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杜善伯伯（lepereDuchene），原是笑剧中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后来成了平民的通称。
⑦勒泰利埃神甫（lepereLetellier，1643—1719），耶稣会教士，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甫，曾使路易十四毁坏王家港。
⑧马蒂厄？儒弗（MathieuJouve，1749—1794），一七九一年法国阿维尼翁大屠杀的主犯，后获得屠夫菇尔丹的称号。
⑨卢夫瓦（Louvois，1641—1691），路易十四的军事大臣，曾攻占巴拉丁那（今西德法尔茨）。
主教懂得，时间紧迫，他原是以神甫身份来到此地的，他从极端的冷淡一步步地踏入了极端的冲动，他望着那双闭了的眼睛，他抓住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弯腰向那临终者说：“这个时刻是上帝的时刻了。如果我们只这样相聚，您不感到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眼睛重睁。眉宇间呈现出一种严肃而阴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说，说得极慢，那不仅是因为气力不济，多半还因为他心灵的高傲，“我在深思力学和观察之中度过了这一生。我六十 岁的时候祖国号召我去治理国家事务。我服从了。当时有许多积弊，我进行了斗争；有暴政，我消除了暴政；有人权和法则，我都公布了，也作了宣传。国土被侵犯，我保卫了国土；法兰西受到威胁，我献出我的热血。我从前并不富裕，现在也没钱。我曾是政府领导人之一，当时在国库的地窖里堆满了现金，墙头受不住金银的压力，随时都会坍塌，以致非用柱来支撑不可，我却在枯树街吃二十二个苏一顿的饭。我帮助了受压迫的人，医治了人们的痛苦。我撕毁了祭坛上的布毯，那是真的，不过是为了裹祖国的创伤。我始终维护人类走向光明的步伐，有时也反抗过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我自己的对手，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在佛兰德的比特罕地方，正在墨洛温王朝①夏宫的旧址上，有一座乌尔班派的寺院，就是波里尔的圣克雷修道院，那就是我在一七九 三年救出来的。我尽了我力所能及的职责，我行了我所能行的善事。此后我却被人驱逐，搜捕，通缉，迫害，诬蔑，讥诮，侮辱，诅骂，剥夺了公民权。多年以来，我白发苍苍，只感到有许多人自以为有权轻视我，那些愚昧可怜的群众认为我面目可憎。我并不恨人，却乐于避开别人的恨。现在，我八十六岁了，快死了。您还来问我什么呢？”
“我来为您祝福。”主教说。
他跪了下来。等到主教抬起头来，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已经面带庄严的神色，气绝而亡。
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思绪里。他整整祈祷了一夜。第二天，几个胆大好奇的人，费尽心机要引他谈论那个 G。代表，他却只指了指天。从此以后，他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更加仁慈亲切。
任何言词，只要影射到“G。老贼”，他就一定会陷入一种异样不安的状态中。谁也不能说，那样一颗心在他自己心前的昭示，那伟大的良心在他意识上所起的反应，对他日趋完善的精神会毫无影响。
那次的“乡村访问”当然会给本地的那些小集团提供饶舌的机会：“那种死人的病榻前面也能成为主教涉足的地方吗？明明没有什么可以感化的指望。那些革命党人全是屡教不改，违反圣教的。那，又何必到那里去呢？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呢？真是好奇，魔鬼接收灵魂，他也要去看看。”
一天，有个阔寡妇，即那些自作聪明的冒失鬼中的一个，问了他这样一句俏皮话：“我的主教，有人要打听，大人您在什么时候能得到一①墨洛温（Merovee），法国第一个王朝，从五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
顶红帽子①。”“呵！呵！多么高贵的颜色，”主教回答，“幸亏鄙视红帽子的人也还崇拜红法冠呢。”
①戴红帽子，为参加革命的意思。
十一 心里面的委屈
如果我们仅凭以上所述作出结论，便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是个“爱国的神甫”，我们就很可能犯错误。他和国民公会 G。代表的邂逅——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的结合，只不过给他留下了一 种使他变得更加温良的惊叹的回忆。如此而已。卞福汝主教虽然是个政治中人，我们也许还该在这里很简略地谈谈他对当代的国家大事所抱的态度，假定卞福汝主教也曾想过要抱一种态度的话。
让我们把几年前的一些事回顾一下。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了他为帝国的男爵，同时也封了好几个别的主教。我们知道，教皇是在一八○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夜晚被拘禁的，因为此事，米里哀先生被拿破仑召到巴黎去参加法兰西和意大利的主教会议。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圣母院开的。九十五个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只参加过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议。他是一个山区的主教，平时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和自然环境接近惯了，他觉得他给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迪涅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去得那样仓促，他回答：“他们见了我不顺眼。外面的空气老跟着我跑到他们那儿去。我在他们的眼里就好象是一扇带不上的门。”
另一次，他还说：
“有啥办法？那些先生们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只是一个干瘪瘪的乡下主教。”
他不时作怪，确是惹人嫌，有一晚，他在一个很有地位的同行家里，说出了这些话，也许是脱口而出的：“这许多漂亮的挂钟！这许多漂亮的地毯！这许多漂亮的服装！这些东西好不麻烦！我真不愿意听这些累赘的东西时常在我的耳边喊‘许多人还在挨饿呢！许多人还在挨冻呢！穷人多着呢！穷人多着呢！’”我们顺便提提，对华贵物品的仇恨也许是不聪明的，因为这种仇恨隐藏着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对教会中的人而言，除了表示身份和举行仪式之外，使用华贵物品是错误的。那些东西仿佛能揭露那种并非真心真意解囊救贫的品行。教士养尊处优，就是离经叛道。教士应该接近穷人。一个人既然日日夜夜和一切灾难、苦痛、贫困相接触，难道在他自己身上竟能够不象在劳动中沾上一些尘土那样，一点也不带那种圣洁的清寒味吗？我们能想象一个人站在烈火旁而不感到热吗？我们能想象一 个工人经常在熔炉旁工作，而能没有一根头发被烧掉，没有一个手指被熏黑，脸上没有一滴汗珠，也没有一丁点儿灰屑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仁慈最起码的保证，便是清苦。这一定就是迪涅主教先生的见解了。
我们还不应该认为他在某些棘手问题上，会愿意去迎合那种所谓的“时代的思潮”。他很少参加当时的神学争辩，对政教的纠纷问题，他也不发表意见；但是，如果有人向他紧紧追问，他就好象是偏向罗马派方面而并不属于法国派①。我们既然是在描写一个人，并且不愿有所避讳。我们就该补充说明，他对那位气势渐哀的拿破仑，可以说是冷漠的。一八一三年②以后，他曾经参与，或鼓掌赞同过各种反抗活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③回来时，他拒绝到路旁去欢迎他，“在百日帝政”④期间，也不曾替皇上布置公祭。
除了他的妹妹巴狄斯丁姑娘以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当过将军，一个当过省长。他和他们通信频繁。有个时期，他对于第一个兄弟很冷淡，因为那个兄弟原来镇守普罗旺斯⑤。戛纳登陆时那位将军统率一 千二百人去截击皇上，却又有意放他走过。另外那个兄弟，当过省长，为人忠厚自持，隐居在巴黎卡塞特街，他给这个兄弟的信就有比较多的手足之情。
由此可见，卞福汝主教也偶尔有过他的政见、他的苦闷、他的隐情。当年爱憎的暗影也曾穿过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当然，象他那样的人最好是不带政治见解。请不要把我们的意思歪曲了，我们所说的“政治见解”并非是指那种对进步所抱的热望，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构成各方面真诚团结的内在力量的那种卓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这些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必深究那些只间接涉及本书的内容的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假使卞福汝不是保王党，假使他的目光从来一刻也未离开过他那种宁静的信仰，并能超然于人世的风云变幻之外，能在信仰中看清真理、公正、慈善等三道纯洁光辉的放射，那就更加美满了。
尽管我们承认上帝之所以创造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为了一种政治作用，也仍然能够了解和钦佩他为人权和自由所提出的抗议，即他对那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抱的高傲的对立态度和公正而危险的抗拒行为。但藐视一个失势的人究竟不如藐视一个得势的人那样使人快意。我们只爱具有危险性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最初参加斗争的战士才有最后歼灭敌人的权利。谁不曾在全盛时期作过顽强的抗议，等到垮台之时，谁就不该拥有发言权。只有控诉过胜利的人才有权裁判失败。至于我们，在上天不佑、降以大祸时，我们只能听之任之。一八一二年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一八一三年，那个素来缄默不语的立法机构，在国难临头时居然勇气焕发，大放厥词，这样只能令人齿冷，何足鼓掌称快？一八一 四年，元帅们出卖祖国，上院从一个污池掉进另一个污池，始则尊为神人，继乃横加侮渎，从来都崇拜偶像，忽又中途变节，反唾其脸，这些事理应引起我们的反感；一八一五年，最后的灾难步步进逼了，法兰西①从一六八二年起，法国天主教以国内教士代表会议为处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完全接受罗马教皇的命令，为法国派（gallican），主张完全依附教皇的称罗马派（ultramontain）。直到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