头头，他紧密封锁，时时注视着为上帝留下的后宫。修女是嫔妃，神甫是太监，满含幽怨的信女们常在睡梦中被遴选，并受到基督的宠幸。夜间，那赤身裸体的美少年从十字架上下来，这时静室里就会神迷心醉。沉沉高墙使那个把十字架上人当作苏丹的苏丹妃子幽闭起来，不准她得到一丁点人生的快乐。往墙外看一下就是不守教规，“地下室”替代革囊。东方扔进海里去的，西方抛在坑里。东西方的妇女都同样扼腕长叹，这面是波涛，那面是黄土，这里水淹，那边土埋，同出一辙，惨不忍睹。
崇古的人们到今天，在无法否认那些事的情形下，便决定一笑了之了，并且还流行一种神奇简便的方法，用来消解历史的警示，抵毁哲学的批判，掩饰所有恼人的事实和模棱两可的问题。灵巧的人说，“这是提供花言巧语的好材料。”笨蛋却说：“这是花言巧语。”这样卢梭成了花言巧语的人，伏尔泰在卡拉斯、拉巴尔①和西尔旺②的问题上也成了一个花言巧语的人。不知是谁，最近还有所发明，说塔西伦是个花言巧语的人，而尼禄③却是被中伤，并且无用置疑，我们应该同情“那位可悲的奥勒非④。”
事实并非如此轻易被击退的，它不会动遥笔者曾去过离布鲁塞尔八法里的维莱修道院，那是放在大家面前中世纪的缩影，我曾亲眼看过乡野中的那个古修道院遗址上的土牢洞，又在迪尔河边，亲眼看过四个一半在地下一 半在水下的石砌地牢。那就是所说的“地下室”。每个那样的地牢都还残留下一扇钦门、一个粪坑和一个装有铁条的通风洞，那洞，在墙外高过河面两尺，在墙内离地下有六尺。四尺深的河水从墙外边流过。地面终年潮湿。住在“地下室”里的人只能以湿土为床。在那些地牢中，有一个还留下一段固定在石壁间的一段颈镣；在另外一个地牢中，能够看见一种用四块花岗石砌成的四方盒子，长还不够躺下一个人，高也不够站直一个人。当年竟有人把一个活人拘束在那里，上面再压上一块石板。那确是踏实得很啊，大家全看见了，大家全摸到了，那些“地下室”，那些地牢，那些铁门，那些颈镣，那些开得很高、却有河水顺着洞口流过的通风洞，那种花岗石盖子的石板盖，象不埋死人只埋活人的墓穴，那种污泥地面，那种粪坑，那种湿透的墙壁，这些东西难道也能花言巧语！
①拉巴尔（Labarre）。十八世纪法国的世家子弟，因折断了一个耶稣受难像被判处斩首，又被焚尸，伏尔泰曾替他申诉，但无效。
②西尔旺（Sirven）；十八世纪法国新教徒，因不准其女儿信天主教，并迫害她，被判处死刑。伙尔泰代为申诉，死后五年，改判无罪。
③尼禄（Nercn），一世纪罗马帝国暴君。
④奥勒非（Holopherne）．公元前六世纪新巴比伦王国的大将，在进犯犹太人对被一个犹太美女所诱杀。
三在何种情况下我们能尊重过去
对文化来说，象存在于西班牙和西藏那样的僧侣制一样，那是一种痨玻它干净利落地扼杀了生命，简而言之，它减少了人口。进修道院，等于当太监，在欧洲那成了灾难。除此之外，还碍加上常常附在信念上的暴虐手法，言不由衷的心愿，以修道院为主干的封建势力，使人口大多家庭的子女出家的宗子制，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野蛮作风——“地下室”，紧闭的嘴，密锁的大脑，许多终身在地牢里受煎熬的智慧，服装的变化，灵魂的活埋。除了民族的堕落之外，还要加上个人所受的磨难，在僧衣和面纱——人类发明的两件装殓死人的服饰面前，无论你是谁，你都会不寒而栗。
但是，在有些角落和有些地方，出家修道之风居然无视哲学，无视进步，继续流行在十九世纪青天白日之下，更怪诞的是苦修风气目前竟有一浪逐一 浪的趋势，使文明世界为之震撼。一些本已作古的团体还想永存下去，那种顽固的想法，尤如要人把哈喇了的头油朝头发上抹的那种偏执，把腥臭的鱼吃进的肚子的那种狂想，要大人穿小孩衣服的那种蠢动，也象回到家的死尸要与活人相拥的那种慈爱。
衣服：“你这忘恩负义之人！我在风雨中袒护过你。现在你为什么就扔下我了呢？”鱼说：“我出自大海。”头油说：“我是从玫瑰花炼出来的。”僵尸说：“我曾爱过你们。”修道院说：“我教育过你们。”
对这一切，我们唯有一个回答：那是过去的事。
无限期地存在下去的是梦想死亡的东西，并采取以香料防止尸体腐朽的办法来管理人们，修订腐朽的教条，在法宝箱上再次涂上金漆，把修道院修缮一新，重新净化圣器匣，补写迷信上的漏洞，鼓吹信教狂蛮劲，替圣水瓶的马刀重新上柄，重新建立僧侣制度和军事制度，相信社会的幸福系于寄生虫的繁衍，把过去强加于现在，这一切，好象很奇怪。可是竟然还有支持那些理论的理论家。那些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些具有才智的人，他们用一套极简便的办法，为过去涂上一层色彩，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敬考、古代礼法、神圣传统、合法地位、宗教，于是见人就嚷：“快啊！接受这些东西吧，忠诚的，人们。”那种逻辑是古人早已知道的。
罗马的祭司就能运用那种逻辑。他们为一头小黑牛涂上白膏粉，就说：“你已经白了。”
对于我们，我们每每都心怀警意，也无论何时都避免受过去的影响，只要过去愿意承认它已死了。假如它还要表示它活着，我们就打它，而且要把它打死。
迷信、过度虔诚，口是心非、成见，那些牛鬼蛇神，尽管全是妖魔，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的鬼影是有爪牙，必须与它们肉搏，与它们打仗，不停顿地与它们搏斗，和与邪魔进行常久的争斗是人类必然的顺应天命的思想之一。要扣住邪魔的喉咙，把它降伏在地，那可不是容易的事。
法国的修道院，在十九世纪太阳当头照时，是些阳光下面果鸟的巢，修道院在一七八九、一八三○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发源地的中心鼓动出家修行，让罗马的亡灵回荡在巴黎，那是违反时代精神的现象。在正常的时代，假如要阻止一种作古的事物，要使它消灭我们就只让它说说公元年代的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绝非处在正常的时代。
我们只能斗争。
我们必须斗争，也必须有所区分。真理的核心从不过分。真理难道需要矫在过正吗？某些东西是必须灭亡的，某些东西却只需要带到阳光下看清楚就行了。不苟言笑而与人为善的检查，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力量！阳光朗照的地方根本不需要我们燃起的火炬。
因此，现在既然是十九世纪，那么，不论是在亚洲或欧洲，不论是在印度或土耳其，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反对那种出家修行的制度。修道院等于藏垢纳污之地。那些地方的恶臭是明摆着的，淤积是有害的，发酵腐烂能使里面的生物得热病，并促使死亡。它们的增长成了埃及的祸患，我们想到那些国家里的托钵憎、比丘尼、苦行僧、圣巴西勒会修士、隐修士、和尚、行脚僧都在纷坛攒动，如蚁似蛆，禁不住使人毛骨惊然。
说完这些后，宗教问题还是存在。这问题在有些方面是神秘的，也几乎是吓人的，望能让我们仔细检视一下。
四从本原的角度看修院
一些人聚集起来，住在一起。凭什么这么做？凭结社的权利。他们闭门不出。凭什么这么做？凭每个人都有开门或关门的权利。他们不出门。凭什么这么做？凭每个人都有的来去自由的权利，这里也含有呆在自己室内的权利。他们呆在自己的室内干什么？
他们低声细语，他们眼睛朝下，我们做公课。他们拒绝社交、城市、官能的享乐、欢快、虚荣、傲慢和利益。他们穿粗呢或粗布。他们中间的所有人没有任何财产。进了这扇大门后有钱人都立即自动变成了穷人。他得将自己一切的东西分给大家。先前被称作贵族、世家子弟、大人物的人和先前被称作乡巴佬的人，现在都完全平等了。每个人的静修室是完全一样的。大家的发式都剃成一样的，还穿一样的僧衣，吃一样的黑面包，睡在一样的麦秸上，死于一样的柴灰上。肩背一个同样的口袋，腰围一条同样的绳子，倘若决定要赤脚行走，大家便一起赤脚而行。其中或许有一个玉子，玉子和其他人一样也仅是个影子。不再有什么称谓，连姓也没有了。他们只有名字。大家都在除名的平等面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