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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地的哥哥从香港带了一件皮夹克送给他，那时候，男孩子穿皮夹克是件很骚包的事，隐地喜欢穿了皮夹克去逛西门町，可是那件皮夹克却常常无翼而飞：
关于我的皮夹克，也充满传奇，它无数次进入当铺，可见在贫穷的年代，它甚有价值。有一次，我周末放假，回到家立刻把军服脱掉，想穿上它去西门町溜达，发现皮夹克又不见了，我当然知道它去了那里，一股自暴自弃的恨意升起，我骑了脚踏车飞奔而出，愤怒使我失去了理智，脚踏车撞在牯岭街口、南海路的一户红色大门上，冬夜，我却全身冒汗，跌得皮青脚肿，金星直冒。
（《少年追想曲》）
一件皮夹克写出了母亲的穷途末路，经常要拿儿子的衣服去典当，母亲必然已陷入绝境了。
环境不好，母亲的情绪也变得暴躁不稳。隐地十三岁的时候，母亲睡午睡，隐地翻书包将一只铅笔盒掉落地上，母亲惊醒从床上跳起来，一只瓶子便掷向了儿子，接着一顿狠打，木屐、砖头也飞向他来。十三岁的隐地狂奔逃家，逃到明星戏院混至天黑才敢回去。疼爱他的母亲，痛打他的母亲，都是同一个人。后来母亲离家出走，跟了王伯伯，母子间的裂痕就更难弥合了。
隐地的诗与他散文的风格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隐地开始写诗时，早已饱经人生风霜，已无强说愁的少年浪漫情怀。他诗中处处透露着老眼阅世、臧否人生的睿智与幽默，诗写得轻松愉快，所以广为读者所喜，可是有一首诗：《玫瑰花饼》却不是这样的，无意间，隐地又一次真情毕露：
出门的路
回家的路
一条简单的路
原先欢喜地出门
为了要买想吃的玫瑰花饼
让生命增添一些甜滋味
怎么在回家的路上
走过牯岭街——
一条年少时候始终走着的路
无端地悲从心生
黑发的脚步
走成白发的蹒跚
我还能来回走多少路？
仍然是出门的路
回家的路
一条简单的路
这首小诗相当动人，幽幽地渗着一股人生悲凉。为什么走过牯岭街无端端悲从中来？因为牯岭街一带正是隐地少年时流浪徜徉的地方，被母亲追打逃家出走，就是跑到牯岭街上。已过中年的隐地，蓦然回首，无意间触动了少年的伤痛，有感而发，写下《玫瑰花饼》，这首诗的风格，与“少年追想曲”一系列的散文，基调是相符的。无论诗文，隐地写到少年彷徨时，总是情不自禁。
狄更斯年幼家贫，父亲不务实际，全家经常借贷度日，后来狄更斯父亲因欠债坐进了监牢，十二岁的狄更斯一个人在伦敦流浪，自己赚钱谋生。狄更斯幼年便阅尽伦敦的形形色色，所以日后他小说中的伦敦才写得如此多姿多彩。隐地少年时在台北搬家的次数恐怕少有人及，自从被一女中从宁波西街的宿舍赶了出来，隐地一家人便像失去了舵的船，四处漂泊，从东门町搬到西门町，从延平区搬到南机场的防空洞里，台北好像哪个角落他都去过了，难怪隐地对于老台北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50年代的台北，在他的文章里就显得非常具体实在。隐地写自己“成长的故事”，也就连带把那个克难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台北风情勾画了出来，而且点染得栩栩如生。那时候的西门町是“我们”的西门町，是我们去万国戏院、国际大戏院一连赶几场电影的时代，詹姆士？狄恩主演《天伦梦觉》，触痛了多少当时台北的少年心。葛兰在总统府对面的三军球场跳曼波震动了整个台北城，几千个年轻观众跟着喝彩吹口哨跟现在的新新人类一样high。克难时代也有穷开心的时候。
看完了隐地这些“少年追想曲”，不能不佩服他在那样颠沛流离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居然还能逆来顺受向上茁长，日后开创出“尔雅”的辉煌局面来。他这些文章，对于一些正在贫困中挣扎的青年，可以当做励志读物。
附 录
冠礼——尔雅和隐地（1）
古代男子二十称弱冠之年，要行加冠礼，《礼记？冠义》：“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可见古时这项成年仪式是极隆重的。当隐地告诉我他的心肝宝贝“尔雅”今年竟然已达弱冠，我不禁矍然一惊，就好像久不见面的朋友劈头告诉你他的儿子已是大二生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小孩子没多久以前不是明明还在念国中吗？人对时间的流逝，心理上压根儿要抵制，所以时常发生错觉。“尔雅”创业书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当年畅销的盛况还历历在目，好像只是昨天的事，一晃，怎么可能，“尔雅”已经创立20年了。大概王鼎钧那本书名取得好，“尔雅”一登场就是一个碰头彩，一开放就开放到如今，仍旧是“尔雅”的畅销书。沾过出版一点边的人都知道，在台湾出版文学书籍是一番多么坚苦卓绝而又劳命伤财的事业，能够撑上三五年已算高寿。眼前我们看到的这几家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其实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幸存者，而许多当年响当当的出版招牌，随着时间洪流，早也就一一灰飞烟灭了。
隐地与我同庚，都是在七七战火中出世的，可谓生于忧患，我们那一代的文化工作者还继承了一些“五四”浪漫余绪，对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怀有过分的热忱以及太多不切实际的憧憬。开始是写文章，抒发己见，次则聚合三五文友，有志一同，创办仝仁杂志，后来大概觉得杂志格局大小，影响有限，干脆办起文学出版社来。我自己办过文学杂志，也开过文学出版社，当然最后钱赔光了，也就都关了门。可是隐地却撑了下来，我知道，这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是亲眼看他如何开始投身出版事业的。
这又得从头说起，推回到台湾出版界的天宝年间去了。开台湾文学出版社风气之先，还得首推“文星”。60年代初“文星”老板萧孟能策划出版的那套“文星丛刊”，如一阵清风，吹进了台湾当时正在蠢蠢欲动的知识界。“文星丛刊”那一套精美朴素的袖珍本，是当年台湾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精神食粮，萧孟能有心将“文星丛刊”比照日本“岩波文库”，一直出下去，谁知当局一声令下，“文星”便被查封了。“文星丛刊”最后一批书是欧阳子、王文兴及我自己的三本小说集。我们初次结集出版，刚兴冲冲接到“文星”的书，接着“文星”便关门了，那是1967年。用政治力量可以随便关闭一家有理想又为知识界所推崇的出版社（其实还包括《文星》杂志及“文星书店”），今天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台湾的政治对文艺就可以那样霸道。
“文星”一倒，台湾的文艺出版界便进入五代十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了。“文星丛刊”成功的例子，的确鼓动了不少雄心勃勃有志于出版的冒险家。当时有两位曾在“文星”任职的年轻人林秉钦和郭震唐，他们二人凑了几个股东就开起“仙人掌”出版社来了，完全效法“文星”那一套，出版“仙人掌文库”，连版本设计也是模仿“文星丛刊”的。林秉钦是印度尼西亚侨生，台大毕业，人很能干，善言辞。他找上我要替我出版小说集，我很容易就被他说动了，因为林秉钦还有大志，他要替我经营发行《现代文学》，大概也想学“文星”希望有一本杂志在手。我正苦于《现文》发行不良，杂志堆积在台大外文系办公室，只好任学生随手拿去看。有出版社一手包办，我求之不得，什么都答应了，于是拿出几万块钱也就入了股。《现文》在“仙人掌”出了三期，余光中主编，果然改头换面，气象一新，版面、设计、印刷，样样都佳，但是三期出完，“仙人掌”也就倒了，因为扩张太快，周转不灵，那是1970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冠礼——尔雅和隐地（2）
那年夏天我回台湾正在焦头烂额处理“仙人掌”倒闭的善后事项。有一天隐地来找我谈事情，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跟隐地见面接触，隐地在1967年编了一本《这一代的小说》，选过我一篇小说，那只算是神交。那天隐地神色凝重，告诉我原来他也是“仙人掌”的股东之一，入股一万元，希望我去替他向林秉钦讨回来，隐地退役不久，那一万块大概是他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当时文化人手上的一万块台币，真好像天那么大，我自己为了《现文》那几万块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看隐地说得郑重，便去向林秉钦说：“隐地的钱，你一定要还给人家。”隐地的股份拿回去了，我的却拿不回来，林秉钦便将“仙人掌文库”的版权及存书交了给我做补偿，我拖回一卡车的书怎么办？干脆自己办出版社吧——于是我跟弟弟先敬便创办了“晨钟”出版社，出版了一百多本文学书籍，“晨钟”也就喑哑无声了。
所以说，隐地对于出版事业，老早就跃跃欲试了的。算起来，“仙人掌”应是他第一次尝试出版，而且我们还一起懵懵懂懂做了同一家出版社的股东。我不知道隐地从“仙人掌经验”学到了什么，但隐地是一个有心人——我想到隐地，就想用有心人去形容他——隐地一直有心要出版好书、有心要编好选集，那几年他一定在默默准备，有朝一日，自己播种，开创出版事业。“尔雅”是1975年创立的，所以其间也酝酿了五年。
好像是1978年的夏天，隐地请我们到他北投家里去吃饭，是隐地的母亲柯老太太亲自下厨做的苏州菜。隐地帮着张罗，忙得一头汗，可是脸却是露着一股遮掩不住的喜悦，因为他的出版社正在抽枝发芽，渐渐成为一梁茁壮的幼木了。那是我头一次见到“尔雅”，因为出版社就设在隐地北投的家中。
一家出版社能够生存下来，大概总要靠几本镇山之宝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