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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线，后基本被默认为巴以的国界。奥佩自然是属于巴勒斯坦的，而且，幸运的是，他的橄榄林和房屋都位于隔离墙东侧。虽然这道墙肯定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但至少，房屋和土地保住了。那么生活基本上也就安稳了。
与其他邻居的痛苦相比。奥佩一时觉得幸运无比，他这个五大三粗的人竟然抑制不住激动，哼起了多年未唱过的歌曲的调子，当然还不忘给夫人来上一个深吻。他夫人，则是羞涩的，一把把他推开；然后虔诚地感谢“安拉”。
但在巴以这个地方，幸运总是暂时的，变化总是彻底的，有时仓促得让你甚至都无法适应。我常常看到那些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者的尸体，想象着仅仅半个小时，甚至十分钟前，他们都还是鲜活的人，有小孩会牙牙学语，有姑娘非常漂亮，有老人异常慈祥。最终，这些生命就化在了裹尸袋。冰冷，让人胆寒。
奥佩的事也许正是相对的另一个方面。他高兴地小调还未哼上几天。以色列的计划变了，“墙”开始拐弯，沿东而行，紧贴着科伏萨村的边修建。犹太人的算盘非常精，如此一来，楔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萨利特圈在了墙里面。
定居者自然喜出望外。奥佩的命运则发生了彻底改变，他的橄榄地与他彻底告别。他虽然仍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但房子已失去了橄榄林的支撑。一个农民失去了土地，他还能做什么？生存都成了问题。
“我现在家在隔离墙东边，而地却在西边，我没法耕作，也无法转卖，犹太人称要在一个星期内就完成隔离，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片土地离我们而去，我几乎失去了一切来源，我的孩子、家庭该怎么办？”
奥佩摊开双手，黝黑的手掌只有中间有一点白色，可以看到青筋在不停地颤抖。长时间，他无言，长叹一声。这是身为弱小者的悲哀和无奈。隔离墙一旦竖立起来，他就完全被禁锢在了巴勒斯坦一侧，进入以色列境内比登天还难。即使以色列允许他仍拥有这片土地，他也只能是“望墙兴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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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柏林墙”下的呐喊和眼泪（3）
他说，根据以色列的惯常做法，土地被圈走是不会进行任何赔偿的。身为一个普通巴勒斯坦人，他除了呼唤舆论帮助外，还能做什么？
沙龙说，好篱笆出好邻居
中国的长城是防御性的。一位历史学家说，这正说明中国人思维的保守，或者换句好听的话，爱好和平。
以色列说，修建高墙，就是爱好和平的表示。因为这座“现代长城”，不等同于“柏林墙”，以色列完全是在“自卫”，目的是防止巴勒斯坦自杀式爆炸者的渗透，或者防止巴激进分子朝以色列高速公路开枪射击。
这种悲剧，任何一个以色列人都不会陌生。
在一次采访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时，我就问他，隔离墙难道不是“种族隔离”，与欧洲当时隔绝犹太人的“隔都”有何区别？这位被称为“和平鸽”的睿智老人微微一笑，当即回答，以色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想一下，如果美国的公共汽车经常发生爆炸，美国会怎么办？如果你们中国经常发生这种攻击，你们中国会怎样应对？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绝对不会客气。你看到了吗？在阿富汗……但我们以色列呢？我们只要有一点行动，打死几个人，整个世界都会指责你？但美国呢，我们做的难道比美国更厉害吗？”
“我们退让，我们决定修墙，我们总该自己保护自己。我们花巨资，难道这又不可以了吗？”
一位以色列官员给我讲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所有的自杀式爆炸者都来自约旦河西岸，没有一个来自加沙，为什么？因为加沙整个处于以色列铁丝网和防卫墙封锁之下？这就是墙的威力和效果。
为表达以色列的“诚意”，对于这道墙，以色列称之为Defensive Fence，意为隔离篱笆。防卫者，被动无奈之举；篱笆者，简便，非永久性工事也。后来又一度称为和平之墙，反恐之墙。
在辩护时，沙龙常引用的一句俗语是：“好篱笆出好邻居。”
但Fence也好，Wall也好。国际社会还是先入为主，一概称之为“隔离墙”。只剩下以色列孤零零依然用这些不同的名称。
隔离墙的提议早在９０年代初就提出，随着巴以冲突愈演愈烈，自杀式爆炸的接连发生，最终促使沙龙政府下定决心，将巴以民众强行隔离开。
处于阿拉伯世界汪洋大海中的以色列，对修墙似乎也有一种格外的热情。
如今的黎以边界，加沙外围，都建有这种或称为“电子墙”或“隔离带”的设置。事实上，“隔离墙”不过是一个前两者边界线的翻版，只不过规模更大，才引起世界的关注。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道三四米高的墙。墙是主干，沿墙则还架设铁丝网，电网，监视器，修建有巡逻道，壕沟，铺设有地雷等障碍物。以我现场观看，只有很少地方比较窄，５米左右，其他宽至少在３０米，个别地方甚至宽１００米以上。隔离墙要达到隔离的目的，而为了省钱，一般选择平地修建，而在巴以地区，平地基本都是良田。
即使这样，花费依然惊人。平均每公里隔离墙需耗费１００万美元，部分地段甚至高达２００美元。预定的３６０公里的长度，将至少需要４亿美元。一位以色列邻居对我说：“就像搭积木一样，不过现在是用纸币搭高墙。”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虽然在中东地区富甲一方，高科技发达，但区区６００万人口，平均每人需承担数百美元。对财政捉襟见肘的以色列来说，也算是在“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勒紧裤腰带”干工程了！
以色列也想设法节省费用。质量是不容讨论的，否则即使建了，如果是个“豆腐渣”工程，不仅为全世界笑话，更对以色列形成重大安全隐患。
盖勒吉利耶，约旦河西岸北部一个巴勒斯坦重镇，由此成为世界政治版图上最有趣的一个地方。“隔离墙”从北、西、南三面紧贴着该城修建。如此一来，本来位于平原的该城就成了一个“瓮中之城”，原本四通八达的对外交通，就只剩下“防卫墙”在东面留下的一条狭窄的走廊。
许多曾走惯这里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记者都在这里迷路。周围宽阔的道路，那却是以色列人的，旁边是高墙，却找不到路口。只能望城而兴叹！难怪巴勒斯坦人说，生活在加沙，就像生活在监狱一样，无疑，盖勒吉利耶又是另一个“监狱”。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一些因“隔离墙”而被剥夺了土地的巴勒斯坦人，无奈之下，又转而为以色列人修建“隔离墙”。对他们来说，这好歹还算是一份工作，能糊一口饭吃。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历史。为了将他们曾经生存在这里的事实彻底抹杀，以色列甚至发给他们其他巴勒斯坦城市的身份证。
这也正如唐人所言的“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儿”。其中的世事沧桑、人情变故、国恨家仇，可见一斑。这是历史的悲剧，又何尝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赞成这种“高筑墙”的做法。以色列左翼反对，可以理解，这毕竟是在逼巴勒斯坦走绝路。但许多右翼，尤其是深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也反对。他们担心的是：高墙一旦竖立，固然切断了巴勒斯坦袭击的道路，但也掐断了他们这些定居者同以色列的联系，使他们陷入巴勒斯坦人的重重包围中，形势更危急。
22。新“柏林墙”下的呐喊和眼泪（4）
对主张建立“大以色列”的极右翼犹太人来说，“筑墙”更是在向巴勒斯坦暴力示弱，墙一旦竖立，将会等同于边界，阻碍以色列获得更多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在他们眼里，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圣地”，原本就是上帝给予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根本不容巴勒斯坦人插手。
他们的激进态度，正好与主张“把犹太人全部赶下地中海”的哈马斯形成对比。
争吵由此变得激烈。拉宾正因为触犯了极右翼的禁忌，最终倒在了一位犹太人的枪下，鲜血染红了他口袋中“和平终将实现”的演讲稿。
历史似乎有着惊人相似。沙龙这个当年鼓吹“定居者运动”的“定居者之父”，仅仅提出了撤离加沙定居点这个大势所趋的政策，就被极右翼犹太人称之为“叛徒”。
在以色列接受“路线图”之后，近十万犹太人走上街头抗议，一位犹太老人泪流满面，他对我说，沙龙以前是一个勇士，是所有定居者的父亲，但现在“父亲背叛了自己的子孙，我们该走向何方？”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一些犹太人对于占领的理解。和平因此成了一个死结。
巴勒斯坦人抱怨：再也看不到日落了
似乎作为一种民族特性，以色列甚少关注到那些因失去土地而痛苦的巴勒斯坦人，尽管这种痛苦举世公认是犹太人造成的。
巴赫尔·格林斯潘是一位犹太和平人士，她和我一同前往巴勒斯坦村庄。看到巴勒斯坦人由于隔离墙而失去土地的惨状，这位犹太母亲感触万千：“现在以色列正走入一个误区，只顾及自己，只要涉及安全理由，很多事就畅通无阻，但他们丝毫不考虑一下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他们很多人都将因此生活在艰难和悲惨中。”
按照以色列的说法，隔离墙建成后，以色列仍提供三种关口，以方便双方人员往来，一是配有完善监测仪器的智能关口，是未来巴以经济和人员往来的主要通道；二是军用通道，以色列军队可以由此随时进入定居点或巴控土地；三是供在西岸拥有土地的以色列农民出入的小通道。
但实际上，供巴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