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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向来重视素材，尤其重视直接采访。因为，文字材料，特别是正式文件，往往有重重顾虑，不能写出全部情况；而且，出于文体考虑，常常忽略细节。鲁迅主张，写历史，不但要看正史，还要看野史。社会科学家搞研究，不但爬梳文字，还强调搞野外考察，重视口述资料。以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在所有素材之中，作者直接采访当事人得来的素材，往往属于独家材料，最为生动，最有价值。
看看我搞到多少秘闻。
至今尚未披露的最大的特务案件。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打进共产党内部50多人，甚至已经控制中央军委的一部情报电台。弃暗投明的立功人员，有些又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可靠的情报干部。而此案的侦破，恰恰与延安审干同步！
血腥疑案的真相。周恩来在陕北劳山遭遇伏击仅以身免，这股土匪有无政治背景？八路军办事处的少将代表宣侠父在西安神秘失踪，蒋介石搞暗杀为什么瞒住亲信胡宗南？
情报服务于战略的成功范例。中共特科在日本政界秘密发展一批内线，这些日本人为中国提前提供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情报！延安窃取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码，传递毛泽东不去重庆的假情报，而后中共突然参加国共谈判赢得主动。
潜伏最深最久的情报员。长期伴随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阎又文，曾经为傅作义起草讨伐毛泽东的电文，代表傅作义出席与中共的和谈，又成为新中国水利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文革中还被当作军阀走卒批斗。其实，这个阎又文本是秘密共产党员。
重要政治运动的实情。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史家评为文革之前身。当年的关押名单，现在就是一部政界名人录、艺坛名人录。河北女青年王遵级为何成为延安“四大特务”之一？王实味到底是怎样处死的？总结这段运动的经验教训，也是一个历史任务。
细致的历史考证。“特务”一词从何而来？中国的情报、保卫机构创建于何时？周恩来如何亲手创立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并编制中共的第一部密码？
中国高层情报保卫干部的经历。从延安成长起来的情报保卫干部，开国时撒向全国，担任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司法部部长邹瑜、总政保卫部部长郝苏，当年都是延安情报保卫训练班的青年学员。中共的“特务头子”远非世人以为的那样性情刻板。中央红军的周兴无意间起了一个酷吏的名字，从江西到陕北总在中央身边担任保卫要职。南洋华侨布鲁在延安号称“东方福尔摩斯”，谈恋爱期间还侦破重大疑难案件。闹红起家的陕北汉子赵苍璧，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迷上侦察业务。异地革命的知识青年李启明，把国民党的军官和特务都拉到自己的情报网络之中。
有趣的公安掌故。邓小平到情报训练班择偶，相中的浦群英后来改名卓琳，订婚宴会吃的是陕北名菜“三不沾”。评剧《刘巧儿》的前身原是一出秦腔戏，主演苏平逃婚到延安参加革命，编剧袁静后来写了《新儿女英雄传》，全体演职人员本是抢救运动的“犯人”，却组成最早的公安剧团。
有了这么精彩的独家材料，不写能憋住？
我还是迟迟没有动笔。
我在寻找适宜的写法。
过去，我的写作并不正规，同一篇文章可以刊登于学术杂志，也可能连载于畅销报刊，说不清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学术论文。四不像的写法，也许适应飞速膨胀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但是，变革中的文体，也需要逐步形成优化的基因。既然我已经在搜集素材上下了这么大工夫，那么，我也有必要在写法上下同样的工夫。
许多作者在文艺创作中追求完美，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追求“完真”。我尽力做到，即使面对最为严密的非虚构文体的写作规范，面对最为严格的报告文学的写作要求，本书仍为一部合格的严肃的纪实作品。这是因为，我这本书的描写对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领域，而读者希望看到是真实而非虚构的历史。
前言（3）
当然，无论什么文章都应写得读者爱看。历史本来是生动的，把生动的历史写成枯燥的八股，只能怨作者。我向来重视文笔，这本书中也活跃着鲜活的人物，演绎着悬疑的情节，描画着生动的细节，可读性决不逊于小说。不过我要声明：我写的这些故事尽管十分生动，却不含戏说成份，都是真的。
撰写此书的过程，我的脑海中始终回响着“不可埋没！”
无论你感兴趣也罢，不感兴趣也罢，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本身，实在是一部不可埋没的大书。
我越写越觉得该写，越写越增添自信。我有非常精尖的选题，我有非常丰富的素材，我还有非常认真的态度。天时地利人和，我当然有信心对读者自称——
这是一部关于情报、保卫工作的上品之书！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1）
谈起情报和保卫系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惊呼：“特务！”搞情报的人是特务，搞保卫的人要抓特务，反正离不开那令人发指的“特务”。解放前，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搞“特务统治”；建国后，“抓特务”又是防止国民党破坏的重要任务；“特务”，似乎成了贬义词。定义总是形式的，实体才是实在的。作者决心找到中国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机构。
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国民党那儿，倒找到共产党这儿了。
据作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
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合法地位变成非法地位，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
这个“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当时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处就在隔壁的东厢。特务工作处负责人为顾顺章。此人曾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率领“打狗队”，1927年上海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颇有城市战斗经验。1926年周恩来筹建中共保卫工作，曾挑选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去苏联学习。
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
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
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
匪运股的任务是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
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处工作十分活跃。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工作处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任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
不久，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这个“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
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还有军队系统的“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
这样，国民党也有称为“特务”的组织了。①
国共双方，为何都把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称为“特务”？
“特务”显然是现代产物，记载古代词汇的《辞源》之中，根本就找不到“特务”这个词。具有类似意义的词汇是“间谍”，释为“秘密侦探敌情”。例句：《史记》中记载李牧作战“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还有一个名词“间人”，意为“探子、间谍”，《孙子兵法》就有《用间篇》。看来，在中国古代，“间谍”还是一种军事手段，尚未形成独立行业。
1979年版《辞海》这样定义“特务”：“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