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由周公制定的并在此后成为儒教根本的长子相继、丧服等制度，实际早在殷的末期已经存在。
孔子甚至在梦中都充满了对周公的敬慕，是因为他相信此类制度皆由周公所定。但是，据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表明，周公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殷末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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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之集团（1）
周公将殷的神权政治改为人性政治，并将“礼”作为社会的基础。诚然，在殷代，人性的因素很少。然而，最后在纣王的统治时期，如前所述，祭祀活动极度盛行，但是将人杀死作为牺牲的情况却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在殷末时期，神权政治向*政治转变的色彩日渐浓厚。
在转变的过程中，殷周的政权交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占卜虽在周仍然存在，但较之于殷，已远不如当时盛行。
周在起兵*殷时，出现了许多吉兆。例如，苍鹰群飞，白鱼入于王舟，等等。殷以白为尊，周以赤为尊。河流上游起了火，顺流至周军阵前变成了赤鸟，此乃吉兆。然而，当时周军经过分析，认为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便没有出兵。
一年后发兵进攻时，从占卜结果来看，是大凶之兆。但是，太公望丢掉蓍（shī，占卜用的植物），把龟壳踩到地上，说：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遂率兵攻陷了殷。
由此可知，虽然仍然使用占卜，但是人为的判断更为关键；虽然对待神明草率不得，但是人类的努力已经开始被重视。这也是孔子的立场所在，他认为这便是周的文化。殷末祭祀中很少用人充当牺牲，或许对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果“儒”就是所谓的巫师、占卜师，那么随着殷的灭亡，他们的黄金时代也随之结束。折断蓍草、脚踩龟甲的人们成了新政权的掌控者。殷灭亡之前的殷末时期，“儒”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渐衰退。巫师们带着一种危机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周朝不再完全地依靠占卜，而是开始了更为合理的、现实的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祭祀活动的忽视。《论语·雍也》记载：
敬鬼神而远之。
“敬远”一词便由此而来。“鬼”在古代中国表示亡人的灵魂。各种神灵被称为“鬼神”。对待鬼神必须尊敬，同时保持距离。殷代，人们与鬼神过于接近，而到了周代，开始了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这就是孔子所要表达的意思，并非无神论。合理思考，可以与鬼神保持距离而又不失敬意。由于保持了距离，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祭祀活动。
儒家集团为了延续发展，便开始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祭祀中最重要的便是丧葬。儒家逐渐将丧葬作为主要的工作。
《墨子》一书中对儒家进行过猛烈的抨击：
富人有丧，乃大悦。曰：此衣食之端也。
对于专门从事丧葬之职的儒家来说，富人家里若有人去世，便很开心，因为可以从中捞取钱财，所以面对如此谴责也无语辩解。
然而，儒家虽然专职丧葬，但也四处*。在一个集落里一时间不会有太多的人去世，因此为了寻找更多的丧家，便不得不四处游走。在*中得以开阔眼界，因此儒家的知识（也可以说是信息）水平比一般人要高。到各处*的途中由于增长了见识，便可对他人从旁说教。对于世上那些迷失方向的烦恼的人，*的人往往可以提供参考意见。因此，作为丧葬事宜专家的儒家集团在发挥处事指南作用方面的色彩越来越浓厚。
“墨家”也是一个四处*的集团。因此两者之间也会有竞争的成分。关于墨家说法不一。墨家的开山之祖墨子，名墨翟（前约468—前376）。“墨”究竟是不是姓，尚不明确。
第一种说法是，墨家是受过墨刑（一种刑法）的囚犯集团。第二种说法是，墨家是为了区别于自由民，在身上纹有刺青的奴隶集团。还有一种说法是，把奴隶劳动作为理想的集团。说法众多。
旅之集团（2）
在木匠使用的工具中，有一种是专门被用作标注测量记号的墨，于是有人推断墨家是工匠集团。
据说墨家擅长筑城，修建工事防御。墨家擅长防守，而且还精通各种防御兵器的制造。虽说墨家“善辩”，长于外交和宣传，然而，墨家的基干还是工匠。
东方若有弱国，便前往协力再建；西方若有国遭受侵犯，便前往支援防御。据说墨家这些活动都是无偿付出的，因此也未曾受到排挤。自然墨家也都是过着四处*的生活。
有诗云：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尝暖。
说的是，墨子终日在外*，家里的烟囱都还没有变黑；孔子也是四处周游，连坐下来把席子暖热的工夫都没有。由此可见，墨家和儒家在外出*这一点上比较相似。
据《史记》记载，墨翟为宋国的大夫。宋国，也就是殷代遗民之国。孔子的祖先也是殷人。
殷代文化呈现出极端的一极集中状态。殷末，位处西方的周逐渐兴起，对于中央而言，可谓西方之雄藩，但在文化上应不存在太大差别。而从青铜器来看，同一时代，殷可以制造出精美的器具，相比之下周的青铜器就相形见绌了。发掘情况也表明，殷代有可以称为天下至尊的青铜器，相比之下周却远远不及。
不仅在青铜器的制造上，在建筑、土木、交通、美术、工艺等诸多文化领域内，殷都表现得较为突出。殷被灭后，这些文化领域内的能工巧匠都不再为已成为废墟的殷都所需要，于是便被迫流亡到各地。于是这些精湛的技能便自然而然地在各地传开。
墨家传播手工技能，儒家传播祭祀以及所包含的思想，都是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老子是一个传奇色彩极其浓厚的人物，庄子是宋国蒙人，出身不明。庄子也属于殷文化一个支流的代表人物。
儒、墨、道实际上都是从同一条大河中分流出来的支流。如果要对此进行论证，将是一个很大的论题，在此谈及这些只是为更好地说明“儒”。
所谓“儒”，是指与鬼神比邻而居，相信灵魂不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体系，在经过挫折和流浪磨炼之后，不断适应时代的潮流并对自身进行改造。
回顾一下时代形式，如前所述，较之于殷，周的统治更为朴素、现实。周在遭到犬戎的侵略进攻后，于公元前770年被迫东迁。犬戎发动的并非突然袭击，而是趁周国内*之际发兵进攻。自武王后第十一世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军事国家成立。在这种体制下，民心极其不稳。宣王之子幽王（前782—前771年在位）极度宠爱一个名为褒姒的女子，为了让她的儿子继承王位，欲废掉先前所立的太子宜臼，于是引起了内乱。在犬戎的进攻下，幽王被杀，废太子宜臼逃走，第二年迁都洛阳。公元前770年以后称之为“东周”。这一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壮大。超级大国晋在公元前403年分裂为韩、魏、赵三国诸侯，在此之前被称为“春秋”时期。此后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221年），被称为“战国”时期。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物。因为他是儒家之集大成者，所以说儒教诞生于春秋时代。之前对儒教的雏形只做大致了解，下面我将重点对孔子之后的儒教进行考察。
葵丘之盟
为了了解儒教诞生于怎样的环境，最好是先来研究一下孔子出生一百多年前的“葵丘之盟”。
葵丘，地名，殷遗民国——宋的都城。
当时，雄领各地诸侯的当属齐桓公。在名宰相管仲的辅佐下，齐国强盛一时。当时南方的楚国（现在湖南一带）势力发展壮大，齐桓公召集中原各诸侯——宋、郑、卫、鲁等在葵丘会盟。位于现在的湖南一带的楚国，属于长江中游的国家，与黄河流域的中原诸国相比，性情气质略有不同。在中原看来，楚国不过是野蛮的军事大国。中原诸侯皆以“公”自称，虽说周王室日渐衰微，但仍然存在，因此没有人敢改称王。而楚却自称为王，并若无其事地宣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意思为，“我”自称“蛮夷”，因此中国——指中原——的谥号规则与“我”无关，“我”想更改称号便更改称号。虽不知礼仪，但军事力量强大。楚不断发兵北上，给中原诸国带来很大威胁。为了抵制楚的进攻，中原诸国必须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自然是好事，但在当时还无法实现。中原诸国为了加强相互联系，便制定了盟约。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获得彼此间的认同和信任。
制定类似宪法的共同契约，共同发誓遵守——这就是葵丘之盟的目的。葵丘之盟的内容在《孟子 ·告子下》中有详细记载，共有五条。孟子（约前 372—前 289）对此均用“命”的形式来表示，有神命之意。第一条“初命”：
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第一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条。“孝”被当作是儒教的基本德目。《春秋左氏传》中有记载：
孝，礼之始也。
诛，表示处以刑罚，有“诛责”的用法，因此在此并非诛杀之意。但又出现在条约之首，据此可以推断该刑罚一定为重刑。树子，指确立诸侯的继承者。天子原指由诸侯认定的嫡子。变更继承者是引起大乱的根源。周幽王因为更换太子而导致亡国，自己最终也被杀死。不要立妾为妻。幽王已有正后——申后，由于宠爱褒姒，便废申后立褒姒。因此，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这些事看来似乎都是些细小家事。然而，一个国家却会因家事变故而引起内乱，从而殃及周边邻国。家内纷争，国内必然会产生两派对立的局面，为了击败对方，便会求助于邻国。于是，两派相争又将引起邻国间的派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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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必先齐其家者
《大学》（四书五经之一）中有此记载。南宋朱熹（朱子，
1130— 1200）对此的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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