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下级官员那里接受的礼物有很大一部分就通过这种形式送给了京城里的各种人。
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礼”是送给皇上、皇后，每年四节——万寿节、千秋节、长至节、元旦节地方高官都是要派人进京送礼的。皇帝的生日称“万寿”，这一天是“万寿节”，皇后生日那天是“千秋节”。长至节就是冬至，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所以古人认为这一天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是值得庆祝的，《后汉书？礼仪志》引蔡邕《独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这一天皇帝要举行祭天大典，称为“冬至郊天”。京城百官要向皇帝表示祝贺，地方大员也要派人送贺表及礼物向皇帝表示祝贺。地方官员在皇上万寿、皇后千秋、长至节、元旦等节日向皇帝送礼，在地方等于下级官员向上级送“三节两寿”。
除了这些特别节日，地方高官也在其他时候向皇帝送礼，以表敬意。在进贡的时候超标准送礼更是常见的事。礼物虽然表面上说可以是一些地方土特产，但实际上送给皇上的礼自然不能是不好的，也不可能是不值钱的。至于这些钱从哪里来，那自然是向下级要了，有时候地方上也搞摊派，地方大员向下属以向皇帝进贡的名义收钱，有时候收的钱大大超过送给皇上的礼物的价值。乾隆时代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就以办理贡品的理由向州县官员摊派，其中皋兰县一年就被摊派二三千两银子，而实际上，进献的贡品只值几百两银子，当然被摊派的肯定不止皋兰县一个县，多出来的钱自然落入勒尔谨个人的腰包。〔1〕
地方大员在向皇上献礼的时候，自然也得向为皇上看管家门的人——太监送礼，这和地方上的“门包”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这个门包的数额要大大超过地方罢了。在吴存礼送礼簿案中，送给太监魏珠的银子有20770两。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国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者都不能不送礼，就是对君主也不例外。”这话算是说到家了。
四 送礼作为政治
中国古代是所谓的礼治社会，中国人向以礼仪之邦为荣。不过，送礼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简单的习俗，它更是一种政治。
礼尚往来。礼的特点是有来有往。有来有往意味着对等，有来无往不称其为礼，因为它不对等。但是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送礼并非是有来有往的，下级给上级送礼，上级并未同样给下级送礼，对于下级来说，送礼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似乎意味着所谓的送礼是不符合“尚往来”的礼的特点的，它实际上并不是“礼”，而是另外的一种东西。那么，“礼”到底是什么？
孔子有一回非常生气，“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如果这都能忍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忍的？是什么事情让温文尔雅的夫子如此生气呢？原来只是因为看不惯人家观赏舞蹈。人家观赏舞蹈关你孔夫子什么事？你又有什么理由“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认为自己绝对是有生气的理由的，因为人家越“礼”了。原来按照规定，观赏舞蹈是有等级的，天子可以欣赏八行八列64个人的舞蹈，而诸侯只能看六列，卿大夫只能看四列，士只能看二列。 鲁国的季氏在身份上只是卿大夫，按“礼”只能观赏四列的舞蹈，而如今却公然在院子里观赏八列的舞蹈，这在孔子看来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从这个著名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礼”，实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等级秩序的实质又是等级福利，也就是什么身份的人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绝对不能混淆。这种福利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观赏舞蹈这样的小事。
所以，下级要给上级送礼，这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上级享有某种“福利”，这种“福利”包括物质性的“利”，比如礼品、礼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
那么，上级为什么能够享有这些“福利”？自然是因为上级手里有权力，而权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影响”的方式是减少或增加，减少他人福利是“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是“合理赐福/利权”。上级对于下级来说，正是因为拥有这两种权力，所以下级不得不送礼，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顺治年间的陕西分巡西宁道王化淳，到任后借口考察防守驿官，公开声言：“送礼者免责，不送者即革。”〔1〕在传统政治中，上级拥有对下级的支配权，下级的“福利”基本上由上级的意志所决定，上级可以包庇下级，也可以找理由惩治下级，所以王道台敢于公开宣称，送了礼的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不送礼的就等着革职吧。由于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每个人都追求“福利”最大化，为了避免个人福利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上级的“福利”——送礼是一种方式，巴结奉承也是一种方式，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物质性的，后者是精神性的。
送礼作为政治，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下级向上级送礼，上级还有上级，这样礼物就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递，最终在整个官场内部形成了按权力大小享有礼物、礼银的分配格局。对于这种格局，咸丰四年（1854）四川学政何绍基分析说，基层州县官员要向上级送礼，这和国家财政收入一样，是不能短少的，而州县官员的上级——“司、道、府、州又以所得于属吏者，各效纳于上官”。（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这就是说，每一级下属都要向上级送礼，上级在得到“礼”之后又再送给上级，就这样这些银子从县里流到市里，又从市里流到省里，再从省里流向北京。就整个官场来说，这是一个按权力大小分享福利的格局，是对一部分非正当社会财富按照权力大小进行的再分配机制。这，大概才是送礼的真义。
各级官吏在送礼政治中都得到了好处，增加了个人福利，那么“福利”损失的是谁？
清代的一位官员分析说，州县官员的上司向州县索要礼物，“州县官员借此指名向民摊派者亦有，取库银未还者亦有，遇词讼案勒索者亦有之”。（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噶礼奏折）这段话指明了所谓的“礼”有三个源头：一是“向民摊派”，二是“取库银”，三是“遇词讼案勒索”。第一个是向老百姓摊派，巧立名目乱收费；第二个是挪用国库的银子；第三个是在司法审判的时候向原告、被告勒索钱财。〔1〕这三种做###产生什么后果呢？乱收费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挪用国库银子造成了亏空的局面，司法审判时勒索钱财破坏了社会公正。亏空后会想方设法向老百姓伸手，说到底，“福利”损失的是老百姓。
一 曾国藩、李鸿章的烦心事（1）
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兴起一种居住上的“东贵西富”或“东富西贵”之类的说法。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比如清代的北京，在居住格局上就有所谓“东富西贵”的说法。它的意思是，清代北京有一类“富人”大多居住在北京城南靠东面的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所住多属“华宅”，而中央六部的司局级干部（司官）则多居住在靠西的宣武门外。（《清稗类钞？胥役类》）这些“富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靠什么发财？
清同治七年（1868），捻军即将被彻底消灭，这场从咸丰元年（1851）广西金田起义开始，历时近二十年的社会大动荡终于快要结束了。战争进入扫尾阶段，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让湘军、淮军的主帅曾国藩、李鸿章有点烦恼的是，军费的报销遇到了一点麻烦。麻烦的倒不是担心皇上说他们花钱太多——他们为皇上保住了江山，即使多花点钱皇上大概也不会太在意的，反正也不是皇上自己掏腰包。既然皇上都没有意见，那曾、李还有什么要烦心的呢？
让曾、李烦心的是“部费”。
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报销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一、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财政部），这叫“投文”；二、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看有没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这个过程类似于审计；三、户部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四、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希望准予报销的奏折，交最高领导——皇上审批，皇上一般都会同意，因为户部已经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一切都是符合规定的，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五、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那么一切就OK了，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这个过程，和现在一个单位的财务报销制度是一样的，户部如同单位的财务处，户部长官——尚书如同财务处长，皇上就是帝国这个大单位的“一把手”。
从报销流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报销是否顺利，关键是户部的审计，其他都是例行公事，走走程序。但是户部权力的真正体现不在审计，而在“批驳”——如果它说你的报销项目不符规定，说你有造假账的嫌疑，那你的报销就不能通过。户部这么说完全是工作职责，它有严肃财务制度的理由，而且理由非常正当。但是，这却是申报部门所不愿看到的。为了顺利报销，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就叫“部费”。它跟现下跑部钱进的“钱”很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在于，现在跑部钱进的“钱”大概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