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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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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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尚鹄性格暴躁,好与人争执,甚至说:“这种日子太难受,真想跟他们拼了,反正是一条命。”我劝他:“眼下只有忍辱负重,逃跑很难成功,搞组织活动也不现实,你们已有教训,只有以合法斗争求生存,以生存求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研究一些问题,从底层看问题可能更清楚些。”他点头称是。

  熊绍武出身贫农,与我同龄,土改后参军抗美援朝,曾任炮兵副排长,共青团员,作战勇敢,转业后到供销社工作,l957年整风中,党支书动员共青团员带头鸣放,他说:“共产党让我翻身,又当了干部,我没有什么鸣放的。”老支书便深入启发:“你提不出意见,听到别人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呀,党的政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几次个别谈话解除顾虑,再不提点什么意见看来是不行了,便在会上说:“目前农民对统购统销有些意见,认为统得太死,购粮过多,有些人反映不够吃。”老支书立即表扬,说:“这个意见十分中肯,大家应向老熊学习。”曾几何时,整风转入反右,供销社单位小,捉不到大鲨鱼,便把这位曾是最可爱的人大会批,小会斗,说他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他一万个想不通,找到那位面容慈祥的老支书:“是你一再让我给党提意见,如今竟这样整治我!”老支书一脸尴尬:“这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怎么,你还不服?”于是,被开除公职和团籍,送去劳教。平心而论,他在劳动期间尚未受到过多的折磨,喊他在炊事组当炊哥,还有饱饭吃,但他一直认为受了愚弄,从心眼里反对这种愚弄普通人的社会制度。此时他在415那个劳教单位里结识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向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张走另一条社会主义新路。他觉得那些人很有思想,希望和他们走在一起。后来,东窗事发,熊绍武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他劳动很努力,也非常悲观,认为这辈子算完了。见到我成天乐呵呵的样子,不是唱歌,就是开玩笑,也不上诉,并没有把二十年徒刑当回事,便不解地问:“王眼镜,你为什么会那么乐观?你不觉得身上的沉重压力吗?”

  我宽慰他:“乐也是过,愁也是过,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原判十四年,还不满一半,如今又加六年,服刑期才三分之一。命运注定我要在这里度过很长时间,这里有这样多同命运的人,我们又无家室之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想到这里,实在用不着唉声叹气,也许这正是命运对我们的考验。”

  夏联松是刚投入劳改的新犯,与我同龄,也是曾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迄今还保存着当年穿过的军大衣和漆有“赠给最可爱的人”字样的口盅,圆圆的脸,端正的五官生来带一脸福相。他是富农家庭出身,当年卫国保家自愿参军,家庭便成了“光荣军属”;转业后回乡当农民,仍按富农待遇,妻子离了婚,到外省嫁给另一名现役军官,留下一子一女。他吸取教训,和另一位贫农女儿结了婚,但厄运还是未饶过他。一次,一个贫农出身的小偷到他家偷猪,被他捉住打了一顿,“社教”运动中他因此被定为阶级报复,判处有期徒刑l5年,他自然也想不通。他是从小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在部队中一贯积极,成为共青团员,多次受奖,怎么转业后却变成了阶级敌人呢?

  他大概只读过小学,却渴求文化,在部队向文化进军中是积极分子。他信赖文化人,便主动与我接近,希望能学点什么。队上图书室里只有一些枯燥的政治读物,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南方来信》,作为精神的慰藉。我也常宽慰他:“哪棵树上没有冤死鬼?自古以来,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会澄清一切。苏联在二十大以后就组建了谢列平为首的甄别委员会,你耐心地等待吧!”我给他抄了西蒙诺夫的《等待着我吧》,他很感兴趣,他那朴实而执著的新妻正在等待他呢!

  除了水田组,我在其他工区也结识了一些伙伴,如三区的卢泽民,身材颀长瘦削,随时保持立正姿势,胸脯挺得很直,抽着烟斗,显得清高而矜持,操北方口音,略带口吃,但思路清晰,系唐山工学院毕业生,学机械制造。他原在成都某信箱技工校任教师,因收听外台,给香港某信箱写信而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说:“你学理工科,有一技之长,将来必有所用。”他说:“你学文科更好,我没有机床就不能制造工件,你随时可搜集素材,把形象贮存于脑际,把故事融汇在心底,一有机会便可展示华章。”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互相鼓励,“未来是属于我们的,绝不要悲观失望。”

  卢泽民常与伍大荣谈心,伍大荣旧时在西北任战地摄影记者,对西北的风俗民情、官场轶事很熟悉,常谈起张治中、马鸿逵、马步芳在西北的故事,老卢说:“老伍胸中有韬略”,我向他请教,他非常随和。

  我还结识了霍中队长最讨厌的傅少安。傅当年已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自谦说在英国留学时间不长,才疏学浅。他年纪较大,体力差,搞农业活很吃力,提起队上的干事,他一句话定评:“讨厌至极”。那一年,还从浙江某劳改农场调来一批四川籍犯人,他们的囚服比较整洁,每人戴一顶草帽,其中的叶茂盛是一名军犯,喜欢和陌生人谈心。还有一个李耀三,是美专的学生,他经常找干部谈话,说他愿在严酷的环境中接受考验,并争取入党,虽经干部斥责,说他“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入党!”他却并不收敛,这个干部谈不拢,又找那个干部谈,状甚执著,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卢泽民却说:“这也许是他斗争的独特方式吧!”

  没用很长时间,十三队中的许多人熟悉了我,有的以目示意,有的含笑点头,有的促膝谈心,甚至成为知已,监督我的王松岭请我代他写家信,最令人讨厌的赵文堂还送了我一顶自编的斗笠。

  人的思想感情总能相通,人为的壁垒慢慢会垮塌。

  45李宗仁回国

  1965年夏,多年寓居美国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夫妇回国,在北京国际机场受到周恩来的欢迎。在欢迎的盛大队伍中,不仅有国务院各部门的领导、各界人士,还有原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以及被俘获释的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等人,场面异常隆重。一连数日,李宗仁夫妇及其秘书程思远夫妇,受到各方面的接待,参观、宴请、讲话,不一而足,一时间,他俨然成了一颗政治新星,这件事在大墙内也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反响。

  李宗仁曾是一位抗日名将。他领导的台儿庄战役因指挥有方,重创日军而扬名海内外,l948年在国大选举中击败孙科,任副总统。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李在美国政府支持下任代总统,不久派出代表团与*进行和谈,企图保持江南半壁河山,后却未在谈判条件上签字。蒋退到台湾,他寓居美国,已风烛残年,为什么在此时突然回国?诚然,一个远离家乡的老人耐不住寂寞,遥望大陆的土地和父老乡亲,怀有落叶归根之想,是很自然的。李宗仁作为桂系代表人物,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甚至隔海互相指责,这都是李回归大陆的深层原因,而直接原因无疑是*进行长期的*工作,向李宗仁作出某种保证,李权衡利弊,才作出这一抉择。

  大墙内的历史反革命犯对李宗仁这个名字较为熟悉,反映也较强烈。有人认为李宗仁有相当眼光和政治洞察力,所以回到北京,是因为对台湾彻底绝望,并看到大陆政权更加稳定,相信他会受到良好待遇;有人认为是共产党的政治感召力和凝聚力,“山岩也会熔化,顽石也会点头”;当然,也有认为李宗仁是自投罗网,老胡涂了,不了解共产党的惯用技俩。先甜后苦。将来会倒霉的。还有人埋怨自己当年参加起义和投诚,以致沦为阶下囚,如果逃亡海外,如今回来也会像李宗仁那样成为座上客。对后面几种反映,无疑被认为是极端反动的观点或阴暗心理作祟。

  新生反革命犯对李宗仁感到很陌生,说不出个所以然,李尚鹄和我熟读毛选,自然知道李宗仁其人。我还记得l949年初新华社发表过一篇《蒋介石与李宗仁优劣论》,极似毛泽东的笔调,对李宗仁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今双方不计前嫌,言归于好,李受到很高的礼遇和毛的款待,其实*才是大赢家,增加了自己的政治筹码。至于李宗仁等在大陆得以安度晚年,则是无可怀疑的。

  场部管教股为了摸底,专门派人到13队召开座谈会,由队上指定十几名较有政治头脑的人参加座谈。在水田里浸泡一整天,人已十分疲倦,晚上又被叫到晒坝座谈,场部干事要大家谈谈自己的真实看法。

  我倾耳静听,都是正面意见,说像李宗仁那样的反动分子都能回到祖国,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中央的感召力,李宗仁有政治远见,他的选择反映了爱国心,也说明了党的宽厚胸怀,既往不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下学习的哨音响过,座谈仍未停止。轮到我发言时已近午夜,院坝里很静,间或吹来一阵凉爽的风。我大概讲了四点:l.李宗仁回国反映了当前国内的大好形势。李宗仁为什么在大跃进时不肯回来,1962年困难时期也不愿回来,到今年才毅然回归,显然是他一直在观望,看大势,算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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