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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周小川没有提到美元，但强调特别提款权意味着希望不堪重负的美元让贤。周小川将特别提款权视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文章开篇就尖锐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接着周小川做了一个重要判断：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随后周小川不点名批评“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市场人士认为，这是有史以来中国高层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最严厉的批评。
“世界经济不太平的根源是什么？不是其他，主要的根源是当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作为国家重要智囊团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呼应了周小川的观点。
“目前的危机绝对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的异常表现，也不是过去那种局部性的危机，而是对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各种矛盾积累的一次大清算。”夏斌指出，这场危机是信用膨胀的危机而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美国购买国债意味着其主动放弃国际领导者的责任，意味着美元霸权的结束。”经济学家*也愤慨地表示，美国正在制造全球通胀，让全世界为它报销经济衰退，美联储是在“耍流氓”。
事实上，由于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用美元购买国债，严重打击了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美元指数创下了1985年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对于美元地位的反思，中国并不是第一个。联盟正在悄悄形成，俄罗斯在G20提交的检讨美元作为全球独大的储备货币地位的提案，获得金砖四国中其他国家（巴西、印度及中国）的支持，同时韩国及南非也赞成此提案。甚至欧元区的大佬也对美元有意见，欧元区国家把国际金融危机看成是撼动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核心国家地位的重要机遇。
为人民币崛起而努力。事实上，人民币近期的版图扩张很明显。金融危机以来，央行先后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等周边经济体货币当局建立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双边本币互换安排。
中国也在积极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为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提供资金支持。在东盟10＋3框架下，各方已签署了17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1180亿美元。其中，人民银行与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中央银行签署了6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方承诺出资额为165亿美元。
人民币要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货币，将会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全球贸易可以接触的货币。对此，周小川正在采取有效的步骤，包括鼓励上海与深圳等五城市人民币结算试点、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多国央行的货币互换等等。这些都是在区域内来实现人民币的贸易结算，没有人民币贸易结算，就很难有人民币储备性存在。
第二个阶段，人民币不仅是一个贸易结算货币，还是国际性储备货币之一。从不完全兑换到完全可兑换，是一国汇率机制改革所能实现的，而从可兑换货币到国际储蓄性货币，那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对货币发行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会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货币发行国的资本流动和贸易结构会有明显变化，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有足够大的规模，而且结构必须均衡，没有这些条件，人民币要作为储备性货币也是不可能的。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以及8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都是在经济飞速发展和国际贸易积累大量顺差的时候开始其货币国际化的。中国现在正处于类似的阶段，确实是将人民币推出国门的好时机。
但货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及外汇市场和制度的改革通常与资本项目自由化同步推进。日本从1970年左右允许外资进入国内证券市场和国内资金投资国际证券市场，1973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到90年代才基本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其国内的金融改革直至本世纪初仍在进行。韩国1981年放开国内外证券投资，1990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2002年才完成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这表明，日本和韩国资本项目从开放到基本完成历时20余年。
全球失衡的“美元陷阱”
人民币正陷入一个“美元陷阱”。在人民币梦想崛起的时候，过去存在美国的储蓄正被一场阴谋强取豪夺。
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教授认为世界已被划分成两大经济阵营：一是拥有消费金融和高消费弹性体系的国家，如美国；二是高储蓄和高投资国家，如中国。西班牙、英国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迷你版，德国和日本则是当代中国的成熟版。
在两年前的那个世界，中国可以储蓄多过投资，并将多余的储蓄在美国消化掉，然而这样一个世界已经消失了。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在金融危机的早期，爱说笑的人曾调侃我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算趋于公平而平衡了：他们卖给我们有毒的玩具和受污染的海产品，我们出售给他们欺诈性的债券。
在最近10年的头些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很大，并开始吸引大量境外资本的流入。如果中国像加拿大那样实行浮动汇率，人民币就会升值，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会得到减缓。然而，中国却选择固定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此不得不大量购买流入的美元。随着时间的流逝，贸易顺差继续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跟着与日俱增。
在积累大量回报率低的资产背后隐藏着某种策略吗？大概没有！中国拥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俨然已成了美国公债共和国……像当年英国建立起日不落帝国一样：都是无意间造成的。
然而似乎就在那一天，中国的领导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面临着一个难题。其资产的70％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这就意味着，美元一旦贬值，中国将面临巨额资本流失。因此，周小川提议以国际货币基金会用来记账的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创造一种新的储蓄货币。
克鲁格曼认为，周小川G20前夜的讲话本身实际上是对弱势的承认。实际上，周先生说，中国已把自己推入“美元陷阱”，而且它本身既不能自拔，也没有改变造成其陷入这个陷阱的原始政策。
美联储当前政策的实质就是印钞票。如果货币的供给是无限的，这种货币就没有价值。由于美元供应的急剧增加，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实际已经贬值。这正如股票价值，即便由于某种原因股票价格指数仍未下跌，由于股票供给量已经大量增加，股票持有者手中股票的价值实际上已经贬值。一旦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遭受巨大资本损失。
中国之所以持有美元资产，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元是可靠的价值贮藏。我们之所以购买美国债，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国国债可以带来比国内投资更高的回报。但结果却是……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陷入了“美元陷阱”。
中国究竟是怎样跌入这个陷阱的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特征，是东亚国家官方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更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中国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相应增加。
根据经济学家余永定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杜里、弗斯特兰道和嘉保提出的所谓“BW2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当时这个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的增长模式的形成。
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为了解决本国的失业问题，必须依靠出口市场，必须维持大量贸易顺差。为此，中国必须保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盯住美元）。
在这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其引理是中国对外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依赖）使得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得到恢复。BW2理论也因此得名。
在存在顺差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不断干预外汇市场。其结果当然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
BW2是否可以持续呢？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有贸易顺差，美国有贸易逆差；中国出口商品，美国出口借据（或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中国积累债权，美国积累债务；中美双方互利互惠、各得其所。这三位经济学家断言，BW2至少可以再维持10年。
BW2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关键问题是，BW2是否真的像其提出者所断言的那样，至少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继续下去？
2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借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之机，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储蓄率问题的看法，回应了美国财长保尔森卸任之前的“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原因”的攻击，这也是高层少有的对外界批评的正面回应。
过去的模式已经终结，周小川认为，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