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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制度与小规矩（2）
记得在###参与高考方案论证时曾经遇到的尴尬。当我们提出把大学招生录取的权力交还给大学的时候，偏偏就有在座的几位大学校长首先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要不起”这个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很明显，一位由大学以外的权力机构任命的校长，是难以办出一所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的，而一所没有独立精神的大学，更是难以抵挡来自社会各方购买权力的涌流。校长的权力并非来自学校， 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他义无反顾地对学校负责？于是，本该由大学各自独有的录取权只好全部收拢起来，本该对不同的专业制定的各不相同的录取标准也只好暂且不谈，全国水平高低不等的大学、千差万别的专业，也只能由同一个考试机构用同一个标准为大学录取学生，他们依据的标准，除了分数，还是分数，什么综合素质，什么多元智能，通通束之高阁。这种价值判断传递到社会，再由社会、家长转换成巨大的压力传递到中小学校，于是乎，校园里的“分数命根”理论大行其道；于是乎，教育官员们开始无奈：“30多个减负文件，管不了中小学的负担过重”；于是乎，教育这项事关民族未来的千秋伟业，仅仅成为家长们实现家庭目标的跳板。
环环相扣的死结竟来自我们自己留下来的人事制度的锁链，大制度之下，小规矩难免无可奈何。沉痛之下，多少人在思考，根深蒂固的人事制度堡垒何时才能冲破？
你不要对她说“No”（1）
今天，一位在哥大工作的华人女教授向我诉说了家里的一场文化之争——围绕着照看她那一岁半的女儿，丈夫与保姆之间发生的矛盾纠葛。
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国白人，而他们请的保姆则是一位不懂英语的上海人，这下问题就来了。
一直以来，丈夫就对保姆照看孩子的方法心存不满，今天终于对着保姆比划了起来。在他看来，保姆总是在限制孩子，孩子的自主行动处处受到保姆的阻止。他认为，不能随意对孩子说“No”，在这个幼小的年龄，如果对她过多地设置障碍，就会扼杀她的创造精神和自主意识。
而保姆则十分委屈，她认为自己应该对孩子的安全负责，处处都要小心呵护，不敢有丝毫马虎，不想反而出力不讨好。
女教授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面对不同皮肤的脸色，左右为难。
不久前，我曾领教过她那位白人丈夫照看孩子的“功夫”。有一天，这位先生带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来到我的住处，随便往地上一放，便撒手不管了，任由那个一岁半的小公主在我那两室一厅里搞起了“大搜查”、“大破坏”，把所有的房间全都折腾得乱七八糟，连冰箱、微波炉都弄了个稀里哗啦，最后，当小家伙跑到厕所里要玩马桶里的水时，爸爸才和颜悦色地与孩子商量换一种玩法——教孩子爬椅子。
孩子很高兴，在家里，保姆因为害怕摔伤孩子，从来不允许她爬椅子，这下好了，有爸爸撑腰，小家伙把椅子搞得在地板上吱吱乱叫。任由孩子怎么折腾，爸爸统统不加干涉。在女儿爬椅子的时候，他的任务只有一项：确保椅子本身不会摔倒。至于孩子会不会自己摔倒，他反倒并不怎么在乎。
在他看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要靠自己学习，你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最终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本领。如果我们一味地对孩子说“不”，那么，孩子对一切就只会缩手缩脚，最终形成一种消极人格。
听他这么一说，我倒真的找不出多少批评他的理由了。
我们的一些家长总是埋怨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可是，仔细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事事顺从家长的要求，那只能做一个木偶了。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这“不准”，那“不行”，到底可以允许孩子干什么？其实，我们当家长的并没有给孩子留下多少空间。
不只是家长，学校里制定的种类繁多的规章制度，也大都是以“不准”开头，我们在单位里对员工说得最多的，也常常是“不能”如何如何。在这样的文化下，开拓进取成了标签，锐意改革也不过是唬人的旗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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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对她说“No”（2）
悲哉！一生中，我们遇到向我们说“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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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关注生命质量（1）
2005年4月20日 星期三
下午3点至4点40分，是莱维尼先生的《教育经济学》课程。
莱维尼先生是哥大教育学院的###，也是学院终身教授评定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他不仅在学院里备受尊重，而且在全美国，他在专业上的造诣也备受同行推崇。
第一次听课，莱维尼先生按惯例向全班同学介绍了我，而且还很夸张地把我描绘成一个教育经历异常丰富的专家。原来，他事先已经找有关方面了解了我的情况。在同学们礼貌的掌声中，我有些不自在地坐到了教室的后排。
莱维尼先生首先从教育成本的分析入手，展开对普通学术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的对比。在他看来，教育是为了使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大家同意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有理由关注一下接受职业技能教育的人们的生活。
从理论上说，职业教育的投资可能比普通教育要求更高，但实际上的状况并非如此。几乎在世界各个国家，职业教育的投资一直没能达到人们所希望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职业教育有些专业的成本是很低的，如职业教育的文秘专业和普通教育中类似的专业相比，其成本只有一半。客观上，接受普通学术教育会给未来带来更好的生活机会。
莱维尼先生强调说，表面上看，我们的教育是公平的，但事实上它真的公平吗？他认为，要真正把这一问题考量清楚，还是要从接受不同教育的人未来生活质量入手，研究教育成本与人的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许多原因，我们并不十分重视处在弱势一方的职业技能教育的投入状况，所以职业教育的学生视野太窄、技能单一，尤其是再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差，这样又怎么能保证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呢？
他坚决反对单纯强调人才培养的社会需要学说。有人一味地把人当作机器，认为职业教育是应付工业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工厂。车间需要机器，也需要技工，所以，我们既需要制造机器，也需要制造人才，特别是制造技工。站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思考问题，已经远离了教育的本义。“教育的应有之义，就在于关注人的生命质量”，莱维尼先生有些激动地说，“我们不能容许美国的教育滑向制造工具的谷底。”
我也被莱维尼先生的情绪所感染，心里很有些共鸣，我们的教育正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愿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避开这样的弯路。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生命并不只是一份工作和职业而已，生命是极为广阔而深奥的，它是一个伟大的谜，在这个浩瀚的领域中，我们有幸生为人类。如果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谋生，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整个重点。”
教育，关注生命质量（2）
考察美国学校，已经从校长、教师的口里听到了这样的呼声，美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已经对学生的教育增加了学术倾向的课程，即使是一些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学校，数学、科学、阅读等教学也在进一步加强。瑞典、芬兰等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时在一所学校内实施，增加大量学术与职业倾向的选修课程，以更有效地尊重学生的选择，而不是过早地把学生分流到普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学校。最近，香港刚刚通过的学制与课程改革方案，也是同样的架构。这应该是人类在经过上下求索之后，逐步认识自我、走向自我的必然。
我们的教育目前也处在了一个需要澄清人生与教育本义的十字路口，社会的功利带来了校园的浮躁，把学生为本、学生为中心抛到一边，漠视学生选择的权利，强行分流学生，硬性划定分流比例，并且不以为错，反而将这一切说成冠冕堂皇的社会需要。
我记起了苏霍姆林斯基给我们的忠告：“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各种知识，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
我想到了我们的教育方针，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到底该放在哪里？是致力于把人培养成工具，还是关注人一生的幸福？
在“Yes”和“No”之间（1）
晚上5点10分到6点40分，是苏姗小姐的《课程设计》课。苏姗小姐很年轻，看上去浑身充满活力。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也显得格外精神。
一上课，她首先发给每位同学一张卡片，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优秀学生和智力障碍学生的教学是分开组织还是合并组织？她要求大家就此发表看法。
美国人办什么事都怕人们走极端，为了避免学生把问题简单化，防止他们仅仅用“Yes”和“No”回答问题，她在黑板上画了这样一个图形：
优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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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班）1 2 3 4 5 6 7 8 9 10 （合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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