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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根本性问题，不可能因激情演讲和滚滚人浪而视而不见。以往伟大的战时总统，尤其是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讲的亚伯拉罕？林肯，就毫不犹豫地直面这些问题。而布什总统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这也成为其缺乏政治家风范的一个标志。
自由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一定是好东西。实际上，自由不断演变，并由此产生新的需要，废除旧的限制。1941年12月美国宣布对日本、德国开战时所秉承的自由观念早已经过时了。在某些方面，这是值得庆贺的理由。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原因。
这些既是量的变化，也是质的变化。在许多方面，美国人今天比以往更加自由，更多公民正毫无障碍地享受着美国式生活。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自由的重新解读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变革性影响。这种变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遗产。作为个人，美国人的胃口和期望急剧膨胀。尼布尔曾不以为然地写道：“文化软弱庸俗，视幸福为快乐，视舒适为幸福。”如果尼布尔今天还健在的话，他也许会对这个判断再作修改，因为美国人越来越视放纵为舒适了。
绪论 没有退路的战争（4）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满足这种胃口的综合能力无法跟上需求。结果，要在国内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就越来越需要美国人放眼世界。无论是石油、信贷还是廉价消费品，美国都期望世界能够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由此产生的权利感对外交政策意义重大。简言之，随着美国对自由的胃口增大，营造帝国的倾向也在增强。这两种倾向是一种因果关系。最初，美国人认为帝国是自由的对立面。然而，布什政府控制波斯湾丰富石油的努力充分表明，帝国已经成为自由的前提。
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悖论：行使美国式自由不再有利于产生建立和维持帝国秩序所需的实力。相反，由于过分强调消费和个人独立，行使自由可导致国家实力的逐渐衰败。当动用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成为维护美国自由的必要条件时，美国的力量储备已经被消耗殆尽。
例如，我们看到，越来越高涨的个人独立要求已经剔除了公民权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昨天的公民义务成了今天公民的个人选择。以前被认为是职责的事情（如紧急情况下加入保卫国家的行列）现在成了可以选择的事情。作为个人，美国人从未停止期望得到更多。作为群体的成员，尤其是作为国家性群体的成员，他们的贡献却越来越少。
同时，美国政治领导人，尤其是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已经不能够（或不愿意）解决“想要多少”与“能负担多少”之间的不均衡。历届政府在国会的煽动下，通过无节制的支出，加深了愈演愈烈的债务和依赖性危机。当被告知减税与入侵伊拉克相矛盾时，自诩的保守主义者、副总统迪克？切尼宣称：“赤字没什么关系。”两党的政客们当然可以假装赤字没什么关系。
希望国境之外的世界适应美国生活方式的想法也不是什么新主意。然而，自“9？11”以来，美国的要求变得更加执著。在这方面，新保守主义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观察非常准确。他认为：“美国未因‘9？11’而变，只是更加自我。”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袭后，华盛顿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涉美国人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这种信念表现为布什政府“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与我们为敌”的言论、蔑视联合国以及传统盟国、鄙视国际法，更严重的是走上了预防性战争之路。
布什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土地上自由的存亡日益取决于他人土地上自由的成败。”他实际上是说，作为自由的主要代理人，美国有权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发动战争，而这些战争从定义上讲是为自由而发动的。在这个意义上，“长期战争”（核心是某种具体的自由概念）的确是维护美国生活方式之战，同时也是扩展美利坚帝国疆域之战（核心是梦想把世界改造成美国的样子），一般认为后者是前者的条件。
可是，事态的发展表明，美国的准备非常不充分，打了一场没有退路和没有期限的全球战争。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缺乏（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去支撑一场漫长的大规模战争，而又想不对自己产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美国的实力是有极限的，不足以实现由狂妄和伪善催生的野心。
这就是美国当今最为核心的矛盾：要捍卫美国自由，就需要美国军队开赴伊拉克、阿富汗等地作战，但国内自由的行使状况削弱了美国的战争实力。中东的大巴扎（grand bazaar）不足以成为庞大帝国的根基。
绪论 没有退路的战争（5）
同时，顽固坚持军事路线不变最终会危及后方的自由。美国甚至在战时也拒绝收敛胃口，“长期战争”更加剧了经济矛盾，继续产生债务和依赖性。而且，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加剧了混乱，伤害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允许行政部门从国会手中攫取更多权力，让宪法走形。在这种意义上，“长期战争”既自欺欺人，也不合乎理性。
尼布尔曾写道：“人类历史最可怜的一个方面是，每种文明都以最虚伪的形式表现自己，把片面和普遍的价值观混合成最具说服力的说法，在致命的衰落开始时，还把苟延残喘说成永垂不朽。”未来的历史学家尽可以引用尼布尔的名言来精确解释这种将美国推入“长期战争”的愚蠢。
就当前来看，美国士兵承受了这一愚蠢造成的负担。美国士兵身穿作战服和防弹衣，美国人宣称崇拜和支持他们，但正是他们为这个国家集体拒绝直面国内紊乱而付出了代价。与恐怖主义势力对峙7年后，美国却发现战争太多、战士太少，未来也不可能增加兵源，弥补差距。其实，除了经济和政治危机，美国人现在也面临一场极不愿看到的军事危机。
伊拉克战争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是这三种危机最清楚的例证，表明了它们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程度。这场战争一直是毫无必要的。除非上当受骗或者言不由衷，人们早就认为这是一项徒劳的任务。或许更大的意义在于，这场战争是事与愿违、不可持续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拉克或许会成为美国自我救赎的救命稻草。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表明有必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园。伊拉克战争表明依靠军事力量维持浪费习惯徒劳无益。清算的日子就要到了。期望用更多美国士兵的生命推迟这一天的到来是极其错误的。如果一个人看不到永无休止的武装冲突的错误，历史是不会给予他良好评价的。如果一国选民将政治权力交付给一个无法摆脱持久战争的领导人，历史也不会对这些人高看一眼的。
美国人需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结束对外依赖，放弃帝国幻想，而不是坚持让世界适应美国。也许更难的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危机会激发美国人重新思考自由到底需要什么。士兵们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美国人也不指望政治家们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重任正落在每个美国公民肩上。
当前与1776年一样，杰斐逊的“三位一体”——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依然是美国平民的基本信仰。它总结了美国人的共同特性，确定了美国人的抱负，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提供了试金石。
如果美国人还热衷于杰斐逊《独立宣言》中所蕴涵的情感，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较大地修改了对那些“不可分割的权利”的理解。今天，美国人运用自由做了许多有价值的事情。有些人阅读、写作、作画、雕刻、作曲和演奏音乐，有些人则从事建造、修复和维护工作，还有一些人参加演出、音乐会和体育活动，光顾当地的多功能影城，不断地发短信，或加入虚拟世界中日益庞大的志同道合者“群体”。他们还做礼拜，收什一税，还有大量的人去照顾弱势群体。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说明在21世纪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如果要选择一个词来描述这种身份的话，也许只能是“更多”
（more）。对大多数当代美国人来说，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本质是个人坚持不懈地去购买、消费、放纵，并冲破一切干扰这一努力的藩篱。一张保险杠贴纸、一则讽刺性格言和一句伍德斯托克时期的告诫，用现代语言重塑了杰斐逊的“三位一体”：“最后谁的玩具最多谁就取得胜利”；“拼命逛街，直到倒下”；“感觉好就做”。
当然，如果说每个美国人都已经屈服于自我满足，那也是误导读者了。对这种诱惑的抵制依然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反对者试图遏制美国人的消费和放纵倾向，但他们打的实际上是一场后卫战（橄榄球术语），也许英勇无比，但不可能扭转局面。自我满足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我这么说，既非谴责也非赞美这一事实，只是承认这一事实。
还有人描述、解析并悲叹这一状况的文化甚至道德影响。但是，没有人思考美国人需要“更多”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对外关系。美国当前的消费和放纵倾向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几乎全部是负面的。在过去60多年间，不断满足日益上升的消费需求导致了美国的极度依赖性。美国可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事实是，美国人已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自我满足倾向威胁着美国的福祉。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美国人不再具有清教徒传奇般的勤劳和自制习惯，而是因为他们背负着越来越多代价高昂的海外承诺，而他们越来越承担不起这些义务，同时面对许多现实的威胁，却不知如何应对。随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