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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营役入民家食鸦片，袁世凯执而杀之。众役纠集五百余人，声称有烟瘾而罢工，要见袁世凯索钱回国。袁世凯命卫卒多备刀索，来一个杀一个，众役旋散去。吴长庆听说后问袁世凯：你果然能把他们都杀了吗？袁世凯道：众役不是田横之徒，示怯必来，示威必散。果来即将其都捆起来，按名讯问，认瘾者立诛，不认者释之，不过戮一二人，余皆必不认矣。
袁世凯这种铁血铁腕的秉性，很对李鸿章的脾气。据说有一次，李鸿章府上一个仆人和一个厨役私斗。厨役持刀追杀仆人，那仆人无处躲避，跑到李鸿章书房里，厨役紧追不舍。李鸿章正在看书，袁世凯侍立一旁。对那逃进来的仆人，李鸿章视而不见。厨役追进书房，竟把仆人拖出去用刀砍死。事后，有人问袁世凯：不管闲事是李老师平素的脾气，你在旁边为何也见死不救呢？袁世凯笑答：厨役持刀杀人，仆人一样有两只手，何不拿刀对抗？他任由厨役砍死，连手也不回，显见是个极无胆量和毅力的人。这种没用的东西，留在世上做赘疣，不如任他死了的好。李老师不救他，我何必去保护这无用之人呢！袁世凯的话，有人传与李鸿章，李鸿章拈髯笑道：“孺子真知我心也！”
进入民国，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仍然屡施辣手。他在北方强行改编和遣散革命武装，山东民军重要领袖连成基于军队改编后奉令入京，刚抵天津就被残杀于码头。他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反抗。当时北方有“共和中立死士团”、“监察共和团”和“铁血团”等革命团体，宣称“以铁血监督政府，排去国民公敌，促进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以“流血”、“暗杀”为宗旨，决心不惜生命对付那些“假意共和者”。袁世凯则以“铁血”对“铁血”，取缔这些团体，拘捕其重要人物予以判刑，而后在武装押解途中借“土匪”之手将他们杀害。直至最后杀害宋教仁，做出震惊中外的大案。
另一方面，袁世凯灵活机变，既善于向上钻营，又善于交接、笼络对己有用之人。袁世凯记忆力很强，见过的人隔数十年后仍能道其姓名、籍贯。且他为达目的，舍得花大钱。
袁世凯手下有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号称“王龙”、“段虎”、“冯狗”。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为示用人唯公，常用考试之法提升军官。北洋新军成立第一协时，王士珍考第一，当了协统；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第一，也当协统。留过洋的“将门之子”段祺瑞两次名落孙山，成立第三协时惶惶不安，深恐考试再落榜。不料考试前一天，袁世凯突然差人将他叫到书房，悄悄将试题递到他手中。于是，段祺瑞也考了第一，当协统。事后，段祺瑞每与密友谈起此事，总表示“受恩深重，终身不忘”。其实王士珍、冯国璋高登榜首，又何尝不是赖袁世凯所施的“恩惠”？冯国璋、段祺瑞丧妻后，袁世凯分别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和干女儿张佩蘅嫁给他们做填房，认了干女婿。袁世凯对他们优礼备至，百般笼络。如一日，袁世凯早餐时见有牛奶酪，便令差官电问冯上将军早起否，将这碗牛奶酪送去，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总统今早上正吃，想起上将军，特地送来。又一日，袁世凯午餐，有红烧大猪蹄膀，袁世凯说：“这是华甫（冯国璋字华甫）爱吃的。”又令差官电告冯上将军等一等再吃饭，总统就送菜来。
袁世凯军中文案阮忠枢，在天津结识了一个妓女小玉，欲纳为妾，回报袁世凯。袁世凯借口有碍军誉，没有同意。过后，袁世凯派人在天津购置房舍，秘密将小玉赎出，然后带阮忠枢赴津。时天色已晚，阮忠枢随袁世凯进入一宅院，只见堂上红烛高照，摆着丰盛的酒席，房中铺陈异常华丽，一个丫鬟一面喊：“新姑爷到啦！”一面从里间屋里搀扶出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忠枢如坠五里雾中，仔细一看，却见新娘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方才恍然大悟，从此对袁世凯死心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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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与治家（7）
袁世凯的三女袁静雪（叔祯）亦回忆道：
一次，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待，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了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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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练兵（1）
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清军惨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应该指出，这支军队并不是清朝国家经制军队，而如前述，它是19世纪中期由地方势力募练指挥、从基层社会武装脱胎而出的新军——勇营。这支新军（前有曾国藩的湘军，后有李鸿章的淮军）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重建了清朝统治秩序，后来就以“勇营留防”的形式留驻上层政权，尽管清廷始终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却实际充当着国防军主力的角色，掌握这支新军军权的各级将领也以地方势力的身份进入了上层政权。
清朝国家经制军队只有八旗和绿营。八旗军兵员极其有限，主力驻守京师，称“京师八旗”，其他分别驻防畿辅、东三省、新疆、藩部（蒙古、青海、西藏）和各直省，称“驻防八旗”。八旗早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另一支国家经制军绿营军，从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平时，绿营军实行汛弁驻防制，其兵力极度分散。绿营军军政不分、差操不分，兼之兵饷微薄不足以赡家，有的甚至兼做小买卖，从而养成了绿营兵将钻营猾巧、慵懒涣散、谋利敛财、漫无纪律、贪生怕死的积习。绿营军由“兵”组成，兵有兵籍，隶属兵部，世业承袭。“勇”，则是绿营为充实军力，从民籍中临时雇募而来。“勇”的粮饷虽不如兵，但同兵一样由官方粮台（后勤部）供应。“勇”作为绿营兵的附庸，无独立编制，唯从绿营将弁指挥。这些“勇”，虽是从基层社会临时雇募，但由于他们或本即无业游民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离开故土，随绿营军征调各处出战，除训练、纪律更不如兵外，已同兵没有两样。而“勇”粮较兵饷更为微薄，使得“勇”往往是扰民、兵变的主力。
绿营兵勇皆不可用，亟需兵力的上层政权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基层社会的武装上。
首先是“练勇”。19世纪中期基层社会的团练武装，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业余武装，类于保甲，各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战时助阵。练勇是专业武装，类于绿营之勇，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招募“四方精锐”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之，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团勇（或称团丁）来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用游手无赖之人顶替。练勇，则反复强调须杜绝市井无赖之徒滥入，或从团勇练出，或从本地有家有业之民中招募。同时规定，禁止各级官员擅自征调。而战乱中，基层社会组织诸多绅士奉上层政权各级官员的号召，自备资斧，率练勇出战，加入了绿营军征战的行列。另一方面，各级军政官员则变原来的募“勇”，为募“练勇”。也就是说，由地方军政官员统一指挥、与绿营兵勇共同作战的还有基层社会由绅士统率的专业武装——练勇。练勇的背后，是团勇、团练。练勇的一部分纳入绿营（或“投效”，或被“招募”），则改变了绿营原有“勇”的成分。
但是由于财政窘迫，清廷在绝大多数时候，要求练勇自行解决经费，也就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捐输解决。如此，各级军政官员将练勇直接招募入营的做法一直受到限制，而更多地采取调集各地练勇、配合作战或联合作战的办法。这使附于绿营的“练勇”，成为绿营旧“勇”及湘、淮军“勇营”的中间形态。
第二是“勇营”。人们通常认为勇营起源于湖南江忠源。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道光时举人，由办团练起家，以率乡勇平新宁会党，授浙江秀水署知县，后补丽水知县，咸丰元年（1851年）丁忧在籍。太平天国军兴后，他招募以新安练勇为主的“楚勇”，于蓑衣渡一役胜太平军，声名大噪，其后其威权益重，渐率楚勇独立作战，最终确立了“以勇代兵”的思想和全由练勇组成的新的军队模式。然而江忠源的楚勇，似乎还是介乎“勇”与“勇营”之间的“练勇”。楚勇曾因闹饷求赏发生兵噪，被裁撤不少，可知其粮饷仍有部分为官方支给；楚勇被“裁撤”加之“血战阵亡，所存无多”，江忠源又集兵募勇补充兵力，仍以兵勇为主。而奉命办理本籍团练、以家乡——湖南湘乡原有团练为基础练勇成军的曾国藩，则具体实现了“以勇代兵”，独立成营。至于“勇营”的特点，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总结了八条：1。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