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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27年，国民党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成立了国民政府，随后即宣布进入训政时期。训政，表面上的意思跟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提出的一样，即由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以党治国”。这样，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就拥有了最高的权力，它负责指导党务、制定国民党政府的大政方针和对人民进行“训导”。这些光在纸面上讲当然是很动听的，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蒋介石实行“训政”之日，也就是他的*统治开始之时。训政不但没让中国人学会*和自由，反倒让人们见识了什么是专制*，什么是争权夺利，什么是尔虞我诈，什么是贪污*！封建社会的中国是“家天下”，至此，变成了“*”，而蒋介石又是国民党的“党魁”，所以他也就天然具有了“训导”人民的资格。由训政而专制*，其逻辑如此简单。当然，现实的发展也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训政的矛盾之处从一开始实行就显现了出来。口口声声说要教导人民学会*的国民党，几乎处处都以维护“党的利益”为借口压制民众的*要求。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会因组织严密，在社会生活中很有“博弈能力”，可是到了1927年，这些工会的领导人被撤职，而由国民党政权的代理人接替。工会的指导原则也不再是阶级斗争了，它被要求要与雇主和政府合作。工会的独立活动受到禁止，工会变成了国民党政权的驯服工具；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学生运动一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但到训政时期也受到了压制。1930年，国民党取缔了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生团体，学生被要求要专心读书，避免参加政治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日益暴露，学生的爱国热情一次次地迸发为*示威等抗议活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这些抗议活动，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 。。
训政之路（4）
国民党政府不相信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维护*的秩序和稳定成了它压制民众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借口。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却一天比一天*，它的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仅到1930年就再也掩饰不住了。1930年5月20日的《北华捷报》发表评论说：“与18个月前的热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三年后，《国闻周报》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
强大的现代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相当广泛的公众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民党政府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只知道控制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为的是维护“*”的利益，而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神，所以它被民众所“厌弃”并最终走向衰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到底，蒋介石及国民党一直就面临权力来源的问题。无论是国民党政权里的众多官僚，还是作为“党魁”的蒋介石本人，他们的权力都不是合法得来的。他们的权力可能是经过战争抢来的，也可能是经过行贿上司买来的，还可能是通过尔虞我诈骗来的，当然更有可能是通过“做了女婿换来的”……但是，就是没有经过真真正正的选举选出来的。没有经过真正民众选票的授权，权力的来路就是不正当的。行使来路不正的权力，类似于小偷使用偷来的器物，总不能理直气壮。从这个意义上讲，承担训政之责的政府和它的官僚们是心虚的。所以他们不敢相信民众的群体活动——只要这民众不是他们组织的，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他们就害怕，他们就要禁止。这里面还暗含着这样一个思路：若不经政府组织的民众群体活动能进行得很好，不但没危害社会，反而大大地造福于社会，那么，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民众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而这正是训政政府及其官僚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民众自治能力的展示恰恰瓦解了训政的基础——须知，民众“愚昧”才需要训政，既然民众已经有足够的自治能力，你为什么不“还政于民”？还“训政”个啥？这样的提问对训政政府来说当然是有着致命的打击的；反过来，若未经政府组织的民众群体活动没搞好，闹出了“乱子”，那也是执行训政之职的官僚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虽然证明了民众还不足以实行宪政，但这同时也说明政府没履行好“训导”之职，属于“训政不力”，管理“不到位”，“相关人士”说不定还要承担责任。所以，综合权衡，不让民众“参政议政”，不让民众进行群体活动，不给民众以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证明自治能力的机会，便成了训政政府及其官僚们的最佳选择。
信任总是相互的，政府不相信它的民众，民众自然也就不满意这个政府。在宪政之下，公民批评政府是天然的权利；而在训政之下，这是不可以的。政府及其官僚们承担着“训导”国民之责，他们若被批评，那脸面何在？尊严何在？还怎么继续训导下去？更重要的是，这将导致“训导”者和被“训导”者间“师生关系”及相应的道德优越感的置换与错位。而这当然也是训政政府不能容忍的。所以，压制批评、打击不同声音便成了训政政府天经地义的选择。国民党政府对政治上的反对者、爱搞“批评报道”的新闻记者、*的学者和思想家，一律采用收买加暗杀的手段。此外，它还通过“党化新闻”，以“*”的名义操控舆论，在极力为“*”唱赞歌的同时打压那些不肯合作的媒体和文化人，强化党对新闻界的控制。
训政之路（5）
从1927年起，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依靠官方新闻网络，垄断新闻的发布权和评论权，控制全国的舆论，“阐明党义，宣扬国策”，另一方面还制定了许多新闻法规，钳制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1929年至1934年间，国民党制定的与新闻有关的法规有《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出版法实施细则》、《宣传品审查标准》、《新闻检查标准》、《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自然，这些法规多属新闻“恶法”，专制*色彩极浓。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又制定了许多与新闻相关的法规，如《修正出版法细则》、《抗战时期报社通讯社申请登记及变更登记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修正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告审查办法》等，1942年7月，国民党还借抗战之际公布了一个《国家总动员法》，其中规定：“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这样，就利用法规进一步钳制了新闻出版自由。
当然，国民党还实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随意扣押书报。1929年，国民党在各地设邮件检查所，实行邮电检查；1931年，在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1934年又专门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5年又成立了中央新闻检查处，一再强化它的出版审查制度。
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是实现宪政的一个阶段，可到了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这里，训政就成了拒绝实行*、拒绝给民众以自由和权利的借口。本来以为是通往宪政的一个路径，现在却成了宪政之路上的一个障碍，训政思想就这样走向了它当初预设目标的反面。
四
顾名思义，宪政就是用宪法来保障公民的个*利并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这是西方宪政的本义。可是，到了中国，在训政政府看来，宪法原有的人文内涵荡然无存，而它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得以突显。宪法成了训政者“训导”国民、凝聚国家力量的一种工具。在西方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产物的宪法和法律，在中国却成了集权主义者手中的一根大棒。挥舞着训政的大旗，高举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棒，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天天地走向了*，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20世纪30年代，由于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十分赞赏纳粹的组织及其活动方法。1935年，蒋介石就曾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蒋总统”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希望通过法西斯主义来重建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他甚至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日本军校度过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而日本、意大利、德国则实现了这种理想。所以，他也要把中国引到法西斯之路上去以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他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说：“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作出牺牲。”
训政之路（6）
显然，“新生活运动”的价值指向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