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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辽同志发火了，站起来，拿起电话听筒，用发抖的食指拨了一个电话号码，等着对方回话。民间歌手们互相对视着，惊愕地晃头晃脑。
“这个人可真是条汉子！”民间歌手焦克·乔库说道。
“嗬，真了不起！”民间歌手阿利·阿利扎费里说道。
“他要叫那些人把一双鞋穿在一只脚上！”民间歌手科奇·居莱说道。
民间歌手焦克·乔库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要他改个说法：
“不是一双鞋穿在一只脚上，而是一双脚穿在一只鞋里。”
“你说对了。我说错了！”民间歌手科奇·居莱说道。
居辽同志转回头：
“不！你们永远也不会错！”
我和巴基里讪讪一笑。
“我是居辽·卡姆贝里，我要找编辑部主任梅尔斯·图法尼说话……哎？你是？……工作，那当然喽。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嗬，跟民间歌手的事儿怎么样？……知道，我知道他们是唱歌的，可为什么他们不能出版自己的书？……我说你们都出版了些什么！两本破破烂烂的书！你知道你是在反对方针政策吗？你把十本诗集稿退给了焦克·乔库，十二本诗集稿退给了阿利·阿利扎费里！你的神经不正常！真是可耻！……好了，好了，我要当着你的面，同出版社社长亲自谈这事儿……梅尔斯，你听着，你不正常！再见！”居辽同志说道，他气得脸红脖子粗。
民间歌手们继续摇头晃脑，小声地互相喳喳：
“听听！多诚实啊！”
真见鬼，一股凉飕飕的笑意攫住了我，巴基里使劲儿咬紧嘴唇！
“您救了我们，居辽同志！”民间歌手阿利·阿利扎费里说道。
“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荣誉！”民间歌手焦克·乔库说道。
“这是我的工作，我有义务这样做。”居辽同志说道，“可是，我们还是有官僚主义者，在我们处里就有这种人。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和我的一个同事谈过话，此人明目张胆地反对你们的诗歌里应该具有的色彩……”
巴基里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居辽同志歪曲阿拉尼特的思想，而且含沙射影地诽谤他，我觉得这不是正派的做法。
这时候，民间歌手弗罗克·道尔蒂尼插了进来：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帮助我们的既有出版者，也有政府机关。我只是想说我们不应该太挑剔，我们想把一切都出版。为什么一切都应该出版呢？”他冷静地问道，接着继续说下去，“一首咏唱的歌，跟一首发表的诗是一样的。所以说，居辽同志，不要大惊小怪地发警报，每件事情都挺正常。梅尔斯·图法尼同志准备要出版的诗集里，既有焦克·乔库的诗，也有阿利·阿利扎费里的诗，还有科奇·居莱和我的诗。是不是这样，我说同志们？我们干吗要这么惶惶然地惊动、打扰居辽同志呢？”
居辽同志接待民间歌手（5）
民间歌手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看得出来，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是接受了弗罗克·道尔蒂尼这番话的。居辽同志微微一笑，虽然他并不希望有人中间插这么一杠子。不过，他并没有作任何回答。然后，居辽同志把谈话转到了未来即将举行的文艺会演的问题上，议论起工作的内容来。为了给自己的想法涂脂抹粉，他背诵了几则谚语和民间歌手们几节精彩的诗：
“不工作，就没有工作！人民这么说，这也应该成为你们诗歌的主题。”他参谋道。
大家都同意这一想法，于是，居辽同志便背诵了几行诗：
“民间歌手阿利·阿利扎费里写得很精彩——
工作——脊椎骨里的骨髓，
工作——春天的花朵，
工作——长双头的鹰，
工作——人类的歌……”
巴基里又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对我慢条斯理地说道：
“这几行诗若是阿拉尼特听到了就好啦！”
民间歌手阿利·阿利扎费里一听到他的这几行诗，就开始在桌旁活动起来了。他嫣然一笑，说道：
“居辽同志，最后那行诗我不是写的‘工作——人类的歌’，而是写的‘工作——人民的节日’。”
“最好还是写‘工作——人类的歌’。”他说道，“我们应当说得更精确些。假如用‘工作——人民的节日’来表述，我们会被误解，工作不是节日，节日是工作的结果。”
“喂，我说，多棒的男子汉！”民间歌手焦克·乔库心满意足地小声嘟囔，然后抬高了嗓门，“居辽同志，我甚至还要说，那行诗应当改成‘工作——无产阶级的拳头’。”
居辽同志插嘴说：
“那样的话，上边一行‘工作——长双头的鹰’也要改，因为不押韵。”
“上边一行要改成‘工作——热火朝天的跃进’。”民间歌手科奇·居莱说。
“是这样！”居辽同志说，“这样一来，这节诗就应该是这样的：
工作——脊椎骨里的骨髓，
工作——春天的花朵，
工作——热火朝天的跃进，
工作——无产阶级的拳头。
“同一了。内容和形式都成功。”居辽同志总结性地说道。
会见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作了很多记录。我不时地望望民间歌手弗罗克·道尔蒂尼，他用手托着山羊胡，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透过窗户他朝达依迪山上张望，看样子是在思考些事情，突然间他说道：
“是的，是的！”
大家都有些奇怪地望着他，居辽同志问道：
“‘是的’？这个‘是的’是什么意思？”
“是的！”民间歌手说道。
“是的，是的！肯定高于一切，弟兄们！”居辽同志说道。民间歌手们喜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最后居辽同志跟民间歌手们握手告别，把他们一直送到楼梯口。
往回走时，我们在走廊里见到了阿拉尼特。居辽同志没答理他，而他对居辽同志连看都没看一眼。我放慢了脚步，阿拉尼特把头转到我的胳膊旁边，说道：
“居辽讲的那些参谋性意见你都记录下来了吗？”
“记录下来了。”我对他说。
“太好了，对你很有用。”他一边笑一边说。
我第一次看见他笑，他为什么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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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辽同志到山区去（1）
1
爸爸生病稍微妨碍了居辽同志到山区去，投入群众的怀抱。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到那里是为了向群众学习并以他绵薄的能力给群众以帮助。但是，鉴于父亲的情况在好转，而且过了重病期，他便开始认真地准备起来。他要到深山区出一次差。他没有理由再待在办公室里了。
在他居住的那座楼的院子里，一辆乳白色轿车等候一个小时了。迪奥金和巴尔德围着轿车转来转去，喊叫着：
“爸爸的轿车，爸爸的轿车！”
从窗户里传来阿蒂拉的声音：
“别捣乱，弄坏轿车！”
整个楼都在说：
“居辽同志要出差去！”
阿蒂拉很忙活，从一间屋子里走到另一间屋子里。为了准备居辽同志出差，她在有意识地整理一个绿色的手提箱。叠放好丈夫的衬衣、背心、睡衣和袜子。居辽同志把纸、笔记本、课题《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文化馆》的提纲、为课题他所需要的书、铅笔和钢笔装进一个挺大的手提包里。
阿蒂拉锁上手提箱，将它放在桌子上。居辽同志拉上手提包的拉锁，把它搁在手提箱的上面。然后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对我说，喝杯咖啡我们就出发。这时他又想起了一点儿事情，转身对妻子说：
“半导体收音机你放进手提箱里了吗？”
“哎哟！把这事儿给忘了！”阿蒂拉喊叫道。
“我说，这东西你应当作为第一件东西放进去！连续十天，在政治方面你想叫我变成个聋子吗？政治是一个庞大的怪物，可你并不熟悉它任性的怪僻劲儿，它要求你时时、日日地跟踪它，不然的话，它就要抛弃你。噢，政治的怪僻！嘿！你知道吗，当今的世界有多混乱？你想要不跟踪这种混乱？”
阿蒂拉走到另一个房间里，给丈夫拿来半导体收音机，同时告诉他把收音机拿在手上，因为手提箱已经塞得满满的了。
“拿在手上！为什么，你把我看成什么了？看成一个手里擎着半导体收音机，在大街上荡来荡去的流浪汉！”居辽同志来了脾气，阿蒂拉明白她的思想超前了。
夫人将咖啡壶放到电炉上，我和居辽同志在一旁等着。
“昨天，那个阿拉尼特气得我发火发大发了。”他说。
“你有点儿来火。”我说。
“我对他该怎么做呢？他公开地反对民间文艺会演的方针和奥林匹克节，方针是整个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居辽同志说。
我稍微沉思了一下，我对那个方针是有意见的，但是，我有个习惯，那就是提意见态度很慎重，讲究方式方法。
“真的，居辽同志，会演是不是太多了？”我问道。
居辽同志挺直了腰板，说道：
“不多，一年组织四次会演，这还包括小城镇和区的会演……”他说。
“那还是多。”我说。
“这要看是谁决策的了。”他含糊其辞地说道。
阿蒂拉给我们端来了咖啡，我们点着烟，接过咖啡杯。他对着妻子说道：
“这十天我要让你孤单单地留在家里。你要关心爸爸，如果发生什么，就往戴佩莱那区执行委员会打电话。对孩子要给予特别的注意！一周要去学校三次，要询问他们在学习和操行方面有何进步。不要让迪奥金在创作交响乐的过程中太劳累。跟街道里的女人们一句闲话也不要说。对流传的那种话要把道路给它截断，你就对她们说：‘这事儿我不知道！’她们�