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匦胍桓鲋油坊灰桓鋈耍颐亲鐾胧且桓鋈硕さ降椎模说绞∈笔羌页１惴梗惺倍男∈卑就ㄏ５搅朔绻饽敲从琶赖牡胤剑换嵯肴タ纯捶缇埃私獾钡氐睦肺幕５鹊桨才糯硗挪喂鄣氖焙颍热缛セ揖退帕耍诜苫弦菜酰晕蚁衷谔乇鹉茉诜苫纤酢５�1964年，我的身体就彻底垮了。
陈乐民 我回国后就主动申请下放劳动锻炼。那时我们思想上有一个包袱，就是被认为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没有经历过与工农相结合。但是又以“工作需要”，总派我们到国外，不让我们下放。我们在维也纳的物质生活当然比国内优越，常常于心不安。1958年听说国内“大跃进”热火朝天，觉得没有躬逢其盛十分遗憾。到1959年，又听说国内开始物资匮乏，什么都要定量配给，觉得我们在国外“养尊处优”，更加坐不住了，于是和资中筠以及一位调去不久的同事，一同申请回国，与国内同胞“同甘共苦”。不过后来回国不再去倒不是由于我们申请，是由于和苏联吵翻了，我们撤出。
所以，我一回国就坚决要求下放。当时的思想就是如此，是诚心诚意的。资中筠因为正好怀孕了，所以不能下去。我下放在获嘉县，真正体验了浮夸、公共食堂、农村的赤贫和挨饿的滋味。那时每人每天口粮只有六小两（一斤十六两）毛粮（未去壳的麦粒），你可以想象吗？我在劳动时曾经因饿得腿软翻进水沟里。一年后调回北京，全身浮肿。但当时根本不会想一想大家挨饿的原因是什么……
资中筠 我虽然在北京，后来也浮肿了。同事中因营养不良得病的不少。
李怀宇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了？
资中筠 “文革”不久，就到干校去了。像我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就有一些年轻人贴大字报，把我作为一个典型，说领导的干部路线有问题，重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因为我出国比较多。
陈乐民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们两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她在国内，我是随代表团出国去日内瓦开会。一般开会回来，总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去接，那一次我们回来之后，没有人来接，我在车上的时候就问怎么回事。他们就讲：你到了机关就知道了。我一到机关，首先看到的是顶天立地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致出国人员书。副标题是：做保皇派还是做革命派，何去何从？我在国外工作，当时脑子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保皇派”，什么是“革命派”，觉得天下是要变了，接着就是“走资派”啊什么的。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7）
资中筠 我已经挨了不少大字报了。
李怀宇 在国外的时候知道她挨批的消息吗？
陈乐民 不知道。
资中筠 不通消息的。我的处境在“文革”时候跟他还不太一样。“文革”的重点是“当权派”，我们还好不在学校，在中央机关，连小科长都不是，所以还在“群众”中，没有被揪斗。我们在“造反派”和军代表眼里都是非劳动人民出身，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但是我出身问题更大，总比他突出一点。在“文革”之前，也被认为领导重用得多一点，我一年要出国八次，不但代表本单位的，而且被别的单位借调。比如说，五一、十一毛主席、周总理在天安门接见外宾，我总会上天安门，当时我自己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同事看在眼里，可能会觉得什么。所以运动一来，就觉得领导怎么对这个人这么重用，一开始就成为“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被打入另册。
李怀宇 下放的时候一起下放吗？
资中筠 我先下放到京郊，他还在单位。后来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整个机关下放，我们全家连小孩子一起都到河南干校去了。
李怀宇 还好一家子在一起。
资中筠 一家子在一起，起先是男女分开住集体宿舍，大通铺。后来我们主动要求住在老乡家里。
陈乐民 不，在住到老乡家里之前，还给我们一间房。有一段稍微好一点，成了家的能够分到一间房子。再一段就是军代表提倡我们下去跟老百姓住在一起。
资中筠 后来自己建房子，在干校就有建筑队，先从做泥胚砖起。
李怀宇 下放了多久又回来了？
资中筠 下放了两年，我们算比较短的，因为尼克松访华。从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就需要上调。因为中央预料中美关系打破僵局之后，外事活动就会多起来了。那时候等于是中国完全闭关锁国，根本就跟外头没有太大来往。要是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那时真的已经有了长期做农民的打算，所以学劳动活还是很认真，怕一旦完全靠劳动吃饭自己养不活自己。
陈乐民 周总理有一个指示：外文干部外文不能丢掉。大家忽然又学习了，就《北京周报》还让你看，别的东西不让你看了。
资中筠 我那时连这都不想看。不但有读书无用论，而且觉得读书有害。
李怀宇 中美关系好转以后，你们主要做什么？
资中筠 从干校回来，“和大”没有了，那个地方变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了，我们就算是友协的干部了，当时我调在“美大处”——美国和加拿大，他调在“欧洲处”，在那儿主要做接待工作。
陈乐民 那时候中国很穷，却不惜工本，请来的人吃住都是中国出钱，而且大多是左派。所以来的这些人只会说好话，不会说坏话。我们主要是做外事接待工作。再有一种工作就是由中国主持的所谓国际会议。当时是联合第三世界和国际毛派，反帝、反修。我们的工作是在中外文之间翻译发言稿。
改革开放以后，陈乐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作研究员，曾任所长、欧洲学会会长，资中筠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作研究员，曾任所长、《美国研究》主编。夫妻二人多次到海外讲学访问，在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上成就斐然。
李怀宇 陈先生的欧洲研究是怎么开始的？
陈乐民 我年轻的时候，维也纳时期就是在欧洲了，自然而然就对欧洲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后来我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就是跟欧洲打交道，兴趣是从这儿来的，好像好歹也是一二十年做跟欧洲接触的工作，应该深入研究。
资中筠 社会科学院属于国际这一片的就有八个所。
陈乐民 社会科学院开始是没有这些所，后来据说是领导觉得社会科学院应该成立一些研究国外问题的所。既然开放了，我们可以做点国外问题的研究。我们两个相差两年去了社会科学院，我是1983年去。因为大学学了法文，所以到了社会科学院好像是专门让我去研究法国的东西，其实研究的是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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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8）
资中筠 我是1985年去的，我调过来跟他还不一样。我有一次出国，在飞机上，正好碰到了李慎之，很谈得来，就被他给挖去了。我一到那儿就当副所长，1988年当所长。在1989年以后的形势下，我觉得我不适应当所长。1991年年底我就坚决辞职不当所长了，1992年出去做了一年访问学者。
陈乐民 我去了三十多个国家，说实在话，走马观花。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理解力增强了，这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成了我反刍的材料，这些是和书本上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的。
李怀宇 “行万里路”非常重要。
资中筠 我觉得非常可惜，就是我们“行万里路”，如果像现在的年轻人老早就会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并且会去看、记、写很多东西。当时连自己发表一些东西都是属于犯纪律的，工作以外做一些笔记好像不是该做的事情。所以是很可惜的，虽然有这样的经历。
李怀宇 你对美国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资中筠 我在友协的时候就在“美大处”了，接触的都是美国人，那时候不是正式研究美国，但是对美国的情况慢慢地就比较了解。分配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时候，是被分配研究美国，那时候美国越来越是重点了。也不是我自己选择非要研究美国不可，但是自然而然地就变成非得研究美国了。
李怀宇 现在来看，欧洲和美国走过的道路，对我们似乎有启发和借鉴的价值。
陈乐民 我对欧洲感兴趣，不是从这个角度。我不是想中国从欧洲得到启发，特别是政策。我有兴趣的是，应该让我们的青年人了解、理解欧洲也包括美国，西方的文明是怎么样从古到今，这个道路和我们历史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不同。了解欧洲文明是为了把它当作参照，更好地了解自己。所以说“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我完全是书呆子，想做这件事情。中国的包袱，欧洲没有，欧洲人背的包袱，我们没有。我从没有想给政府做思想库。我在欧洲所当所长时，是无为而治：你写的东西出来了，某个政府机关觉得有参考价值，那你就去参考，我不去适应你，不用你出题。我那时候当所长，不赞成“命题作文”，还有这点自由。那个时期，我觉得很舒服。
李怀宇 从当年到维也纳开始，后来不断有机会到欧洲访问，对你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乐民 应该说是不自觉的影响。那时候我没有自己的主见，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你让我上哪就上哪，而且做得非常尽心，非常出色。后来自己知道想干什么了，那是到了中年以后了，对我来讲甚至于是五十岁以后。
李怀宇 到美国访问对资老师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资中筠 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那一次还是走马观花。后来再去，我们可以挑地方，想访问哪些地方哪些人，那一次是真正去了解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