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次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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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崛起-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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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8)
这种社会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等于宣布了一条规则:我们嘴上要时时刻刻念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条,但实际上我们会另外实行一套。周礼在这一规则上有两点与汉武帝时不同:一、周公旦所制定的周礼及一整套国家制度很纯粹,很淳朴,而且国家没有实行汉武帝这样的明抢暗骗,所以,西周政府的信用还是很不错的——周天子为了褒姒一次行骗就毁了国家信用,但直到东周灭亡前的一刻,周天子仍然是周礼的典范;二、周礼是西周、东周的一贯政策,并没有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即使有规则,也不是遍及全民,成为一种全民心照不宣、共识性的社会行为规则。
  在经济领域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那必然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得到支持才行,所以,汉武帝也需要树立一个单一思想,就像秦国需要法家思想一样。有些人认为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这一切都是班固在造假,班固虽然是修史的,但一个班固还造不出这么大的假。到底班固造没造假暂且不去争论,有一点肯定就行了,那就是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这点是千真万确的。董仲舒有一段名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分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话说得很明白,也很直截了当,“统纪可一”、“民之所从”,汉武帝要的就是这个,这就够了,至于孔子学说中的那些高尚无比的道德信条究竟能有几样成为现实无关紧要。
  在汉武帝之后,儒家学说占据了主统地位,但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宽勇和”这些信条却没有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更没有成为官场的行为准则,相反,中国历史真正的主流“文化”是权谋之术——很讽刺的是,中国历史上只诞生了包公、海瑞这样屈指可数的几位“青天大老爷”。看看包公和海瑞做的那些事,实际上不就是身处其位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吗?可是他们却成了榜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满朝官员眼中的“迂憨”,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标准,这些官员不说全部都应该是充满智慧的高人,至少也应该是清官吧。包公、海瑞这样的人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那不就是说满朝文武官员都是淤泥吗?也就是说,奉行儒家思想的结果就是培养了大片的淤泥,这样的结果到了社会那里,到了民间,就成为一句话:“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聪明点的人,“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才是读透了六经,不想在这淤泥里打滚的人,就学陶渊明归隐了。要不就一边当婊子,一边立牌坊,苦心钻营,往上爬,这是混文化。混文化的高级境界就是郑板桥的那句名言:“难得糊涂”,不知道孔老夫子在天之灵如何评论这句话。
  其实,儒家最精妙之处不在于仁义礼智信,而在于尺度可宽可松,即由在其位者自行掌握,可以说是橡皮筋管理方式。这看似宽松大度,实际上奥妙就在于此:儒家学说是和人治最配合的,是人治最需要的工具,也是最能体现人性的——人性本贪,但社会又需要秩序,所以,制定一套“宽松”的制度法令,而由人来具体掌握,而不是刚性的成文法——如果像荆轲刺秦王时那样,台上刺客追着秦王跑,台下的武士就是不敢登台救驾,只能干看着,因为秦朝法律规定,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带着武器登上皇帝的台子,这样的话,谁还敢贪污?儒家思想就成为这样一种规则:外儒内法。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9)
所谓“外儒内法”,就是表面上大家都遵守儒家教义,都很正人君子,但实际上每个官员实行的都是内法,即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每一个校长都是一套规则,“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是一种规则。自秦汉以来,当盐铁官营之后,官本位就成了社会的核心,而吏治文化也就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这种规则也就成了中国真正的文化。从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大的官开始,层层有规则,一直到社会的最底层。韩非子早就用法家的语言将人治社会的真谛讲述得清清楚楚,他说:“设法度以齐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辞,勇者不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看起来是在说法律,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势”,人心真正惧怕的就是这种势。同时,韩非子也明确说明,除了要有“势”之外,还要有“术”,帝王应该“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朝臣也”,也就是说,帝王应该不露真相,心中的所思所想要藏起来,用暗中的力量驾驭朝臣,说得很明白,管理人要依靠人所惧怕的“势”,而这种“势”不能摆在桌面上,而是要藏起来,暗中发力。韩非子的意思是,既要有明明白白的法律放在那里,无论权贵贱民只要违法了都要追究,但作为帝王,又要掌握绝对驾驭人所需要的诡异心术。
  由此,当时的社会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有一套表面的儒家高尚道德思想系统,用来粗线条地规范社会;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用来完成利益的再分配,保障底层利益通过暗渠道向上流动。于是,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杯子社会”——透明的玻璃杯装水,里面则暗流涌动,热水向上升,冷水向下走。
  汉武帝确实有雄才大略,如果他和秦始皇调换一下位置,那么他也能统一中国。但那场对匈战争的危害在汉武帝后期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内穷侈靡,外攘夷狄”,结果是“天下萧然,财力耗尽”。其实,仅从军事上来说,汉武帝到底打没打赢匈奴还有争论,《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点倒是赞成的,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这场汉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把淳朴的中国社会变成了尔虞我诈的圈子,孟德斯鸠在其大作《棍棒统治下的专制帝国》中说过:“在中国,欺骗是允许的,一切用暴力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是许可的。”他又说:“向中国人买东西的每个人都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中国人信誉不好尤其是在贸易中,这是因为中国人生活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异乎寻常的贪得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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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1)
司马家族的优良基因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没有传下来,所以,司马家族众多的成员没有一个能重振晋帝国。晋帝国是整个上层都腐化透顶,骄奢淫逸和清谈虚伪成了帝国的唯一特征,它从一开始就臭了。
  前秦倒像个男人,可惜志大才疏
  与晋帝国隔江对峙的前秦倒是颇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帝国,可惜苻坚和项羽差不多,甚至还不如项羽能大兵团作战,在淝水战役中,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然还玩起退避三舍的游戏来,结果一溃千里,错过了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时机。
  中国历史在这里本来应该出现一个拐点,但很可惜,这个拐点没能出现,否则,很可能这时候会出现另一个盛唐,那就是“前秦帝国”。
  中国人编写历史的时候,总喜欢给帝王将相弄出点异于常人的色彩来,比如说刘备双耳垂肩、双臂过膝,其实这不过是古人的漫画,是在用一种漫画的方式告诉世人,刘备双耳垂肩,这是佛像,象征着厚德慈爱;双臂过膝,也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就像是美国动画片《大力水手》中所描绘的那个大力水手,有着螃蟹一样粗壮的前臂,刘备双臂过膝象征的是力量长于常人,举手可通天,落臂可触地,无非是想表达他是真龙天子,为天地间一奇人罢了。如果没什么天生异象的,也会装神弄鬼给自己贴金,比如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时候,就事先在鱼肚子里塞张用朱砂写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布条。五胡十六国时期,也出了这么两个天生异象的人,一个是显赫的慕容家族的慕容垂,他被说成是“少岐嶷有器度,身长七尺七寸,手垂过膝”——又一个垂臂过膝的人;另一个是前秦之君苻坚,房玄龄在编写《晋书》的时候说他出生时背上就有一条谶文:“草付臣又土王咸阳”,所以他取名苻坚。
  房玄龄此举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间接彰显李世民,因为李世民与苻坚颇有些神似,他们都是靠发动政变上台,都是杀死了兄弟,房玄龄因此通过给苻坚增添些“上天之子”的光环来暗示李世民也是这样的一个圣王。
  不过苻坚和李世民也的确是难得的帝王之才,而且这两人也都有很高的修养造诣,颇有“内圣外王”之形。另外这两人也都是胡人,唯一不同的就是,苻坚比李世民志大了些,才疏了些,而就是因为这点差别,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李唐王朝,而苻坚却与此失之交臂。
  淝水之战前的前秦已经颇有当年秦扫六国的势头。纵观中国历史,从八王之乱到隋统一中国前的这段时间与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没什么不同,历史已经完成了一个轮回,秦汉帝国崩溃后中国重新回到了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连各诸侯国的名称都重新归位,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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